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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姆斯·穆勒和希鲁厄姆之后，再没有哪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对英国的革命社会主义加以注意，社会主义那些主要作家的名字对经济学家们是陌生的，情况只是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很难理解为什么J。S·穆勒会忽略这些人。霍利约克告诉我们，穆勒经常参加早期的合作社会议。他一定从他父亲那里听说过霍奇斯金，还从边沁那里听说过汤普森，他与汤普森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但约翰·穆勒的思想最擅长的领域是对社会哲学公理进行传播，对于那些真正富于创见而又深刻的概念，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社会学的，他都不能很快地接受。没有迹象表明他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这几位同代人，而他们倒是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启发。对穆勒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傅立叶和欧文的浪漫的乌托邦，或是圣西门与孔德的空想工业主义。无论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在其他问题上、他的流畅文风的魅力以及富于煽动性的气质使他的读者们感到，他的著作已经达到了不可逾越的巅峰。他的影响，总体上来说，是造成了万马齐暗的局面。自他的《原理》出版之后、整整一代的英国经济学家手中只握着这一本书。”
“威廉·科贝特，他的祖上也曾是英国农民中的一员，这位最伟大的民众领导人，与其说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位政治家。这与他的同代人罗伯特·欧文恰恰相反。他更多地抨击人和阶级而不是信条，更多地抨击政策而不是制度。但他经常倒向社会主义信条，尤其是当他断言生产者权利之时更是如此。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使劳动者在政治上觉醒，也没有人像他那样使人民问题的状况广为人知。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煽动家。他的风格与他的目标融为一体，他完全理解那些与之相连、为之奋斗的劳动者们。他的著作清新、活泼、令人愉快，正如吹过他那白垩山丘的漫漫海风，作品中体现出沉稳。健康、强壮而古朴的本能。其文、其人都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田园风格、乡野之气。……他是一个把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的赞同合为一体的典型。也许保守社会主义之父的称呼不应当加在金斯利和迪斯雷利头上，而正应当加在他的头上。”
福克斯韦尔的第一项浩大工程是准备编纂定版的亚当·斯密文集。1880年9月，杰文斯写信给他：“希望你的亚当·斯密进展顺利。”然而他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最终还是埃德文·坎南接手了这项工作。但即使福克斯韦尔完成了什么巨著的话，那也不是关于银行业和通货问题的，尽管他的教学和社会活动大多与此相关，那将是关于经济思想和经济文献的发展过程的。他在剑桥的早些年里，就经常讲授这一课题。在他的书目文献的帮助下，他形成了别人难于匹敌的渊博学识和历史洞察力，他还对经济学中的那些离经叛道之说怀有同情，这使他能够理解那些潜藏着的观念并能够加以解释。这些都是福克斯韦尔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其中没有掺杂任何的个人好恶。
福克斯韦尔喜欢谈话，乐于交游，因此他成了那些讨论经济问题的俱乐部和小团体的一个有力的支持者。早在1882年，他在被大学学院任命为教授之时，就成为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成员，并且一直是其中一名年长的成员，直到去世。他对英国经济协会，也就是如今的皇家经济学会的建立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他是理事会的初始成员，是三个名誉秘书之一，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将近47年之后去世。他是学会1929年至1931年的主席。他还是英国科学院的创始研究员。他也曾一度担任过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部的秘书，并参加了在加拿大召开的会议。科利特小姐在下文中记述了他在建立并维持经济学俱乐部中所起的作用，这一俱乐部过去常常在大学学院集会，如今已迁移到了伦敦经济学院。他是萨维尔俱乐部的早期会员之一，1879年加入，直到1917年一直是它的成员。多年之后，他还成为星期二俱乐部的创始成员，这个俱乐部建立于战时的1917年，在最近的20年中，它汇集了许多公务员、记者、学生以及金融和工业界人士，他们在一起讨论当时的热门话题，一时间热闹非凡。在这些集会上，福克斯韦尔的发言最引人入胜，最彬彬有礼，也最具魅力。在圣约翰的教员休息室里，一代又一代的同事们都乐于聆听他那清新的谈话，他的谈话毫无学究气，尽管他始终固守着学术这片领地和它所孕育出来的每一个保守观念。他的生活恬淡、质朴，一顿美餐、一瓶好酒、一个好伙伴，都能让他感激不已。
福克斯韦尔在55岁之前一直是个单身汉，1898年7月他娶奥立夫·梅为妻，她是W·E·多灵顿的长女，是一个有名的曼彻斯特货运公司的成员。他还在教学的时候，把学院的那间屋子用来储藏书籍，自己则搬到剑桥哈维路1号居住，他在这里住了将近40年，直到去世。他有两个女儿，长女名叫奥德里，在他妻子于1930年去世之后，这位长女就为他照管家务，从他晚年直到垂暮之时，一直以无限爱心对他进行无微不至的照料。尽管福克斯韦尔很有魅力，但他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他既任性又顽固，有时还非常不尽情理——如果谁想与他疏通龃龉，避免争吵，就会发现他非常难缠。可能是他的爱尔兰血统使他如此倔强、不肯退让，并且完全漠视英国人那种尽量避免决裂和出言不逊的习惯。对于那些薄脸皮的英国人感到痛心疾首的争吵，他却完全能够泰然自若。戈德史密斯图书馆存放着他的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书籍，而伦敦大学当局处置这一图书馆的态度使他大为不满，并与之展开了无休止的争吵，1915年之后，他就再未踏入这个图书馆的门。当然，他有理由大加抱怨，不过如果采取温和一点的方式，事情可能就会得到解决。他的我行我素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但这阻碍了他在讨厌争吵的英国学术界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曾以为60年前他在剑桥的青年时代脾气并非如此，这只是后来才发生的转变，但看来恰恰相反。刚才我们提到戈德史密斯图书馆，这使我们又回到那个最后的、也是首要的主题上来。福克斯韦尔一生主要的工作以及他值得为后人所称道的成就，是他对17世纪到19世纪中有关经济学的所有书籍、文字的研究、分类和收藏。
麦考利和约翰逊博士一样，也强调了那些短命的论文和小册子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可以指引历史学家们追溯当代思想的源流。麦克库洛赫第一个对这样的经济学文字做了收藏，不过他的收藏，按福克斯韦尔的话来说，缺憾很大，因为他“把那些不符合自己正统标准的书全都排除在外”。第一个进行无所不包的收藏的是杰文斯，福克斯韦尔也正是从他那里才学到了这一习惯。那是在1875年，杰文斯与福克斯韦尔一起在伟大波特兰街上漫步时，杰文斯劝福克斯韦尔在一个书亭里买下了一本兰德纳的《铁路经济》，自此而一发不可收，其后的60年中，福克斯韦尔购得7万多本书。仔细研读二手书的目录，挑选、购买、阅读那些新发现的文字，为它们作批注、编目录，以及把它们捆扎起来，这些，占去了福克斯韦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和精力。买来的书他读了很多，他所写的简短而重要的笔记和摘要多达数千件，它们有的写在封面内侧，有的写在衬页上，有的写在有衬页的纸封套上，还有的就写在纸封面上，这些使他的藏书的价值大大增加。他所收藏的小册子中，有很多是为哈佛大学预订的。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他开始买成套的著作，而不仅仅买那些单行本。如果错过一本值得买的书，那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道德问题。我记得他曾劝告我说，在这种事情上绝不能犹豫。他常说，“我经常为没有买一本书而后悔，但却从未因为买了哪本书而后悔。”去搜寻、查访，如果可能就买下来，这样就是一笔意外的收获。为了买到自己所喜爱的珍稀书籍，什么也挡不住他——不过，也许在过去那个时代他还无法习惯现已十分平常的高价格，因为他主要得靠自己。这种不可遏制的热情常常使他陷入相当尴尬的境地。他自己财产微薄，从没担任过报酬较高的职务，我怀疑他的年收入是否曾经达到过1000英镑。因此，当他想方设法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藏书家之一时，那的确是令人赞叹的。不过这意味着在其他方面的节制以及他夫人的热心帮助——他们的生活多年中竟没有一个仆人。
他常常大笔地透支，那样大的数额即使是比较宽容的银行也不会允许。后来，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危机，他不得不卖掉了一部分藏书，不过，一旦有了收入来源，他的另一批收藏就马上开始了。他总共积攒了四批藏书，两批较大，两批较小。
第一批，也是最辉煌的一批藏书，世间难能再有。1901年，戈德史密斯公司买下这批藏书并将其转赠给伦敦大学。在希格斯先生所编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词典》第一卷的书后附录中，福克斯韦尔以“经济学图书馆”为题讲述了这次购买的前后过程，同时也谈到了许多这批藏书的情况。本来，一家美国图书馆准备购买这批藏书，但在英国却没有人乐于购买。“在许多失败的尝试之后，皇家经济学会理事会在1901年6月25日的《泰晤士报》上向公众做了呼吁，同日还得到一位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支持。两天之后，令人尊敬的戈德史密斯公司提出愿意购买，于是双方成交。这样，这批藏书就留在了这个国家，而藏书的内容正是对这个国家历史的描述。戈德史密斯图书馆随后把这批藏书赠给了重组的伦敦大学，并将其储存在南肯星顿帝国研究所的中心大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