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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让我想起了我读书的时候曾经写过的一篇关于浪费时间的短文，我曾因此而获得学校颁发的散文奖。这篇短文不是讲如何徒劳地虚度光阴——尽管这样写也许会使作品实用、生动——而是讲如果每一刻都利用起来我们将会收获多少。父亲就是我的典范。他甚至在浴缸里也要读书，在他一躺下来之后，就由我用香皂和法兰绒布为他洗脚、背和头发。洗好之后，我还要递上热毛巾。
“今晚你一定是想认识那个女人。”我打断他。
“什么？你还嫌这儿不够安静吗！我们来点音乐吧。”
他是对的。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不似郊外这般寂静，一如人们屏住了呼吸。
父亲挥了挥他从图书馆借来的唱片说：“我敢保证，你知道它但不足以理解它。”
用贝多芬第五大调来做背景音乐是个奇怪的选择，但我又能说什么呢？没有他的这份热情，我将生活在一个没有音乐的世界里。母亲曾经是教堂里的琴师，她常常带我们去看芭蕾舞剧，剧目通常是《胡桃夹子》，而去伦敦的时候，他们就带我们去看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表演。有时候他们也去舞厅跳跳舞，我喜欢看到他们盛装时的样子。正是由于这些细微的闪光点，我才发现我的人生充满意义。
父亲说：“你觉得我能够再进那间酒吧吗？”
“如果你道歉的话。”
“最好还是过几个星期再说吧。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东西吸引了我。那个女人不会是个犹太人吧？”
“我不知道。”
“听到我在伤痛的消息她通常都会高兴，在我们这个时代像这样的人除了犹太女人还会有谁呢？”
“你哪儿痛？”
“在来回车站的路上，我有时疼得几乎无法忍受，不得不停下来好在什么东西上靠一下。”我说：“我学过按摩。”
“啊，”他把脚放到我的大腿上。我开始捏捏他的脚、脚踝和小腿肚。他并不看我，说：“你的手很有力。你不会是个管道工吧？”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是做什么的了。我有一家戏院，现在我正在着手筹办一个教育基金会和一个专为年轻人办的制片厂。”
他轻声问道：“你是同性恋吗？”
“嗯，我是的。我喜欢所有的男人，你呢？”
“你说的是男同性恋吗？我的兴趣刚才已表露无疑，不是吗？对于女性的兴趣我永无止境。”
“你从来都没有不忠过吗？”
“我总是喜欢女人。”
“那她们喜欢你吗？”我问。
“这儿的地方官虽然很友好，但并不代表你就可以随心所欲。我可不想为女人丢掉工作。”
“你多长时间去一次酒吧？”
“我下班后会顺便去坐坐。我的比利已经走了。”
“永远吗？”
“大学毕业后他还会回到我身边的，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从前每到夜晚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和他谈谈心。有很多事情可以对小孩子说而不必在意他是否能听懂。我妻子和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也不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
“你是指性吗？”
“她看上去或许比你庞大，但她本人实际上还要庞大，在床上，她压着我就像压着一只虫子。说实话，我们已有18年没做爱了。”
“自比利出生以来？”
“对这事儿她从来就没有多大的兴趣。现在她淡漠……冷若冰霜……几乎像死人一样。”他一边说，一边让我继续按摩。
我说：“人们对于自己情欲的恐惧总是甚于其他事情，但她却让你承受着残忍的剥夺感。”
他点点头，“我打赌，你们这些同性恋家伙都会过得很快乐，在卫生间里相互凝视，然后——”
“人们一般都会这么想，但我已经独居5年了。”
父亲接着说，“我希望她在我之前死，这样我就有机会了……我们这些凡人之所以能在令人憎恶的环境里生活下去，惟一的理由就是我们有孩子，而你们这些人从来也不会有孩子。”
“你说得对。”
他向我展示我和我哥哥的照片。“没有这些宝贝，我就一无所有。只想为自己活着是荒谬的。”
“难道我不明白这点吗？除非他找不到可以为其而活的人。”
“我希望你是真的明白！”他说，“但并非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明白。”
如果夫妻之间的忠诚受到伤害而危及爱情的时候，孩子总是一种安慰。我曾是父亲的“女儿”，也是他的勤务员、崇拜者；我对他的忠诚让他充满活力。他把我和我哥哥当作他的镜子，从而为自己树立了某种个性。
这时候母亲推开门——只是推开一条缝以至我们都不能看见对方——告诉我们她要睡觉了。
“晚安。”我说。
父亲对我们很好，而我对此又做了些什么呢？我自己出资买下一家旧工厂，把它改造成一间戏剧工作室，在那年轻人可以和业已成名的艺术家们共事。我在那儿呆的时间很长，所以索性把办公室也搬到了那栋楼里。一离开家我便常常去那儿坐坐，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谁将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又会向我要些什么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花光了我的积蓄。记得父亲最喜欢的一本小说就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男人需要多少土地》。
我说：“不管有没有孩子，你总归是一个男人。有一些东西是孩子们无法给你的。”
他说：“在这条街上，我们这些人都献身于某些爱好。”
“女人也这样吗？”
“她们缝缝补补，或做些其他的事情，一刻也不闲下来。我儿子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时间如何使用方面的精彩美文。”
他啜了一口茶。贝多芬的曲子在一遍又一遍地播着，隆隆作响。他似乎很满意我按摩他的腿。看他没有让我停下来的意思，我就让他躺到地板上。对此他表现出他招牌似的热情：他把他的睡衣都脱了。我一边按摩他的每一个部位，一边在心里默念着“爸爸，爸爸”。当他最后站起来的时候，我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在暖炉上暖过的睡衣。
夜已深，但告辞还不算太晚。在郊区任何时候离开都无所谓，但父亲仍邀请我留下来过夜。我答应了，尽管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他会让我睡从前的房间，从前的床铺。
他陪我上了楼，踩着遍地乱放的唱片套、杂志、衣服和书籍，我步入房间。最高兴的莫过于见到我的那架钢琴。我仍然能够弹上一小段，但我的激情在于谱曲，这些曲子都潦草地写在放于钢琴盖上的笔记本里。当我开始在剧院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向任何人展示我的作品，而到最后我才相信，谱这些曲子不过是浪费时间。
令我有些震惊的是，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的内心所想并不在于我没有宣传自己，而在于我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不只是一个制片商。如果我有所选择，我会为此抱怨我的父母：在生命的历程中，他们只将自己视作旁观者。然而，我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无论是对失败，还是成功，抑或从事那些卑微的、疯狂的创意。我曾经只是一个“女仆”，一开始是父亲的，后来是别人的——我所支持的那些艺术家的——我怎么能够想像到那些就已足够了呢？
我的床窄窄的。透过薄薄的天花板，我能够听见父亲的鼾声和他的每次翻身。我真的从未听到他们做过爱。他们之间已经将这种物理上的爱转化为某种荒谬的理念。人们为什么要用他们的肢体做如此不雅的事呢？
我听不到母亲的任何动静。她不打鼾，但会为英格兰整日唉声叹气。起床后，我来到楼顶。借助厨房的灯光，我看到母亲穿着睡衣，脚踝上圈着长统袜，在客厅里蹒跚地转悠，然后又走进每一个房间 ，一边走一边绞扭双手，还和她脑子里喧闹的幻象喃喃地说着什么。
她静静地站在那抓挠什么东西，接着又突然展开双臂去撕扯。因为湿疹，她白天都是穿得严严实实。现在我看见整块整块的皮肤屑掉到地毯上，就好像母亲把自己化成尘土一样。随着优雅的舞步，她身体的碎屑也四处散布。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甚至成年以后，我都没有如此接近母亲。她总是强调她已经受够了两个孩子的吵闹和要求。出于母性，她并不希望我们死掉，然而正因为如此，她内在地牺牲掉了自己。
有一次，我的心理医生问我，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能否保持安静。应该说，与此较为密切的一个问题是，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能否不再为了分散母亲对自己的注意力而唠叨自己的事情。现在我决定下楼去看她的一举一动。她就像一曲难懂的音乐，让你不想靠得太近。但对于这样的音乐，我并没有建议你试图听懂它——你只需坐在那听，等着它来打动你。
我站在她旁边，她低头时瞥见了我。
“我给你倒些茶来。”我说。她竟然点了点头。
以前，有一次她在晚间散步的时候，撞见我一边看着一档午夜电视节目一边自慰。那好像是某个男孩组合，也可能是鲍威。“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她说，也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她只是我曾经的同盟者。
我冲了一杯柠檬茶递给她。在她站着喝茶的时候，我选了一个她身旁的位置，头也低着，极力想看见——在她颤抖得似乎被体内的电流击中的时候——她所看见和感知的东西。显而易见，曾经的我从未有机会能够抚平她的创伤。即使现在我也只是变得有点不怎么怕她的疯狂。
父亲仍然在床上打着鼾。他不大喜欢我和母亲呆在一起。他将母亲的孩子占为己有，并且讨孩子们的欢心，父亲不是一个共享主义者。
母亲快喝完茶的时候，又有些不耐烦起来。她徘徊着、嘟哝着、抓挠着：好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做而时间又所剩无几似的。我无法让她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