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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赫伯特·索默顿·福克斯韦尔
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圣约翰学院堪称剑桥经济学的摇篮。1868年，马歇尔由数学转向伦理科学，同年，福克斯韦尔也参加了伦理科学的学位考试，1870年参加这项考试的则是亨利·坎宁安。圣约翰学院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马歇尔和福克斯韦尔奉送给剑桥大学，他们两个相互比照，相互补充，除了同样真诚之外再无相同之处。我认为，是圣约翰的校长，伟大的贝特森博士施加的个人影响使圣约翰与三一学院一起鼓励对伦理科学展开的新的研究工作，而这时在剑桥大学，年轻教师们从事这样的研究却得不到任何的捐助。当三一学院把兴趣重心转向哲学（西奇威克和詹姆斯·沃德）、法学和历史学（梅特兰和威廉·坎宁安）的时候，圣约翰的兴趣完全转向了经济学（马歇尔与福克斯韦尔）。的确，这个学院为这些学科独自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60年代初，J．B梅厄和J．B．皮尔逊被任命为学院伦理科学的讲师，而在1868年和1875年，分别由马歇尔和福克斯韦尔继任了这一教职。在从1873年到颁布“新规则”以及取消伦理科学高年级学生的那段时期里，从后来取得的成就看，伦理科学学生比数学学生更出色，而这时的18名伦理科学考试一等荣誉获得者中，有9名来自于圣约翰。
福克斯韦尔最初讲授逻辑学、心理学和哲学，而把经济学留给马歇尔。但1877年，在（福西特获得教授职位之后）马歇尔离开剑桥去担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负责人时，福克斯韦尔与亨利·西奇威克和J．N．凯恩斯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经济学教学的光荣任务。这一状况持续了8年，直到1885年马歇尔作为教授重新回到剑桥时为止。从这时直到1908年这段马歇尔担任教授的时期里，无论在教学上、授课上、还是制定政策上（尤其是在1901年设立经济学学位考试这件事上），福克斯韦尔一直是二把手。值得回忆的是，福克斯韦尔第一次对学位考试进行监考是在1874到1875年，与杰文斯一起进行的，这时詹姆斯·沃德和J．N．凯恩斯正在校读书。而他最后一次监考是在1900年到1901年，这时则是A。C．庇古和D．H．麦格雷戈正在校读书。30年之后，他又正在主持皇家经济学会，可见，对剑桥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他经历了非常大的跨度。他从未离开过剑桥，尽管他与伦敦大学关系密切，到他去世时，虽然他已经不再参与教学，但按他在剑桥的居住时间计算，正是他在剑桥的第205个学期。在60余年中，福克斯韦尔一直是学院的讲师和导师，他在剑桥只获得了这两个职务。
对于自己没能获得其他职务，福克斯韦尔常常不无苦涩地说，这是由于马歇尔对他在这一学科上的治学方法怀有偏见。“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很大分歧，而在性格上分歧就更大。以至于我非常关心的事情在你眼里却毫不重要。”这是马歇尔有一次在信中特别写给福克斯韦尔的话。福克斯韦尔是受到19世纪中期在剑桥风行一时的行为准则的熏陶而成长起来的，这一准则要求一个人不仅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还要维护朋友的权利，所以，福克斯韦尔无法原谅马歇尔在1908年退休时支持庇古教授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但实际上，福克斯韦尔是马歇尔第一个真正热心的经济学学生，而马歇尔夫人则是福克斯韦尔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马歇尔还没有离开剑桥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他们都住在学院里，相互来往非常密切。实际上，直到1907年，他们还一直保持着亲密的私人感情，尽管他们之间的通信表明，两人之间不断爆发争吵。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对方所具有的天赋，马歇尔在写给杰文斯的前几封信中为自己争辩的时候，福克斯韦尔表示了支持，而当福克斯韦尔在1901年申请伯明翰商会主席职位时，马歇尔也写信表示支持，其中一段描述福克斯韦尔的文字很有引用的价值。“他是英国一流的经济学家，这是世人皆知的。他的作品，尽管还没有集结成册，但已经在世界精神宝库中树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的成功来源于他的睿智、清晰的头脑，强大的思维能力，宽广的感知能力以及良好的直觉；也来自于他那一经涉足就不遗余力的勤奋精神；还来源于他流畅而优雅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他的这种能力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恐怕后人也难以超越……他乐于与实业家们交游，他能够使人们很快就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他举止温文尔雅，学识渊博，而且处世老练。他的迷人风度一定会使他受到人们的爱戴。”
但在经济学的性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极端对立，这使他们没能较早地建立友谊和相互尊重。福克斯韦尔是这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我不能假装对实业有任何的亲身经验，但我是在实业和铁路建设的环境中长大的，并且从小养成了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习惯。在最近的15年里，环境的变化促使我与本国许多地方的商人和实干家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我也获得了很多机会来观察实业经营的方法和它遇到的困难，我也看到了实干家们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这一经历更确信了我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即在经济领域，所有的实际问题都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当然事先要对面临的特殊环境作一番细致，前后比较的调查，但从那些箴言中寻章摘句或者照搬什么普遍的教义都是无用的。”
与他的谈话和在讨论中的发言比起来，这些表述仅仅是和风细雨。据艾尔弗雷德·霍尔先生回忆，他早年在圣约翰的时候，曾坚持认为经济学不能算是一门科学。而在60年之后，他没能向皇家经济学会做关于李嘉图的会长演说。李嘉图是使世人相信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沉腐的邪说的人，然而福克斯韦尔为自己放弃演说寻找的借口竟然是他认为自己对李嘉图的抨击太有挑衅性。这并不表明福克斯韦尔反对对经济问题进行严格推理。无论是在90年代关于金银复本位制的大讨论中，还是在战后关于金本位制的大讨论中，他都对银行家和他们的“本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但他同时认为有效的推理是必不可少的，但推理的对象应该是既有历史又有当代的、范围广泛的事实资料，而不是那些抽象的、臆造的假说。沿着这条思路前进，使福克斯韦尔成为“自由放任主义”教条的很有分量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他比同代的大多数其他学术界人士都觉悟得早。他并不像他们那样了解自由竞争的普遍优势。他时刻准备着支持货币控制计划的出台。他曾经在80年代支持工业联合，在90年代支持复本位制，他也支持19世纪的温和的保护主义（拒绝在著名的教授宣言上签名），而在20世纪以来则支持放弃金本位制。他抨击英国经济中存在的愈演愈烈的“非道德”趋势，他认为这“比道德败坏更严重，它带来的后果是”“脱离时代潮流，阻挡了本世纪那些最成功的运动的进展”。“它的精神本质是极端实利主义的，为了积累个人财富而牺牲国民福利。在有些作者笔下，资本主义已经越走越远，他们竟然对高工资大加痛惜，认为这是堪与坏收成相比的灾难。”从他年轻时的预言可以看出，他是受到了金斯利、F．D．莫里斯和拉斯金的影响，并同情他们的抗议行为。尽管福克斯韦尔强烈地反对马克思，但我想，他可能是承认马克思的重要性的第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有些方面，他与另一位剑桥经济学家，阿瑟·詹姆斯·鲍尔弗很接近，鲍尔弗差不多与他是同代人，70年代的剑桥经济理论同样使他形成了怀疑主义的态度，但与福克斯韦尔不同的是，他常常是貌似谦恭而实则冷嘲热讽。马歇尔在他最初的理论建树与1890年发表的“原理”之间存在一个方法上的转变，如果说这种转变多少是受到了福克斯韦尔早年言辞的影响，这恐怕并不是捕风捉影。无论怎样，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很少形诸文字，但通过许多讨论和谈话，福克斯韦尔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即经济学不是逻辑学或数学的分支，而是一种处理公共事务的艺术，这种艺术的方法则是在充分利用全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后来，当马歇尔沿着这一方向一无反顾地前进时，福克斯韦尔在剑桥的存在对马歇尔多少成了一种讽刺，而当福克斯韦尔支持副主教威廉·坎宁安时，这种讽刺意味就更明显了，因为此公不但能言善辩，而且以争吵为乐事。然而，争来争去，马歇尔仍然是剑桥学派的首领，他也统治着那些前途光明的青年们，而这，从另一方面来说，更加削弱了福克斯韦尔“二把手”的地位，使他在剑桥落了下风，这种处境自始至终纠缠着福克斯韦尔，而这也正是观察福克斯韦尔的人生历程时抹煞不了的背景。
赫伯特·索默顿·福克斯韦尔1849年6月17日出生于曼迪普斯的谢普顿玛列特。他的父亲是一个小五金商人，后来又经营石板和木材，他自己的生意十分兴隆，但他的投资却不太有利，在1866年的奥弗伦·格尼破产风潮中遭受了损失。这样，到了儿子将要上大学的时候，家里却不像从前那么富裕了，这位父亲开始不断地抱怨（儿子也继承了这个习惯并保持终生）他的投资状况。尽管如此，到了1868年1月22日，福克斯韦尔终于能够心平气和地在日记中写道：“与妈妈下象棋，爸爸对我去剑桥很满意，因为我的好运气使花费减少了。”他的父亲对家教信条十分虔诚，并把他培养成一个卫理分会教徒。年轻的时候，他对参加布道极为热衷。例如，1868年1月5日“雷弗德·威廉姆斯在早晨做‘来自上帝的抚慰，它们是否微不足道’的布道，在晚上对年轻人做‘伯沙撤当晚死去’的布道，这两个布道都非常精彩”。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