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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罗斯最后对那群该诅咒的男人们转败为胜这点，我还是很满意的。这是我的看法。罗斯在这出戏剧的结尾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女人，任何人都拿她没办法。男人们被抛在一边。我确实认为它还是一部女性主义的戏剧。
几年前在国家剧院上演这出戏剧的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不是很成功。但它在结尾有一个精彩的片段。当时，罗斯和乔伊坐在一起，乔伊的头靠在她膝上。老男人在她旁边跪着说，“吻我。”哥哥伦尼站在后面。我只写道，“伦尼正站着观看。”而这个扮演伦尼的小伙子是个非常聪明的演员，很有天赋。我见过的伦尼一般都是站在那儿观看，想着：“现在我们到底能怎么对付她呢？我们控制不了她，没什么好说的了。”而这个伦尼是这样做的。（品特站起来，开始一步一步地移动，他越过肩膀回头看着，然后走向假设的罗斯。）那儿有道门。他打算一会儿就溜出去，他只是移动。这种表演很高明。你很快就能看出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都无法控制她了。
然而，1997年我看的一场法国演出并不理想——演出结束后，我走上舞台和演员、导演见了面，指出他们把某些内容全搞错了。他们看起来是没有理解这部作品。这场演出是这样的，罗斯坐在这儿，伦尼从她后面出来，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一个占有的动作。我说，“那是荒谬的。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拥有她。”他们确实误解了。
不管怎样，我仍认为罗斯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女人，我一直喜欢这个人物。我认为她也是很脆弱的，但她能战胜并降服那些男人们。
问：你说过，作为一名不喜欢观众或“欺骗观众”的演员，与你的观众之间有种敌对的关系。那种关系是不是也给了作者一些创作上的自由？
品特：是的，但要体会那种自由可是要冒风险的。在我的一生中最具戏剧性的一个夜晚是在纽约上演《回家》的那次。那是在1967年，我不确定观众有多么大的变化，但他们穿着貂皮的外套和礼服，很有钱的样子。当舞台灯光上移打到《回家》的字幕上时，他们立即就反感了，“上帝，我们到底在这儿看什么呢？”我当时在场，能明显感到他们对演出的敌意。
了不起的是，演员们仍继续表演。他们感觉到了观众的敌意，甚至对观众也很反感了，但他们仍全心全意地表演。最后，观众被打败了。所有穿着夜礼服的男士和女士们都被震惊了，因为演员们能无视一切地进行表演。（他哈哈笑了起来。）我认为那是一个伟大的夜晚。那是表演和观众之间的一个典型的竞赛实例。毫无疑问，那次表演是成功了。虽然情况并不总是这样。
我并不想把这种看法夸大。有时，如果观众明智，有接受能力的话，我还是喜欢他们的！
问：我对你的某些戏剧如《山里的语言》和《出路》还是感到疑惑。
品特：我认为，它们更多的是公开的政治声明。
问：因此，在那种戏剧作品中，想像力就受到束缚了吗？
品特：不。你知道我写作的惟一方法就是任想像力驰骋。在《山里的语言》、《聚会时光》以及《出路》中，我确实对某些非常可恶的人物感兴趣。我说的“兴趣”，是指我乐于也希望去充分描述他们令人震惊的方面。当然在《出路》和《山里的语言》中有残忍的邪恶势力。你必须让那些邪恶的势力不受束缚地去展现自身。
如果你说，“想像力受到限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试着在里面安置那些可怕的人物形象。
你知道，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以前的《生日聚会》中就有一个叫戈德堡的人物，他是头一号的讨厌家伙，但我乐于描绘他。
问：因此在《回家》中也有那类人物。
品特：对。（他笑了出来。）
问：你喜欢描绘那些人物的什么呢？
品特：我想了解他们的真实，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试图去谴责他们，当然也不为他们辩解——只是去描述他们。而我也认识到他们最终还是软弱无能的。
顺便提一句，明年7月在美国林肯中心将会有我的一场戏剧节，我要扮演《出路》中的尼古拉这个角色。我喜欢当演员，尽管我憎恶这个形象，他可是个凶手。但我会尽全力诠释他独特的丰富内涵。
问：你曾记述过作为一个作家和你笔下的人物形象的冲突，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品特：我是说，如果我试图去阻止人物形象的活动，他们会反抗的。人物形象也有它们自己的生命，这并不奇怪。
问：你是否尝试过不去按照人物形象的意愿来写作呢？
品特：没有，我不会。作为作者，你的手里还是有条皮带的。就像你牵着一条狗，你可以让狗四处跑动，但你最终能用手中的皮带把它拉回来。我是能控制住它们的。但最令人兴奋的是，如果你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看看它到底会发生什么？狗会四处跑动，遇见人会咬，会爬树，会掉进湖里，湿淋淋的，你就让一切自然地发生。那也是写剧本让人兴奋的地方——就让事情自由地发展，但手里最后仍要抓着皮带。
问：在你网址上有“1958年，我写了下面的话：‘实与虚之间并无明确的分别，真与假也是如此。一事未必非真即假；它可能亦真亦假’。”接着你又做了解释，“我相信这些观点在运用到探究艺术的真实性时仍是讲得通的。作为一个作家，我支持这种看法，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不赞同。作为一个公民，我必须要问：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法和体验对你来说矛盾吗？
品特：我认为并不矛盾。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当你写一部虚构性的作品时，你是处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世界很不一样。它是想像的世界。在我们不确切地称为艺术的作品中，对于真实和虚假，你不能做出明确的界定。你只要让笔下的世界自己展现，自己表述就可以了。而在我看来，在现实的、具体的世界中，要区分真实和虚假还是很容易的。我们被告知的许多言论都是虚假的。总的看来，真实被遮蔽了，我们不得不处处进行开掘、展现和反抗。
我认为，即使到现在我所说的还是不容变通的。当然，在艺术和生活之间还是有着相应的一致。这是必然的。否则，艺术表现什么呢？但它确实是复杂的，我们想像的世界和人类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而在我看来，政治问题根本就不复杂。
问：“我们被告知的许多言论都是虚假的”是指什么呢？
品特：这个是说，把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称为民主政体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指“民主政体”这个词语。
问：它所展示的内涵也是无意义的？
品特：是的。
问：因此，作为一种思想也没什么……
品特：不，不。（他笑了笑。）它是令人尊重的很好的思想。但我们被告知的不是谎言，就是一堆废话。我们的民主政体宣传机构明显是虚伪的。他们欺骗谁呢？问题就在于，他们想方设法去欺骗绝大多数的民众。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亲爱的父亲，他是在九十六岁时去世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精力充沛的人。我记得他常说，“但是报纸上是这样说的。我是说因为报纸上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政府、商业和媒体之间确实是同谋关系，虽然这是大多数人所不愿接受的。我认为权力机构实质上是轻视民众的，因为这是它们得以幸存的方式。但他们说的则相反，他们说，“我们爱护你们”，还有奥威尔式的说法：“我们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
甚至当他们虐待民众的时候，他们也会说，“我们爱护你们。请信赖我们。”让我吃惊的话还有，“我们通过虐待你们来顾及你们的最大利益。”
你知道，T。S。艾略特说过，“不要期望老人会平静。”因此，你也不会在我这儿看到平静，因为我越来越对那种谎言感到厌恶。
问：你所说的是什么样的虐待呢？
品特：各种各样的虐待行为，包括你和我所写的关于在美国监狱的虐待囚犯行为。我不是说美国会声称他们正在顾及监狱中两百万人的最大利益。但他们会说，他们正在顾及社会的最大利益。其实他们不是，很久以来就不是。他们做的是相反的事情。他们总是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小过错而压制民众团体。如美国2000年的总统选举，在佛罗里达州一定数量的黑人选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剥夺了选举权，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问：是的。我认为像你这样的英国作家在《新国际主义者》中谈论美国监狱的问题或许会让美国的读者感到吃惊。我想知道你是怎样涉入虐待囚犯这一问题的。
品特：我是在做调查的时候逐渐了解的。我在美国有一两个朋友，他们能让我得到最新的消息和报道，但他们在美国则被左右围攻。
问：你指他们是左翼人士？
品特：是的。他们受到围困，被孤立，但他们仍在那里，所以我能有新的消息。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我读了许多关于美国监狱的资料。当然，两年前我也读过特赦国际组织关于防暴皮带和电椅的报道。接着，我在英国做了许多这方面的演讲。因为我认为它不仅是美国国内的事件，而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既然美国对这个世界发表了那么多的声明，我认为我有权利对在美国发生的事实做出声明。
问：发表这些关于美国的言论，你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