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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以父亲与费利克斯（卡夫卡妹妹的儿子）的关系为例，说明在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之间，自身的独特素质所要担负的责任：您对他［费利克斯］也是用的类似的手法，哦，您甚至对他采用一种特别令人可畏的教育方法。……不过这也许……对费利克斯的确无伤大雅，因为对他来说，您充其量不过是个举足轻重的外祖父罢了，而决不如您之对于我那样，是主宰一切的人。况且，费利克斯生性头脑冷静，现在就有某种男子汉的气概，……决不会长期听凭自己受人摆弄。《卡夫卡小说选》，第518页。
的确，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反例表明，仅仅父亲单方面的原因并不必然导致儿子无法〃挺住〃而〃垮掉〃。相反，生活中不少孩子反而被粗暴专制的父亲锤炼得格外强悍和坚忍。与生活中许多父亲相比，卡夫卡的父亲并不见得就更粗暴。卡夫卡自己也承认：〃您几乎从来没有怎么认真打过我〃。无论如何，这的确是一个双向关系：卡夫卡自己天生的〃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揣揣不安〃与父亲的专制、粗暴、野蛮相互呼应。这种情况正好像卡夫卡自己格言中的隐喻：〃一只笼子在找一只鸟。〃《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16页。其实，这一隐喻不仅适用于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也普遍适用于他与生活的各种关系。真正最瘦的人并不一定陷于不幸的存在性不安；然而，卡夫卡自认〃最瘦的人〃这一心态，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存在性不安因素。
当然，〃最瘦的人〃本身也包含有神经过敏的自我夸张成分。对我们来说，〃最瘦的人〃这一短语是一个隐喻，它既意味着卡夫卡的不幸，也意味着他感受不幸和痛苦的神经过敏的方式。
我们并非想要为父亲和生活辩解，也并非想在卡夫卡身上就事论事，寻找原因。实际上，我们迄今所作的一切，包括所谓〃最瘦的人〃这一讨论，不过是继续卡夫卡自己的路线，试图尽可能全面地理解卡夫卡生活中各种不同的存在性不安因素，理解生活对卡夫卡的各种剥夺。指出卡夫卡自身的原因，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指出所谓〃不安〃和〃剥夺〃中更深一层的涵义。
就每一单个的个体而言，人的生命从无到有。就此而言，孩子对自己身上的一切都没有责任：无论是最初的〃原始存在〃，还是后来的〃继发性存在〃，无论是先天遗传的素质，还是后天获得的条件和成份，无论幸运与否，是否有安全感，是否为恐惧所困扰，是否被剥夺成为〃最瘦的人〃，等等。进而言之，最终的原因也不在父母或别的确定人物身上。要说最终的原因，那只在整个的生活本身，在包含所有因素的生活本身，在那涵盖一切、运化一切的生活本身。诗人说：痛苦并非一生一世，而是生生世世。而所有生生世世的痛苦，该由谁来承担？只能是生活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是生活造就了我们每一个人，是生活选择了——卡夫卡。
第六节 一份综合报道
1889年9月15日，在厨娘的护送下，卡夫卡前往布拉格旧城肉市附近的德语国立－公立小学报到。从这一天起，他要在这里度过4年的小学生涯。肉市附近那座小学属于当时常见的一类德语－犹太语学校，按照早先一项帝国法令由犹太人组办，德语作为法定教学语言，也用犹太语讲授传统的犹太文化内容。哈布斯堡王室的本意是要在复杂的民族冲突中争取犹太人这支社会力量。后来，随着犹太文化的相对衰落，学校的教育向德语一边倒。于是，学校内非犹太学生和教师的数量也迅速增加，这原来的一方〃净土〃最终不免成为是非之地。
肉市附近那座学校，外观阴冷森严，连同它周围的环境，正好可以作为当时卡夫卡命运的某种象征，反映出他复杂而微妙的存在性不安。32年之后，卡夫卡对此作了详细的侧面报道。有必要指出，这则报道包含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丰富内容。
实际上，它是一则极为重要的〃综合报道〃，从中不仅能了解到卡夫卡小学生涯基本的阴暗色彩，还能看出更多的东西。在这段报道的开头，卡夫卡作了一个提纲挈领的〃导论〃：一遇到〃大人物〃，他就会糊涂起来。例如，玩笑和严肃本身并不难区分，但在那些能决定他命运的〃人物〃面前，他〃眼睛会因此变成显微镜似的〃，并因此反而〃糊涂了〃。结果，〃即使在我强大的时刻也不强大〃：比如在小学一年级时，我们的女厨子每天早晨领我到学校去。她是个瘦小而干瘪的女人，尖鼻子、高颧骨、黄脸，但却有主意，有热情，有头脑。我们住的房子位于内环城路与外环城路之间。我们先要穿过环城路，走入泰恩巷，再走过一个拱门进入肉市巷，一直朝着肉市场的方向走下去。这样每天早晨重复一次，持续了足有一年之久。女厨子在走出家门时说，她要告诉老师，我在家是多么淘气。那时我也许并不很淘气，只是固执，不听话，好伤感，爱生气，但这一切综合起来在老师眼里却有某种可爱的地方。我知道这一点，但对女厨子的威胁不敢掉以轻心。开始我确实以为到学校去的路长得不得了，而且路上还会发生许多事（由于路并非长得不得了，这种表面性的孩子的轻率便渐渐衍成了一种畏怯和死心眼式的认真）。至少在旧环城路上行走时，我怀疑这女厨子（她虽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但这只是在家庭范围内）在老师这种为世人所尊敬的人面前，会不会连话都不敢讲。记得我对她说过这样的话，这女厨子总启合着她那毫无怜悯心的薄嘴唇，简短地回答道，信不信由我，反正她会说的。大约在肉市巷的入口处（它对我具有一种小小的历史性的意义……），对这威胁的畏惧占了上风。
学校本身对我来说已构成一种威吓，而现在女厨子还要对我加重这种威吓。我开始央求她，她摇头。我央求得越厉害，我所求的事情便越使我感到可贵，而同时感到的危险也越大。我站着不走，求她原谅我，她拽着我走。我用父母的报复来威胁她，她大笑了。在这里她是万能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我抓住商店的门，抱住墙角的石头不放，她不原谅我，我就是不走。我抓着她裙子往回拽……但她仍然拽住我往前走，嘴里还说，也要把这些说给老师听。时间晚了，雅阔布教堂的大钟敲了八点，学校的钟声也响了，其他孩子都奔跑起来，我最怕迟到，现在我们也不得不跑起来。我一边跑一边想：〃她会去说的，她不会去说的吧〃——后来呢，她什么也没有说，自始至终没说过什么，但这种可能性始终握在她的手里，而且在不断上升（昨天我没有说，今天我一定要说），而她永远不放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有时候……她发火了，在我前方的路面上跺脚。有时有个贩煤的女商人在旁边什么地方看着我们。……我和这一切——女厨子、威胁和那纠缠了三十八年之久……《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57－59页。并参见：Ernst Pawel； The Nigntmare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 New York： Farrar·Straus·Giroux；1984；P。28。
这则报道透露出卡夫卡阴郁不安的小学生涯：〃学校本身对我来说已构成一种威吓〃。在那段经历中隐藏着噩梦般的存在性不安，给他后来的人生阶段投下沉重的阴影。对此，他在30年后作了伤感而绝望的回忆：
我以为，我永远过不了小学一年级这一关的，咦，我通过了，甚至还受到了奖励；九年制中学的入学考试，我肯定是通不过了吧，咦，我居然通过了；那么，我在中学一年级肯定要留级无疑了，咦，我没有留级，我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升上去了。不过，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信心，相反，我始终确信……我现在愈是顺利，到头来结局必将愈是糟糕。我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教授们在开会的可怕情景（九年制中学不过是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而其实我周围处处都是相似的情形），我恍惚看见，我顺利念完了八、九年级，他们便集合在六、七年级，我顺利念完了六、七年级，他们便会集合在四、五年级，如此类推，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的是研究我这个独特的、闻所未闻的例子，研究我这个最无能、无论怎么说也是最无知的人，怎么竟然能够步步高升，偷偷爬上这个年级去的。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他们自然会立即把我从那个年级里剔出来，以博得所有从这个梦魇下解放出来的正人君子们的欢呼。——生活在这样的想象之中，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决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我还有什么心思去上课呢。谁能在我心中点燃起一丝热情的火花来呢？《卡夫卡小说选》，第544页。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则报道揭示出卡夫卡心理上一个重要的特点：他对某种〃悬而不决〃的折磨十分恐惧，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对捉摸不定的东西的一种完全捉摸不定的恐惧〃。《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206页。在这种恐惧面前，他无法〃挺住〃，相反随时准备〃垮掉〃。其实，这个特点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有过了解。当父亲大喊大叫、满脸通红、急急忙忙解下吊裤带威胁要揍他，却又始终〃悬而不决〃时，他感到几乎比真的挨打还令人难受。他用被处绞刑者的死亡体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