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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赶快集合把你们的强盗埋起来！’我们就来到了那个地方，我们的人在坑里游动着，那里已经是个水井，而不是坟墓了。我们拿起铁锹，一边埋一边哭。而他们说：‘谁哭，我们就枪毙了他。给我笑……’我只好弯下腰，那个发号施令的人发现后，就仔细看我的脸，看我是哭呢，还是笑呢？”
这是斯·阿列克西耶维奇在她的战争纪实文学《最后的见证人》中的一个片段。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单纯的援引，作家的纪实文学就是由很多这样的回忆组成的。
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生于1948年，白俄罗斯著名女作家，以写战争和灾难著称，并以自己的战争纪实文学在当代俄罗斯文坛独树一帜。从1984年起，她先后创作了《战争中没有女性》、《最后的见证人》（1985）、《锌皮娃娃兵》（1990）、《被死亡迷惑的人们》（1992）和《切尔诺贝利的祈祷》（1997）等纪实作品，其中以写战争题材的居多。从1980年起，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记者，开始在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创作领域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作家没有亲历战争，但对战争题材却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呢？再说，今天，无论是二战，还是阿富汗战争都已成为过去，封存在历史的记忆中了，作家再回归战争主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阿列克西耶维奇说，没有记忆的人，只能产生恶，除了恶还是恶。就作家本人的遭遇而言，她有11个亲戚在反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丧生：乌克兰外公死在布达佩斯城下；白俄奶奶在游击队遭封锁时，由于饥饿和患伤寒死去了，还有两家远亲同他们的孩子一起被法西斯分子烧死在窝棚里。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不能忘怀的还有那惨绝人寰的哈丁大屠杀和著名的列宁格勒大封锁……这些抹不去的记忆让她的创作锁定在了卫国战争的亲历者身上。于是一个在文坛上不被人知晓的新人开始了她的“创作苦旅”——拎着录音机挨家挨户，遍访战争亲历者，录下他们的讲述，然后将其转化成文字。就这样《战争中没有女性》和《最后的见证人》诞生了。下面我们试图通过作家的三部重要作品来解读她的战争纪实文学。
就叙事风格而言，虽然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战争纪实文学主要是通过录音材料整理而来的，但它不是访谈录，也不是证言集。它是由被采访者的声音构成的大合唱。是既有咏叹调，又有宣叙调和合唱的清唱剧；而作家的言语、语调和构思就是统筹调度众声音的乐队。如《战争中没有女性》是500个战地女兵的心灵剖白。这些前线女战士和年迈的老人把作家带到了战时的日日夜夜。她们在战场上度过了自己的初恋年华，在战场上品尝了初为人母的复杂心情，当战争结束，她们幸运归来时，很多人还蒙受着不被人理解的屈辱……《最后的见证人》讲述的则是战时儿童的遭遇。“书中有一百个人回忆发生在他们童年时的那场战争……主人公不是政治家、不是士兵、不是哲学家，他们是儿童——不偏不倚的见证人。”所以在《最后的见证人》中汇集了孩子们的声音：在文章开头援引的片段中，我们已经听出了孩子们面对死人的习以为常，面对母性的真情流露，面对胜利的欢欣雀跃……而她的另一部纪实作品《锌皮娃娃兵》是由日记摘抄和被采访者的口述记录组成。这里也汇集了不同的声音：有阿富汗战场上的医生、护士的讲述，有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了儿子和丈夫的母亲和妻子的回忆，也有从阿富汗幸运归来的士兵的自白。
就主题而言，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纪实文学突破了传统的战争题材。与擅写战争题材的前辈作家西蒙诺夫、贝科夫、邦达列夫相比，她既没有表现战争的宏大场面，也没有将战争作为考验人忠诚与否的试金石，更没有刻意塑造英雄形象和歌颂英雄主义，她关注的是对战争本身意义的思考，对生命价值和人性尊严的拷问。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战争题材文学记录的不是具体的某个人的悲剧命运，而是一群人，一个群体对战争的记忆，因此作品中没有鲜明的人物性格。作家对打仗杀敌本身并不感兴趣，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有关军事方面的专业材料很少，而人性化的东西则更多一些。作家力图粉碎战争神话，增强参战民族的自省意识。透过那朴实无华的文字听到的是对战争振聋发聩的谴责之声。因此可以说，阿列克西耶维奇是将反战倾向进行到底的作家。
那些亲历过战争的前辈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竭力表现的是苏联军人征服战争恶魔的伟大壮举，而女作家努力表现的是战争恶魔对人的生命的摧残和对军人在战争中角色的反思。比如，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中，她向我们描述了过去文学史上鲜为人知的穿军装的战地女性的体验：一个女兵回忆道：“我从前线回来时才21岁，已经是个白毛女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了。每当半夜里听到附近矿井开采爆破的声音，我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发疯地往外跑……”还有一个人回忆，当年她们在森林里的老橡树和白桦树下，埋葬了无数死尸。直到今天她还心有余悸，甚至不敢走近老橡树和白桦林。在《最后的见证人》中，没有军队进攻和大规模坦克战的战争场面，是儿童亲眼目睹的战争，很多人表白自从目睹了法西斯分子残忍的大屠杀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他们不自觉地也学会了杀人。这里我们仅举一个战争亲历者儿时的经历：
“……战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一个相同的梦折磨着我，我经常梦见那个被我打死的德国人……他跟着我不放，一直跟了我几十年，不久前他才消失。当我目睹了在他们机枪的扫射下，我的爷爷和奶奶中弹而死；他们用枪托猛击我妈妈的头部，她黑色的头发变成了红色，眼看着她死去时，我打死了这个德国人。因为我抢先开了枪，他的枪掉在了地上。不，我从来就不曾是个孩子。我不记得自己是个孩子……”还有一个被采访者回忆时，也说过类似的话：“自从我看到第一颗炸弹落地爆炸时起，我已经不是我（一个孩子）了。”难怪这部作品的书名下面特别指出：非儿童读物。
在《锌皮娃娃兵》里，女作家对阿富汗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还原了士兵在战场上的真实面目。比如，作品中有这样的记录：有些娃娃兵，为排遣作战中的恐惧，他们就吸毒使自己麻醉，然后就疯狂地杀人。作家剥去了昔日英雄的光环，再现了那些娃娃兵在战争中的真实感受。苏联作家与读者一贯在军人身上寄予的理想与希望被粉碎了。因此作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和指责。很多人认为，这种将英雄等同杀人犯的写法简直就是对那些无辜英雄的亵渎。尤其是那些长眠地下的士兵的母亲们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她们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她们站出来为自己死去的儿子们鸣不平，甚至将作家告到了法庭。而作家认为，战争是一种将人带进他的情感边缘的极端的场景，作家就是在创造或再创造这种特殊环境下的人的情感世界。她所希望的是，在唤起人们对战争的仇恨的同时，也能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令作家欣慰的是，她终于听到了觉醒的声音：“我不会谴责阿列克西耶维奇，尽管她这部书帮助老百姓了解了阿富汗战争的内幕，尽管读了她的书后，对我们这些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更加不利了，但我们的确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在战争中的角色。” 这是一个残疾士兵说的话。《锌皮娃娃兵》不仅在白俄和俄罗斯被搬上银幕或舞台，而且在欧洲很多国家，根据它改编的剧目频频在剧院里上演。《锌皮娃娃兵》深远的现实意义已经超越了国界：曾经发动过非正义战争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忏悔过去，避免历史上的错误。
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战争纪实文学是被采访者与作家合作的结果。表面上看，是作家在被采访对象面前倾听并录音，然后将这些录音材料转化成文字。实际上，作者在这里又不单单是听众，她不仅记录下沉重的回忆，而且在再创作过程中，她将所有的痛苦先吞下，然后再把它吐出来，细细咀嚼。这是迄今为止无人可比的。今天，当作家再次走近亲历战争的人，唤起他们沉重的回忆，共同回顾那残酷的岁月时，这无论对被采访者，还是作家本人都是十分痛苦和残酷的事。“他们开始讲述的时候，语调还比较平静，等快要讲完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在说，而是在喊了。然后就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很多被采访者甚至不理解作家的这种做法，不愿敞开自己记忆的门。因此作家在采访录音的过程中，也不是那么平静，那么顺利的，甚至经历了一些挫折。比如在采访《锌皮娃娃兵》中的主人公时，“那些从阿富汗回来的一些人，对我的盘问怀有敌意，他们不愿打开心扉。有的走了，有的不能讲，有的不愿讲，后来又亲自找到我……”
为了尊重战争见证者的回忆，客观地描述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作者尽量不发言，和读者一起默默地聆听战争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作家达·格拉宁在评价《最后的见证人》时，指出：“在这部由人类痛苦的见证汇合而成的纪实性作品中，作者的参与极少，几乎看不到，有时作者对讲述者略做说明后，就不说话了。但是我们感觉和听得到作者的沉默。她的沉默就是卡在喉咙里，没有讲出来的话。”作家适时地隐藏起来，就是为了让读者明白，战争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不可以再重复过去的悲剧了！这生动而沉重的记忆，就算是留给新一代的遗言吧。正像作家承认的那样，她希望人类的记忆是最强大不可战胜的武器。她的书就是“为了这种女性的信念！”斯·阿列克西耶维奇对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