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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一些最美好的回忆。我常常会梦见我的父亲母亲，梦见伴我长大的老房子，虽然它并不富丽堂皇。当然，我从来就没有奢望我和父亲能够这样相遇，并且能说上话。 近来我越发觉得认不出自己了。“知天命之年”犹如一场悲剧冲击着我的心灵，让我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目标、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我似乎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是戏剧和电影制片人，并且在伦敦、纽约、巴西拥有房产，但我还是在抱怨。我被各种各样精神上的问题困扰着，虽然它们并不能击垮我，但我却因此变得羸弱。
我是在星期一偶遇父亲的，此前的整个周末我一直和朋友们呆在乡间。那里有不错的房子、漂亮的故人、精美的油画和出色的厨师。当时正值伊拉克战争伊始，电视里在24小时不间断地报道。我们一共大约 20 个人。老老少少都深陷在沙发里，一边喝着香槟一边笑着，直到我们看到数以千计的炮弹轰炸着驴车、肉体和民房。此时此刻，我们体会到了这个国家普遍的厌战情绪，托尼·布莱尔，这个我们曾经寄予希望的在野人士，如今业已成为继安东尼·艾登之后最受人诟病、最让人反感的领导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欺骗和隔膜的时代里。这一切都太沉重，相形之下，生命已琐屑得令人不安。
午饭一吃完，我就打车离开了朋友家。车开到火车站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一个文件夹落在了朋友的藏书室。在那儿，我翻阅了莫泊桑著作中的催眠术和狄更斯的催眠实验——这些实验给他和他一位朋友的妻子惹了不少麻烦。出租车又把我送回朋友家，但当我匆忙跑到藏书室的时候，清洁工刚刚打扫完卫生。“需要我检查一下吸尘器吗？”男主人问道。我看见他们互相扮着鬼脸。对此我表现得很大度，因为我考虑到我所找的东西实在微不足道。这是我的精神治疗医生使用的方法。幸运的是，明天我又要见到这个不错的医生。
文件夹没找到，我又回到了火车站并踏上一列火车。以前一直乘的是汽车，所以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坐火车意味着我将在离我老家最近的郊区火车站停留。当火车开进月台的时候，我发现尽管已经离开三十多年，我仍然在竭力辨认我所熟悉的那些事物，甚至熟悉的面孔。但雨太大了，我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当火车准备再次开动时，我想也没想就一把抓起包，跳下火车，冲到街上。
车站附近有一间小唱片店、一间书店、一个卖牛仔裤的地方和几间酒吧。我年轻的时候，一个当地的室内设计师带我来过这些酒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人，他无疑也知道这一点，但让·谷克多才是他的心中偶像。我们服安非他明片，在车站的卫生间里化妆，然后一起踏上进城的火车，而在做这些之前我们还聊聊法国文学、王尔德和波普。我们还有一个穿着打扮像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白人朋友。我们一起看戏剧和电影。最后我在一家叫威斯特安德公司的售票处找到了工作。在我把制片人当作终身职业之前，我一直在这家公司担任着这样的角色：舞台管理员、引座员、服装师，甚至导演。
现在我向父亲打听他的名字和工作，我当然知道如何取悦我的父亲。果然，他很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身上。然而我的顾虑仍然没有消失：我不确定我们看上去是否相像。我的衣服和我闪亮的新牙比他的贵许多；我比他重也比他高，块头比他大出约有三分之一：这都是我努力锻炼的结果。但是我的头发在逐渐变灰，我从不去染色，而父亲的头发还几乎全是黑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会计，并且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干了15年。他告诉我他有两个儿子：在空军供职的丹尼斯和我——比利。几个月前我去上大学了，而且我在那里表现得显然不错。我的处女作《等待戈多》——按父亲的话说就是“一部极端压抑的剧作”——受到了褒奖。但我想告诉他的是，事实上我不是导演，而只是制片人。
我告诉父亲，我叫彼得。我去找“刺激”的时候，就用这个名字，因此它被赋予相当另类的色彩。并非是我想自我介绍一番，而是父亲问我从哪来，做什么工作，但每当我准备回答时，他又用一大串的建议和看法打断我。
父亲说他得坐下来，因为他的坐骨神经痛好像要犯了，于是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父亲看着酒吧小姐，说：“她很可爱，不是吗？”
“头发很可爱，”我说，“但遗憾的是，她的衣服一点也不得体。”
“谁会对她的衣服感兴趣？”
我从未见过父亲还有这样一面，这与他一贯的作风大相径庭。以前我从不知道他下班后会来酒吧，我一直以为他是直接回家的。有一次丹尼斯外出，晚上我就一个人担负起保护父亲的职责。每天我在公车站等他，帮他提公文包。回家后，在他换衣服的间隙，为他泡上一杯茶。
这时候小姐过来拿走我们的酒杯，并清理烟灰缸。趁她俯向桌子的时候，父亲把手伸向她的腿弯处，顺着短裙滑到她的臀部，抚摸着、挤捏着。那个小姐挣脱了，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盯着他吼道：“我恨这个酒吧和这酒吧里的所有男人！你想让我把老板叫来扔你出去吗？”
老板果然火速冲了过来。他一把夺去父亲的酒杯，扬起拳头。父亲夺门而出，连公文包也没顾上拿。我以前从不知道父亲上班曾经没有带过公文包，也从不知道他会把它放在哪儿。我和哥哥以前常常说，他的公文包就像粘在他身上一样。酒吧外面，父亲在拍他身上的泥土，我把公文包递给他。
“谢谢，”他说。“本不该那样做的，不过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碰别人！”他问道，“你去哪儿？”
“我和你走一会儿吧，”我说，“我的包不重。我只是从这儿路过，要搭火车去伦敦，不过我不急着走。”
“那到我家去喝一杯吧。”他说。
我父母一向遵循非常精确的作息制度，精确到可以用数学来计算。为什么现在他竟然邀请一个陌生人回家呢？一直以来我是他惟一的朋友，但我们常常为了生计而各自奔忙。
“你确定要请我吗？”
“是的，”他说。“来吧。”
夜色沉沉，声音嘈杂，大雨滂沱，伸手不见五指。但我们都知道走哪条道，父亲走得很慢，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父亲似乎很兴奋，这是因为刚才在酒吧的经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有我同行。
转过一个弯，我们走上那条干净而熟悉的路。令我惊讶的是，它仍然与当年一模一样，这让我有些裹足不前。在我最近的一些梦里——虽然这些梦像灯下的壁画正在渐渐退色——有街灯在地上投射出昏黄的影子，郊野的小街因此而显得阴郁；街上长满了白色的花，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味道，整条街像是被埋在腐烂的玫瑰里似的。但是我在犹豫什么呢？进入屋里后，父亲推开卧室的门。我瞥见母亲跷着腿，坐在她那硕大的椅子上织毛衣，她旁边的小桌子上，还摆着一盒打开的巧克力，她不时地扒拉着那些弄皱的糖纸，弄出沙沙的声音。
父亲留下我而他自己则换睡衣睡袍去了。即使有陌生的访客，也不妨碍父亲按自己的惯例行事，实际上，除此之外他也想不出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我站在我所习惯的地方——母亲的椅子后面——在这儿，我的声响、抱怨和脸色，都不能妨碍她的自我陶醉。我向母亲解释我和父亲是在酒吧里相遇的，他邀我过来喝一杯。
母亲说：“家里只有去年圣诞节剩下的酒了。酒不会变质的，对吧？”
“对，不会的。”
“现在别说话，”她说，“我在看肥皂剧，你看吗？”
“看得不多。”
我梦里不祥的白色或许是由现实中的苍白激发而来——母亲总是在编着、织着：头枕、手套、坐垫套，这个家里的每一样家具上都必定有一样编织物。即使已经成年了，我连一双手套也没有买过，因为我会不假思索地想到要戴母亲织的。
在厨房，我准备替父亲和我自己泡杯茶。母亲把父亲的晚饭留在烤箱里，有香肠、土豆泥和豌豆。她把它们分开放在一个已有裂痕的大盘子上，现在它们都已经和石灰一样干了。母亲问我要不要吃点什么，但是此时此地我怎能吃得下东西呢？
我一边等茶壶里的水开，一边把洗碗池里的餐具洗了，站在洗碗池边能够俯瞰到下面的花园。然后我把茶和晚饭送到父亲的书房——以前是饭厅——里去。书桌上堆得高高的全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我只得用一只手从中挪出空儿来摆盘子。
以前我做完家庭作业之后，父亲总喜欢让我浏览一下电台的节目单，标出节目好让我替他录下来。如果我走运的话，他会读给我听，或者跟我讲讲他感兴趣的艺人生活——他们都是父亲的朋友。这些艺人的生活堪称模仿，但只有傻瓜才会试图模仿他们。听他讲的同时，我会把手伸进他的睡衣领里，给他挠挠背，要么就抓抓他的头或者按摩他的手臂，直到他眼里流露出快慰的神采。
现在，父亲穿着睡衣坐着，一边吃一边告诉我他正致力于他的“读书五年计划”。他正在攻读《战争与和平》，下一步他打算读《追忆似水年华》，接下来是《米德尔马契》，还有狄更斯、荷马、乔叟等人的全部作品。每一位作者他都分别备了一本读书笔记。
“这样一步步的进行，”他指出，“会让你对文学了如指掌。这样你的兴趣当然就不会被消耗殆尽，因为你会在里面发现音乐、绘画，事实上还有整个儿的人类历史……”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我读书的时候曾经写过的一篇关于浪费时间的短文，我曾因此而获得学校颁发的散文奖。这篇短文不是讲如何徒劳地虚度光阴——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