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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病交加的卡夫卡与多拉共度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在柏林，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卧床休息。另一位朋友去看望他，发现他〃有些不安，神经质，几乎劳累过度，但很坚强，极其思念亲友〃。在柏林时期，卡夫卡又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创作高潮，写出了《一个小妇人》、《地洞》以及最后的绝唱《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地洞》以不厌其详的笔触，描写一只敏感而焦虑的鼹鼠是如何殚精竭虑，惨淡经营，试图摆脱无处不在的存在性不安，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当然也包括它强烈的主观投射和感受）中谋取生存。《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则描写一个不幸族类与其中一位不幸艺术家及其艺术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作品包含着卡夫卡有关艺术和艺术家及其与种族和民族关系的深刻见解，其涵义比《饥饿艺术家》更为复杂深广。值得指出的是，这部作品包含着对犹太民族及犹太教命运的关怀，这其中，多拉这位具有东方犹太精神和魅力的女性，一定在相当的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绝唱也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涉及到卡夫卡的自形象。
约瑟芬可不得不走下坡路了。离她吹出最后一声口哨，然后变得无声无阒的日子已经相去不远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永恒的历史中，她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我们也许根本不会失去很多东西，约瑟芬倒是会幸运地消失在我们这个民族无数英雄的行列里，摆脱了尘世的烦恼，而按照她的看法，凡是出类拔萃者都得经受这种尘世的烦恼；由于我们并不推动历史，因此她不久就将像她所有的兄弟一样，升华解脱，并被遗忘。《卡夫卡小说选》，第300－301页。
卡夫卡就要升华解脱了。本来，他已经新生了。只是，这却是一场过于悲剧性的、令人不忍正视的新生。问题在于，卡夫卡的病情在恶化，正是这条线索的发展与他的新生形成强烈反差，并导致可歌可泣的悲剧。1924年3月17日，卡夫卡在布洛德的陪同下回到布拉格。4月初，他被送进维也纳森林疗养院。4月10日，他被该疗养院退回：结核病已经蔓延到喉头，形成可怕的喉头结核，嗓子红肿、发烧、不断咳嗽。他被转入维也纳大学医院。现在，他几乎无法说话和进食，只能整日整夜挨饿挨痛，靠麻醉药缓和痛苦，靠一些液体维持生命。他成了真正的〃饥饿艺术家〃。他写过的事情又一次以令人恐惧的形式发生了，而且，在这最后一次，事情的恐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凡是我写过的事情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然而，在城堡的暮色中，卡夫卡一反常态，像新生的孩子一样固恋着他新获得的生命。他现在如此地渴望着赎回他自己，无论是通过写作还是通过爱情或是通过其他事情。悲剧在于，一切都像他为《城堡》安排的逻辑和结局：当他尚能坚持，眼前毫无希望；而当爱与希望随着夏日里最后玫瑰的开放而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只是这一次他没有放弃。他渴望活下去。他希望冲破笼罩他一生的悲剧命运。他生平第一次停止了对医学文明的任何反抗，绝对服从医生的治疗和处理。多拉唤起了他被压抑和扭曲了一生的生活意志。憾恨就在于，眼下这无比强烈的生活意志没能来得更早、更及时。
5月初，医生认为他喉头的症状有好转趋势。卡夫卡高兴得哭起来，他一再地拥抱多拉，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生活，企盼康复。他向多拉求婚了，并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一个〃悔过的犹太人〃，一个〃回头的浪子〃，一个希望赎回自己的人。多拉的父亲则本着自己的反感和犹太教的正统精神予以否定。5月11日，卡夫卡得知了多拉父亲的回音，他在病痛中苦笑了一下。那是绝望的苦笑。结果虽然并非完全没有预料过，但仍给他最后的打击。那天，布洛德最后一次前往看望卡夫卡，多拉悄悄地告诉他说，好像，夜夜都有只猫头鹰停驻在卡夫卡的窗前。
我们宁可相信多拉所讲述的不是幻觉。就在第二天，卡夫卡着手校对自选小说集《饥饿艺术家》（其中包括《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的清样。不难想象，他内心受到何等样的震撼。这次，他所描写的事情彻底发生，而且绝对无法赎回。尽管事情尚未最后了结，但他一定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真正永远无法赎回自己了。从求婚失败以及相应打击的意义上讲，他最终未能找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喉头的结核让他无法吞咽，肺部的结核则让他难于呼吸；面对迟到的爱情，他无法爱我所爱，也享受不到可能具有救赎意义的婚礼，因而只能作为毕生的单身汉凄然死去。现在，从身到心，从内到外，他走投无路的绝境与那位弥留之际的〃饥饿艺术家〃完全没有区别。当他支撑着万般痛苦的身心看完全部清样后，命运般惨痛的交响终于冲决了他一直保持着的控制力，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一直不满意此事的父母准备来看望这位一生苦难的儿子。卡夫卡给他们回信说，他很想跟他们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过上几天美好的日子。但他又说，护照可能不易办理，母亲见到他也可能会太伤心，加之他又无法说话，因而请父母暂缓此行。也许，他是想避免父母与多拉肯定不会愉快的见面。
生日又快到了。仲夏的生日格外地象征生命的美好。回首人生，许多次爱情、艳遇、情感的嬗变和突破，刚好都在生日前后得以发生和展开。然而，这一次生日却前所未有地投下死神森然的阴影。卡夫卡病房中摆满了他终身热爱的鲜花和水果。他似乎在抓紧时间享受鲜花和水果的美丽与芳香。他拼命嗅着鲜花和水果的香味，并希望别人在他面前享用水果或饮料，以便让他共享欢乐。他关注着鲜花、果实、生命、以及永恒……他不能说话，于是以笔代言谈论自己的各种感受和愿望。我特别想要芍药，因为它们是那么脆弱。把丁香花放到阳光下去。永恒的春天在哪里？黄金雨得不到吗？……叶廷芳编：《卡夫卡散文》，下卷，第321－323页。
1924年6月3日，距42岁生日之前刚好一个月，卡夫卡病危。克洛普施托克，这位卡夫卡4年前在马特利阿里疗养院认识的犹太青年朋友，按照他们4年前的约定为卡夫卡注射吗啡。弥留之际的卡夫卡仍然能说出他终生都习惯表述的悖论：〃杀死我，否则你就是凶手。〃又注射了一针安眠药。他在一阵昏睡后醒来，用尽全身力气扯掉身上的各种管子：〃别再折磨我了，干吗还要延长？〃克洛普施托克想去捡起那些管子，卡夫卡对他说：〃别走开！〃〃好，我不走开。〃〃可我却要走了。〃卡夫卡的遗体被运回布拉格，于6月11日安葬在施特拉施尼茨犹太公墓。他似乎终未逃脱布拉格〃那带爪子的小母亲〃。不仅如此，他似乎也终未能离开父母——1931年和1934年，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卡夫卡先后去世，大概出于他们的遗愿，或者出于其他亲人的安排，他们与儿子合葬一墓，墓碑上依次镌刻着儿子、父亲、母亲的名字。在布拉格施特拉施尼茨犹太公墓的绿荫下和鲜花丛中，三位骨肉之亲的人不知道在感受和冥想着什么。似乎，卡夫卡跟父母一道逃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噩梦。然而，3位妹妹与其他许多亲人都悲惨地死在纳粹集中营。密伦娜也死在那里。多拉在20年代末嫁给德国共产党一位著名领导人，生下一个女儿，并在纳粹掌权后与丈夫先后逃往苏联。在那里，丈夫被捕、受审、被判决继而销声匿迹，她几经磨难，终于在大战爆发之前，于1938年带着久患肾病的女儿离开苏联前往英国，在那里，她自己也因肾病不治而于1952年死去。菲莉斯与家人从纳粹的阴影下于1935年迁往美国，1960年在那里去世。
后 记
写完本书第八章，我已下定决心，取消原计划的第九章，放弃了所谓〃清理卡夫卡的遗产〃。面对我所看到的卡夫卡，尤其面对他的最后时光，人不忍心再说什么。这位自称〃最瘦的人〃，这位〃穿衣服的人中唯一的裸体者〃，这位〃饥饿艺术家〃，他能有什么遗产？即便确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遗产，谁又忍心去作理性十足、一本正经的清点？至少，在写完本书之后，我认定那是某种残酷之举。伴随卡夫卡走过由生到死那悲哀的旅程，我未能避免对他的残酷分析和揭露。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抵达归宿之后，我强烈地渴望着隐忍的情怀。随着写作的展开，随着对卡夫卡命运越来越深的了解，我经历了对他由爱、到不爱、而最终仍爱的变化，尤其在最后一章，我为他掉下了悲哀的眼泪。遗产不是没有，相反十分丰厚。卡夫卡的不幸与牺牲不会没有意义。我们其实跟他一道生活在欲望、缺憾和希望的世纪，所不同的是，我们生活在世纪末。在我看来，南极上空巨大的臭氧洞，正是欲望和缺憾大暴露的绝妙隐喻；艾滋病则准确地象征着我们的〃恐惧－渴望〃；而希望则在我们自己和新的世纪。在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