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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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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因而决定拒绝允许我将其单独出版的好意。由于成文匆忙、落笔局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文布局不当、个人的武断见解过多,有些论点我本应该仔细推敲。而且,这也违反了我避开争论的原则。另外,在这篇文章中,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不如学生作业那样认真。因此,我决定对于财政问题保持沉默,直至我能把要说的东西以更镇密、更完整的形式表达出来。我现在正在从事这项工作,然而进展缓慢,时间却已飞逝。”

  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看出,马歇尔已经不似以前那般才思敏捷了。他无法把心中所想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几乎成了他无法克服的困难。1908年,他辞去了教授职务,希望能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脱出来,以期加快工作的进度。



  在马歇尔担任教授的23年里,他参与了三次重要的运动:创办英国经济协会(即现在的皇家经济学会);参与剑桥大学授与妇女学位的争论;设立剑桥大学经济学荣誉学位考试。这三次活动值得分别谈一谈。

  (1)题为“成立一个英国经济协会的建议”的一封公开信,是向着建立皇家经济协会这一方向努力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它在1890年10月24日发出,在其他人的协助下,由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个人签名。这封信邀请了联合王国所有大学和公众学院的经济学教师、伦敦和都柏林市议会的成员、曼彻斯特统计学会的成员、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会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下部委员会的成员等等,来参加1890年11月20日在伦敦大学学院自发举行的这次会议。会议主席是财政大臣戈申勋爵,会议的议程是“讨论创建英国经济学会或协会并出版经济学杂志的建议”。这封发起的公开信设定了该学会成立后实际上遵循的总路线。会上唯一持异议的是G.萧伯纳先生。

  (2)1896年,关于向妇女授予学位的争论使剑桥一分为二。马歇尔站在反对妇女要求的阵营中。实际上,早在纽纳姆学院建立之初,他就通过夫人和西奇威克的关系,与之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曾说过:“那里吸引我的,主要是由于它是英格兰第一所向妇女敞开大门的学院”。而他的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标题为“工人阶级的未来”,1873年发表)中,起篇他就发表了一番郑重声明,支持穆勒关于妇女解放的言论。他在文章中说道,穆勒的所有例证都“旨在说明,如果解除了人为习俗强加在妇女头脑中的束缚,使她们有充分的机会担当起对这个世界的职责,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将会大大加快。”正因为如此,马歇尔的态度对他周围的那个小圈子来说不啻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在经过另一方的大肆鼓噪之后,他的这一态度在改革者们最终遭受的惨败中起了某些作用,就马歇尔的智力而言,他足以找到维护自己立场的强有力的理由。实际上,在他呈交给校评议会成员的那份长长的文件中,他在反对使妇女的教育与男性完全平等时,语气温和而谦恭,言辞则华美而富于说服力。然而,使他作出如此结论的,主要是一种天生的偏见,再加上一个男人54年来的生活经历所积累下来的那种神秘的力量,他的理智,只不过是屈从了这种偏见而已。

  (3)最后,是马歇尔为创建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所做的贡献。

  1885年马歇尔回到剑桥的时候,政治经济学既是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科目,又是历史学学位考试的科目。20多年前,这两个系先后建立,从而开辟了剑桥大学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但马歇尔担任教授之后,就强烈地感受到:已经到了“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了。他特别不喜欢现有的课程设置,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学必须安于附属学科的地位。因此,1885年,一俟他回到剑桥,就开始据理力争,反对把经济学只作为考试的一部分,而他的课程又必须屈从这种考试。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实际上他已提出要求:给经济学一个新的地位,这与西奇威克不谋而合。下面就是他在演说中的宣言,这一宣言具有历史意义,它喊出了争取经济学独立地位的第一声,而今天,这一梦想已经处处实现了。“现在缺乏的是,对事实更广泛、更具科学性的知识,也就是一种更有力、更完整的研究方法,它将有助于更好地分析解决当代的经济问题。正确地发展和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是我们的头等任务,而这需要那些经过科学训练的人发挥他们所有的才能。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在经济学中已经太多了,他们虽然不失为优点,但目前最急需的却是一种保持头脑冷静和清晰的能力,这样才能追寻和分析那些由复杂原因引起的复杂的作用。然而撇开那些超人的天才不谈,这种能力只有在经过对各种前沿科学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获得。在剑桥大学,具备这样能力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学都要多,然而,可悲的是,竟很少有人来担当起这一任务。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极端重要性仅仅是体现在伦理科学的课程之中。与此同时,许多适于做最尖端、最繁难的经济学工作的人,一方面对伦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研究并不感兴趣,一方面又不得不限于伦理学这一樊篱之中。”

  马歇尔的呼吁正应验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一学科所持有的观点。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把这一学科建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使它拥有自己的基础,并且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确性。“某个特里默夫人、马塞特夫人或马蒂诺小姐曾经以口头问答或讲故事的方式,在某个聪明伶俐的家庭女教师的帮助下,向依偎在身旁的孩子们指出经济学的真谛。单靠这些,她们就能赢得声誉,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正是在马歇尔的推动下才得以实现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后,经济学就不像穆勒、杰文斯和西奇威克的时代那样,作为伦理科学的分支之一,可以由一位哲学家轻而易举地驾驭了。他最先树立起了对这一学科的专业的科学态度,让它超脱于世俗的争论之上,像生理学远离普通医学那样远离政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学终于占据了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二部分的位置,这一位置接近于马歇尔理想的位置。但是,直到1903年,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相关学科合建为一个独立的系并为此设立了荣誉学位考试之后,他的胜利才算得圆满,他自己也才完全满意。

  如此算来,从一个正式意义上说,马歇尔是剑桥经济学系的创建者。而就他与几代学生们的关系而言,这一荣誉就更当之无愧了。他把他的大半生活都奉献给了学生们,与此同时,他也决定了学生们的生活。

  对同事们而言,马歇尔有时也许令人厌烦、顽固不化;对外部世界而言,马歇尔可能显得刚愎自用、高高在上;而对学生们而言,他始终是一位真正的圣哲和导师,在他们的眼里,所有批评都化为乌有,他就是他们的精神之父,是他们获得灵感与抚慰的唯一源泉。马歇尔的那些怪癖和嗜好,可能是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但对学生们来说,这些正是他们所深爱的一部分。他们为马歇尔编造各种轶闻趣事(费伊先生可能是这种轶闻趣事的仓库),不到惟妙惟肖的程度决不罢休。如果他们的苏格拉底不那么古怪,青年们是不会满意的。

  要在纸面上把马歇尔对学生们施加的影响以及施加影响的方式描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学生在离开马歇尔的家时,头脑中的强烈感受可能就是:他刚刚参加了一次最有趣、最重要的海上探险。他在沿着马丁利路向回走时,怀中抱着一大摞刚才会见时从书架上拿给他的书。一回到住处,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渐渐感悟到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用一生去研究的课题。

  马歇尔的双重天性常常在不经意间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使坐在他身边的学生们获得了双重的启迪,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和对于目标的公正无私,这使他在理智上和道德上都大获裨益。对学生来说,刚才与导师探讨的课题竟然如探囊取物一般。这里有无尽的可能性,而又都可以追寻得到。

  “一切都是那么融洽,那么无拘无束,”桑格先生记述了这样的时刻(《民族》,1924年7月19日):“他从不装腔作势地把经济学说成是已成定论的科学——像语法或几何那样——人们只须加以学习而它已经可以不再经受批评,相反,经济学是一门正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学科。马歇尔在向学生赠送他的那本名著的时候,他会写下这样的赠言:‘某某惠存。希望他将会令这本书成为过时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自嘲,而是他对自己信念的坚持,那就是:经济学正在成长之中,没有哪部分内容已告终结。”

  切莫以为马歇尔对待学生是一视同仁的。他非常严厉,有时甚至刻薄。他也想鼓励鼓励,但实际上往往正相反。学生们把自己的著作送给他时,都还是惶恐不安,不知道他会怎么说、怎么想。克拉彭博士讲过一则他的轶事,很能说明他在讲课时的洞察力和敏锐的观察力:马歇尔对一位学院的导师说:“你们学院有两个很有趣的人在听我的课,当我讲到比较难的地方的时候,A。B就自言自语说:‘这太难了,我不想学了。’C.D努力去学了,但又没弄懂。”马歇尔大声说完,爽朗地笑了。他对这两个人的智力和秉性抓得很准。

  与其说他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不如说他是通过自己的学生成为当今的英国经济科学之父的。早在1888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就写道:“联合王国经济学教席中的一半是由他的学生们占据着的,而在英格兰的一般经济学教育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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