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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欧洲大陆才得以成为生存论哲学的故乡。
在欧洲如此纷繁的背景上，如果一个人格外还有着犹太背景，那么，他的命运之更其复杂的性质，也就可想而知了。某种意义上，犹太人，那意味着永世的流浪和漂泊，意味着不安中的不安。如果历史要挑选某个民族，让它代表所有上帝的子民去认识人的天命，那么历史多半会挑选犹太民族。如果历史出于同样的原因要挑选某个人，它多半会在犹太民族中去挑选。就正如耶稣在犹太人中挑选了拉撒路，让他从病痛、疮癞、死亡、腐朽和坟墓中复活，重新在这始知其苦难的大地上行走。
第二节 永世漂泊的犹太人
犹太民族属于希伯来文明。希伯来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一道，是形成现代西方文明的两大渊源。他们向西方文明贡献了《圣经·旧约全书》。在古代东方民族中，除埃及人外，没有谁比犹太人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出现产生过更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复杂而神秘的命数，在两千多年前，古代犹太民族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就已经结束了。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吞并巴勒斯坦，给古代犹太民族漫长而痛苦的乱离史划上了绝望的句号。命运留给犹太人唯一的选择：那就是实际上早已在开始的〃永世的流浪〃。
就像沙漠中的水，犹太人消失在古罗马帝国巨大的疆域之内，并随着历史的演进流落到世界各地。这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由于深邃的宗教和悠久的历史，在永世的漂泊中表现出惊人的内聚力，显示出独特的宗教倾向和民族特性。无论在任何宗教、政治和语言环境中，他们都信守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例如，犹太男孩出生七天后便要行割礼，打上种族、宗教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标记，完成肉身的〃符号化〃。 〃我相信割礼这个记号极其重要，我个人相信单单只这个就可以使这个民族长存。〃见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4页。
由于种种不可调和的差异，也由于有关的历史原因，犹太人与居住地本土居民的关系常常十分紧张，充满矛盾，在特定因素刺激下便发展为宗教和民族迫害。人们逐渐形成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犹太人遭受到形形色色的歧视，经历无数次令人发指的屠杀，其悲惨的命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登峰造极。古罗马的犹太社群，是欧洲最古老的犹太社群之一。历史上，奥地利属于古罗马帝国的版图，其境内犹太人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自然，在他们的遭遇中也少不了来自官方、宗教和民间的种种排斥、歧视和迫害。就与卡夫卡家族有关的波希米亚情势而论，那儿是奥地利犹太人的主要栖居地之一。19世纪下半叶，在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犹太人只能在政治、宗教、民族、文化冲突的复杂狭缝中忍辱偷生。为维护捉襟见肘、日益虚弱的帝国，哈布斯堡王室可谓殚精竭虑。各类矛盾日益激化。捷克民族主义者正竭力反抗帝国的统治；由于帝国此前采取了若干改善犹太人处境的政策，对犹太人的排斥和打击也因而升级，暴力行为随处可见。当时，说德语的犹太人，其处境犹为艰难。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们受到日耳曼反犹主义的排斥和打击；作为说德语的犹太教徒，他们受到基督教反犹倾向的排斥和打击；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们尤其受到捷克民族主义的排斥和打击；最后，作为犹太人，他们受到一切人的排斥和打击。尤其是，当时布拉格几十万人口中，说德语的人口不到十分之一，而其中说德语的犹太人更是寥寥可数，其惶惶不安的现实和心理状况不难想见。
如果要用文学的隐喻，恐怕很难比诗人海涅（他自己就是犹太人）笔下的语句更令人震动了：
当我一面四下寻找年迈的夏洛克［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一面注意察看所有苍白的、痛苦的犹太面孔时，我有了一个新发现，可惜我不能将它隐瞒起来。那就是，同一天我曾访问过桑·卡洛的疯人院，现在在犹太寺院里，我突然发现，在犹太人的眼光中，闪烁着同一种悲惨的、半凝视、半游移、半狡猾、半痴呆的光彩，这就是我不久前在桑·卡洛的疯人眼中所曾看到的……
……虽然我在威尼斯的犹太寺院向四面八方搜寻，我哪儿也瞧不见夏洛克的颜面，但我仍然仿佛觉得，他就隐藏在那里，在任何一件白色法衣下面，像他别的教友一样热忱地祷告着，祷告声莽撞、激烈甚至狂暴地冲向了冷酷的神王、耶和华的宝座！我却没有看见他。但是，临近黄昏，按照犹太人的信仰，天堂的大门将要关闭，任何祷告再也传不进去了，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里面有泪水潺流，仿佛已不能用眼睛来流它们了……这是一种连石头也会同情的欷嘘……这是只有从保存着全部殉教痛苦（一个受折磨的民族一千八百年来所曾忍受过的）的心胸中才发得出来的呻吟……这是一个精疲力尽而将倒毙在天堂门口的灵魂的喘息……而这个声音对我显得多么熟悉，我仿佛曾经听见它那样绝望地哀嚎：〃杰西卡［夏洛克所失去的女儿］，我的孩子！〃 海涅：《海涅选集》，张玉书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23－524页。
第三节 卡夫卡们的世界
1883年7月3日，弗兰茨·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西部地区）首府布拉格。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这一年已经31岁了。生活让他扮演父亲的角色，对他而言可说是勉为其难。似乎他刚好缺少作父亲的天分，但他禀有一些出色的素质：粗野的生命力，非理性的内驱力，不自觉的自我中心主义，对金钱和地位锲而不舍的专注和执着，等等。这些素质把他武装起来，使他有能力与贫穷搏斗，拼死杀出一条血路，赢得相对的富裕，跻身令人艳羡的中产阶级。然而，一般地说，这些素质却使他难以优雅、温和、细腻地与人交往。至少，作为父亲，他似乎有些先天不足。这也难怪，因为他自己刚好就没有什么幸福的童年。
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雅各布·卡夫卡生于1814年，在9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在施特拉可聂茨附近一座叫做沃塞克的捷克村庄里，6个兄弟和3个姐妹跟随着贫穷的父母，挤在一间独屋窝棚里长大成人。
18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部分举措多少减轻了一些对犹太人的歧视，使其不幸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善。犹太人口随之增长起来。为了限制这一增长，哈布斯堡王室又于1789年颁布了一项法令，该项法令规定：凡犹太家庭的子女，唯有长子准予结婚生育，繁衍后代。根据这项强制执行的法令，雅各布·卡夫卡被剥夺了结婚和生育的权利。因为他不幸刚好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并且，在他上面刚好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
然而，1848年，欧洲大陆发生了普遍的革命。在奥地利，新皇帝即位。新的专制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向奥地利境内40万犹太人授予了公民权，准许他们在城市定居，进入贸易或其他不同行业。客观地说，对于一个处于工业化边缘的国家，小贩、放利者、手艺人和其他社会阶层都是迫切需要的〃人力资源〃；然而，对于奥地利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专制政权，犹太人显然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因素，可资利用，以对付各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
不管怎样，雅各布·卡夫卡终于可以结婚了。他立即着手使用自己的权利，毫不怠慢，娶了邻家的女儿——31岁的弗朗西丝卡·普娜托维斯基为妻。雅各布·卡夫卡是一位取得了犹太食规许可的屠夫。他脾气大，体格壮硕，力大无比，据说能用牙齿衔起一袋土豆。然而，终年四季拼命挣扎，仍只能维持最贫困的生活。好在妻子性情开朗、乐观，以圣母般的坚忍与他一道勉力撑持，从1850年到1859年，为他生了6个孩子，就在那间独屋窝棚里将他们全部养大成人，第二个孩子即是后来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
一家八口始终只能以土豆为生，然而，他们全都活了下来。这是一种奇迹，也许只能归因于这家人特有的遗传生命力。孩子们刚刚拉得动大车，就不得不四处谋生。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为父亲的主顾们送货上门。后来，赫尔曼·卡夫卡总是喜欢怀着既骄傲又自怜的双重感情，向自己的儿子回忆当年脚上战斗勋章般的冻疮和裂口，历数童年的艰难，表达对自己儿子的不满：〃你知不知道你过的日子有多好……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自己未来的儿子卡夫卡与他的关系十分成问题，一年四季这种半是自夸、半是责备的数落，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数落归数落，事实归事实。赫尔曼·卡夫卡并非像不少父亲那样，喜欢吮舔自己幻想的伤口。事实上，遭他数落的对象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后来，卡夫卡在痛苦的弥留之际写下他的绝唱《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在这部小说中，像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一样，他的情感被掩盖在什么深不可及、或难以察知、或若有若无的处所，然而，他在那里显然忆及了父亲由之而来的那个世界。在他的描写中，人们能恍惚看出家族和种族双重的影子：
我们［即所谓〃耗子民族〃］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刚会跑几步，刚能稍稍辨别周围环境，就得像成年者那样照料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逃避生存竞争，不然他们就会过早被淘汰而夭折。在这个可悲的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这个族类繁殖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在其他民族里，儿童会受到尽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