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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戈德史密斯图书馆随后把这批藏书赠给了重组的伦敦大学，并将其储存在南肯星顿帝国研究所的中心大楼里。”戈德史密斯公司最初支付的价格是1万英镑，然而在1901年之后的13年里，它依然表现了它的慷慨大方，又追加了大约4000镑，以使福克斯韦尔能够继续收藏，并且使他能够以十分豪华的风格对这些小册子作了装帧。然而，福克斯韦尔继续藏书和使这些书获得精美外表的兴趣遭遇了挫折，挫折并不是来自戈德史密斯公司，对于它的慷慨大方福克斯韦尔曾赞不绝口，挫折是来自于大学。在福克斯韦尔看来，大学的官员们总是忘记托付给他们照管的这些东西的独有价值。尤其过分的是，藏书室同时还要用作会议室、衣帽间和其他一般用场。由于被这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占据着，那些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们却总是被拒之门外。在如何处置那些用额外赠款购置的图书上，也存在着许多官僚主义问题。最后，福克斯韦尔终于忍无可忍了，他退出了图书馆委员会，并从1915年春开始，就不再踏访他的这些珍爱之物。这种状况对福克斯韦尔打击极深，在他后面三分之一的生命里，这成了他的焦躁与愤怒的持久来源，以至于只要说起他，就不能不提起这件事。问题的原因当然在于大学的空间过于拥挤。在希鲁姆斯伯里，离大英博物馆不远的地方，又建起了一所新的大学，其中专门为这批书设计了与之相匹配的安放之所，这样，福克斯韦尔的灵魂可以在他的财富上空心满意足地盘旋了。
收藏是从1880年正式开始的，当时是为了编纂“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本的《国富论》”而搜集资料，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福克斯韦尔把这当作自己当时头等重要的工作。后来，福克斯韦尔自己记述道：“阿诺德·汤因比对工业革命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为了他能够使用，藏书涵盖了1760－1860年这一时期。后来，放弃银本位制这一不幸事件变得引人注目，于是藏书也开始注意通货和银行业问题。这样，藏书就呈现出一种总体上的特点，对于涉及英国历史的内容务求其全，某些方面的国外动态也尽量使其具备代表性……涉及英国的经济思想史是十分完整的，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在此之前的经济学家的资料也十分全面……如果说这里有什么侧重的话，那就是它力求搜集那些残缺而晦涩的文字，因为沿着这条线索可以发现那些几乎默默无闻的大众们的观念。这些文字，在将来，可能产生独特的价值和感人至深的意义。”这样，这些藏书就显著地体现出个人作品的色彩，它表明了福克斯韦尔本人在各个阶段的主要兴趣。最终，福克斯韦尔把它确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记录社会阵痛和思想困惑的资料，它与那些经济哲学家们对终极幻象的憧憬相去甚远，但是，现代社会正是从这些阵痛和困惑中诞生的。
这样，直到1913年或1914年，福克斯韦尔的主要工作就是使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的藏书更加完善，尽管他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有机会通过购买这些藏书的复本形成自己的第二批藏书。不过在此之后，第二批藏书就成了他的主要目标。战后，那些英国绅士们在17…19世纪收藏起来用作适宜的家居装饰的图书大量散失，这成了福克斯韦尔的大好时机。到1929年，他80岁的时候，尽管还有戈德史密斯公司支付的购书款带来的收益，但他已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又一次的透支危机。福克斯韦尔认为，银行家们应当把这些独一无二，而且总是升值的藏书看作是更安全的投资，其他投资，以他自己的经历来看，却常常贬值为零。然而，银行家们有自己的观点，对此，福克斯韦尔常常表示抗议，这对他来说倒不是装腔作势。当时，除了他的主要藏书之外，他的第二批藏书中大约还有4000件复本，为了解决眼下的危机，他决定首先把这些复本卖掉。他为此写了一个内容简介，对这批书的特点作了介绍。这个简介后来落入阿利·扬教授之手，他当时在伦敦短期任职，在他的建议下，这第二批书被哈佛大学以4000镑的价格买走。不过，当他为此目的到剑桥访问时，他发现能在圣约翰和哈维路参观到的那些主要藏书要有价值得多。这次访问的结果就是，这批图书也最终转归哈佛所有，不过，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福克斯韦尔死后才转交哈佛的。这批图书，大约共计20000余册，比起1929年来，它们今天显得更有价值、更难以替代。它可以与伦敦的戈德史密斯图书馆以及哥伦比亚的塞利格曼藏书并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经济学图书典藏。当然，在某些方面，它还无法与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相比——尤其是，戈德史密斯藏书中有许多来自名家的图书，而且哈佛这批藏书还尚未达到戈德史密斯藏书的精美的装帧标准。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它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它对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作品收藏丰富。福克斯韦尔早年并未对此产生特殊兴趣，不过随即他就发现，这些内容对历史、对经济制度的进行过程具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现在称作制度主义的那些内容，福克斯韦尔很早就把它们作为经济学家们必须加以研究的课题，他是意识到它们的重要价值的先驱之一。另外，他还经常抨击那些证明社会不过是独立个人的简单加总的虚假证据。总之，与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相比，哈佛的这批藏书在历史方面更突出，它必将成为历史学家们有用的资料来源，无论是那些研究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以及经济文献的历史学家，还是那些研究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演化过程的历史学家，乃至那些研究政治史和一般历史的历史学家。
福克斯韦尔的藏书有两大特点。他为它们编写了目录，并做了整理，但并不是按作者来编排的，而是首先按年代，其次按专题。这就是说，所有发表于（比如）1741年的作品都被编目在一起。这样，就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每年发生的事件和观念的概览，从中可以判断出那个年代的人瞩目于哪些问题。希格斯先生在编写《经济学书目》时也遵循了这一程序，这本书主要就是建立在福克斯韦尔藏书的基础上的。它的编纂得到了英国科学院和皇家经济学会的赞助。它的第一卷，覆盖了1751－1775年，已经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福克斯韦尔藏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把结止点选在了1848年，而对此后出版物的购买则仅限于历史方面的著作以及与前1848年时期相关的著作。他经常说，他之所以选定这一年部分是因为这一年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部分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欧洲革命。也许我们可以不无伤感地加上一句，就是这些部分是因为福克斯韦尔希望他本人和整个现代社会能在接下来的1849年（收获的一年，他说）中获得新生。福克斯韦尔只选择了在他发表作品之前就已发表的那些作品。
与杰文斯不同，福克斯韦尔不但是个藏书爱好者，简直就是个藏书狂。他喜欢把一本漂亮的书拿在手中，然后回想它来自于哪一个著名的图书馆或所有者。出处，是他总要在笔记中作一记载的。他既作笔记，也经常向人谈起这些事情，他津津乐道的样子也的确能使读者或听者相信这些细节何其重要。那些曾到哈维路的书房中拜访过他的人，有谁没有握过原属于大弗星德里克的斧柄呢？又有谁没有读过他1882年1月16日在布里斯托尔以3先令6便士买下的那本《国富论》第一版的还算像样的抄本呢？桑德兰、奥斯特利公园、汉密尔顿宫、萨塞克斯公爵、坎布里奇公爵、伯克卢公爵、波特兰公爵、劳德代尔伯爵、乔治·查默斯、罗伯特·皮尔爵士、蒙蒂格尔勋爵、翁斯洛议长、阿什伯顿勋爵的某些藏书——实际上包括战前半个世纪中的历次书籍的重大流散——都出现在戈德史密斯图书馆中。还有一些图书来自于阿瑟·扬、亚当·斯密、李嘉图、科贝特、弗兰西斯·普雷斯、奎特赖特、西尼尔和斯迈尔斯等人的个人藏书。福克斯韦尔除了大量搜集议会的印刷品和法案之外，还收藏有一部分旧的银行券、许多经济学家的雕版画和版画。如果他的钱袋足够他买这些珍爱之物，他会像成为一名藏书家那样成为一名狂热的印刷品收藏家。
重要的是，在经过一番认真试验以后，他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原则，其中包含了许多思想、经验和行家的品味，因此有些方面值得一提。他很不喜欢卡片目录而更偏爱条目，可以在一张四开纸上写下很多。显然他是对的。对于那些喜欢一目十行的人来说，卡片目录完全不符合他们的习惯，而最难办的事情就是，除了图书馆和办公室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家具来装它们。他还坚持每本小册子都该独立装订，他可能是第一个背离了18世纪以来的习惯，直到19世纪，在剑桥或其他什么地方，还习惯于按照内容不同把6到8本小册子粗粗地装订成一本书，从而使这些书形成一个系列。他非常反对给书重装背衬。只要原书的装帧饶有趣味，即使快散架了，也应该用盒子装起来；如果原书的装帧并无价值，那才可以重新装订。在这里，他可能走得太远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书商们买到书后，在重新出售之前总要再装订一番，没有比这更讨厌的事了。尽管他也喜欢当时做得精美的装帧，但却反对继续沿袭那种装帧方式。他也并不反对“简装本”和“纸护封”，因为这样等于没有包装，用起来十分方便。他要固守这些原则，就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装订的任务。在戈德史密斯公司那笔特殊捐款的协助下，这项工作才得以完成。剑桥的斯托克利公司保持了16世纪的剑桥工艺传统，因而多年之中，一直由它来承担这项工作。福克斯韦尔对自己需要什么一清二楚，所以他给装订工人们下的指令也很细致精确。材料，一开始用摩洛哥的，后来选用了更好的尼日尔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