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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的确是一种空空洞洞的东西，是一种娱乐，连娱乐都谈不上。一年里头您有四天到教堂去，您在那里不像是个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倒更像是个漫不经心的局外人，您耐心地念完祈祷文，把这当做是一种例行的仪式。……我在那里百无聊赖，忍着呵欠，打着盹儿消磨那漫长的时辰……
……您从犹太人隔离居住区式的小村镇确实只带来了少许的犹太教精神，它不多，在城市里以及在服兵役时还又失去了一点，不过凭着青年时代的那些印象和记忆，您总算还能将就建立起一种犹太人式的生活，这主要是因为您并不怎么需要犹太教方面的这类帮助，您出身在一个身心非常健康、意志非常坚强的家庭，宗教上的顾忌，只要没有带上浓重的社会色彩，是不会使您这样的人受到什么震动的。……即使在这里也尚有足够的犹太教精神，但是要将它继续传递给孩子，这点犹太教就显得太少了，在您传递的过程中，它就枯竭衰萎了。这［主要］……是您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性格所致。而且也不可能使一个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孩子去理解，您以犹太教的名义并用与之相应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所阐述的那些空空洞洞的教义，会有什么更崇高的意义。……《卡夫卡小说选》，第536－539页。
当然，影响卡夫卡一生宗教态度的因素并不限于儿童期的家庭氛围。在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二章第四节，我们都谈到卡夫卡时代犹太人严重的存在性不安，身心羸弱的卡夫卡对此更有着血肉淋漓的切身之痛，并种下终生无法补赎的罪感。这样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应的人生体验，在卡夫卡总体的存在及其不安中，很容易表现为不利于犹太教信仰的消极因素。此外，卡夫卡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所谓〃科学时代〃，世纪之交的各种科学思想对他有着很大影响。他曾对达尔文进化论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而在自然科学中，进化论恰好是对各类传统宗教的最大挑战。参见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57－58页。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正是在世纪之交，在所谓〃世纪末〃的氛围中，无论就外在的时空范围还是内在的发展机制而言，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完成了自己的积累阶段，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向大规模的大众消费时代迈进。与此相应，传统性的大众宗教体系从内部和外部都已经遭受致命的侵蚀，它们的衰退或解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尼采所说，那是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对于这一点，时代生活中无论敏感或愚钝的心智都将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并作出相应的反应。然而，在卡夫卡对信仰的态度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深刻然而微妙的因素。从本质上讲，信仰是某种用理智无法证明的、悬而未决的事情。而卡夫卡正好无法承受悬而未决。
他不同上帝争吵，只同他自己争吵。转引自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王宁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249页。
总而言之，在移情之〃神爱〃与宗教关怀及上帝之爱的相关地带，无论由于内在还是外在原因，儿童时代的卡夫卡都遭受了重大挫折，对他来说，走向具有确定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将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情。
第六节 罪感：未展开的生命
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之间的比较，并非我们想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过，谈到这两个人的异同，却把我们的讨论引向关于罪感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严重的不安和恐惧之外，深深的罪感也始终折磨着这两个人的一生。
仔细研究《致父亲的信》，可以发现，在控诉父亲让他恐惧和不安的同时，卡夫卡也不断谈及他对父亲的罪感，谈及在父亲面前〃孩子独有的那种内疚〃。他反复谈及这样一种感受：父亲在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同时，总喜欢特别表明、暗示或强调：他一生艰苦奋斗所创造的环境和条件，是卡夫卡受惠的源泉，而他眼下的言行，都是为卡夫卡好，而且，很多时候，他还原谅或饶恕了卡夫卡，所以后者应该懂得感激。卡夫卡专门指出，在这一点上母亲也总是与父亲配合得天衣无缝。父母的做法总的说来是要让他感到罪有应得。
无论卡夫卡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事实还是臆测，最终结果，伴随着在父亲面前的不安和恐惧，他内心深处积累起深深的羞愧、内疚和罪感。整个《致父亲的信》中，〃内疚〃、〃罪〃、自觉〃龌龊〃和〃污秽〃、〃羞愧〃等表明罪感的陈述和用语出现之频繁，超过任何其他陈述和用语，甚至超过他用以指责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陈述和用语，整封信也就在讨论〃有罪〃或〃无罪〃以及〃谁之罪〃的高潮中结束。
单是这封信本身就会让人感到，卡夫卡一生为罪感所压倒，直到致命的打击猝然降临，才振作起〃向死而生〃的勇气禀笔直书，为拯救自己的生命或良心作最后的挣扎。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已经大略谈到卡夫卡写作这封信时的处境，后面我们还将更全面地了解到这一点。
的确，与克尔恺郭尔一样，卡夫卡的一生是被罪感所折磨的一生。正如《致父亲的信》所表明，那深深的罪感从儿童时代植入他的身心，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像花朵或伤口一样绽放开来，呈现在他自己睨顾不已的痛楚目光之下。在《致父亲的信》不久之后，在几乎同样重要的《致密伦娜情书》中，在无穷无尽地讨论〃恐惧〃的同时，卡夫卡也反复谈到〃罪〃、〃污秽〃、〃肮脏〃等问题，并对罪感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表述：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213－214页。
在他眼里，人际生活和伦理生活中充满了罪过，而且都归结于那古老的原罪。所有的罪都被他理解为原罪。值得指出的是，他对自己关于罪的认识显然十分自信，有一次他这样说：〃有时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原罪。〃似乎，他确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在大约五年前，他已经完成了一部重要的作品《审判》，关于〃有罪还是无罪〃的主线贯穿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始终。《审判》一书对理解卡夫卡与罪感问题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后面适当的时候作出必要的进一步考察。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他临终前几年的一段回忆恐怕更能说明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大约就在写下《致密伦娜情书》的同时，他向一位青年友人回忆起儿童时代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当年，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所谓的〃小犹太软蛋〃，他也曾拼死参加孩子们之间的〃肉搏〃。但常常被〃打得半死〃。有一天，他鼻青脸肿、又脏又烂、哭哭啼啼回到家里，却被厨娘骂成是〃罪犯〃。
就这样，莫名地把我划入一群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人类当中。她使我成为邪恶、神秘的一部分，令我感到无端恐惧。我是一个ravachol［罪犯］，这个字给我的感受，就像从嘴里唪念出的咒语一般，给人一种难以忍受的压力。为了疏泄这重积郁，有天晚上，趁着我父母亲打牌时，我问他们ravachol是什么东西。父亲眼睛离都没离开纸牌，说道：〃一个罪犯，杀人者。〃顿时，我直直怔住了，……厨娘竟把我叫成了杀人犯，这使得我全身瘫软……卡夫卡：《卡夫卡寓言与格言》，张伯权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这双重的刺激竟让他患了一场大病。按卡夫卡自己的说法，厨娘〃心肠很好〃，并非有意伤害他，后来特地申明是出于玩笑，并向他道了歉，但是，卡夫卡内心却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生理上的病虽然好了，〃罪犯〃一词却像荆棘一样扎在他的心理感觉之中，〃或者更像一截断了头的针在我体内循环〃。卡夫卡退出了战斗：〃从此我再也没有参加孩子们的街战了。〃卡夫卡总结说，从此他产生了深深的罪感，这种罪感不仅刻骨铭心，而且无法忏悔或赎取，因为它是生活强加于他的东西，是〃莫名〃之物。正是由于这种无法赎取或忏悔的〃莫名〃之物，他终生成了罪人：没有比莫名的罪恶感更容易铭烙在心田的了——因为这种罪恶感没有真正的根据——无法以任何补赎或悛悔的方式将它剔除。所以至今我仍是个ravachol［罪犯］，即使我早就把过去与厨娘的事遗忘了，而且也知道了那个字的真正意思。《卡夫卡寓言与格言》，第104－105页。
在〃莫名的罪恶感〃这一短语中，正是〃莫名〃这一修饰词特别地引人注目。其实，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卡夫卡所谈论的罪感具有着双重的〃莫名〃。首先，那是一种强加的〃莫名〃之物，其次，儿时的卡夫卡还并不知道那个词的〃真正意思〃。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充分表明：从儿童时代开始，卡夫卡的生命的确受到某种严重的损害，其损害的形式表现为生命能量的被封闭。并非偶然的是，生存论心理学的天才人物奥托·兰克刚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卓绝的表述。正是兰克，代表精神分析对艺术创造心理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意志疗法以及真理与现实》一书中，兰克强调指出：罪感是一种束缚。当人被自身不能理解的方式所损害和阻碍，当他被世界封闭在自身能量之内，就会感到罪感的束缚。转引自贝克尔：《反抗死亡》，第279页，并参考原书The Denial of Death。
在生活中，没有人能完全避免失败的残酷打击。在那样的时刻，人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罪〃的沉重分量。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罪〃本身，而在当事人经验和感受这〃罪〃的方式。他可能把〃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也可能把它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如果是后者，那么，真正的不幸就产生了，因为，如果一个人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那就意味着：在与这失败之〃罪〃相应的某种方面和某种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