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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s）上面的道路——父亲和我40年前一起走过的地方。还有大西洋边拉文迪（La Vend’ee）的湿地。这些都是隐士般的地方，骑一整天都看不到一打以上的汽车。汽车是自行车旅行者最大的敌人，它们拼命地朝你按喇叭——叭、叭、叭。我们在路上从未见过外国的观光客。身为广告人，我曾参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当希腊正教让所有的教坛都重复着下面的祈祷词时，我却对它深表同情：
耶稣基督我的主，上帝之子，请垂怜我们教区中正蒙受世俗的观光客带来的痛苦的城市、岛屿、村庄和神圣的修道院。请赐予我们解决这个戏剧性问题的答案，并保佑我们那些为现代西方入侵者的现代精神所强烈打动的兄弟。
法国还有许多令我深爱的地方。法国人没完没了地聊天的天分、性病的低比率——每10万个法国人中只有30个淋病病患者，而亚特兰大和旧金山则超过两千，以及威风凛凛的法国军歌，像“Sambre et Meuse”LeT’em’eralre”‘lorraine”等，都让我因对那种爱国精神产生共鸣而震颤。
如果在每个夏天，法国都能够给我三个星期的平静时光，那么为什么不整年待在这儿呢？正在这样反复思考的时候，我听说多佛古堡要出让。屋主把我当成他久违的子侄辈一样欢迎，并且非要我当晚住在那儿。晚餐时有五种葡萄酒。第二大叫我们起床的是一个马夫吹的小喇叭。早餐后，屋主带我们参观马厩，里面养着19匹猎马。多佛堡共有13间卧室、12间盥洗室，其中三间连运转良好。有一个小礼拜堂，挂着一张12世纪完成的耶稣受难像。有一个围起来的家庭菜园。一个葡萄园。接着我们享用了中餐、晚餐，并度过了第二个晚上。又听到了起床号。
50年前，亨利·罗依斯（Sir Henry Royce）爵士离开了在英国的劳斯莱斯汽车厂，跑到法国南部定居。在那儿，在没有任何骚扰的环境中，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0年，用无数的信件、指示和图样轰炸他的工厂。这个高明的先例给了我勇气，使我买下了多佛。
有些古堡天生阴沉冷峻，但多佛却是个微笑着欢迎世界的城堡。部分原因在于它的色彩——隆萨德（n。n－sard）称之为杏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矫饰的设计，因为它在矫饰这种东西被发明出来之前就建成了。多佛的内部在1898年被以当时流行的忧郁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重新装修过——深红色的天花板、棕色的墙、挂毡，还有不舒适的家具。我把房间漆成白色，换上白色的地毯，并购置了舒适的沙发、座椅。冬天，圆木在巨大的壁炉里熊熊燃烧。房间里永远都插满鲜花。夏天的时候到处都是百合的香味。花园里出产各种鲜果，樱桃、草范、木葱、红醋栗、醋栗、无花果、苹果、梨子，还有柿子。但我还是比不上我的祖先海克特·麦肯锡爵士（Sir Hector Mackenzie），一次他邀一艘军舰上的全体军官到他在苏格兰西部海岸的家里吃饭，餐桌上有34种梨子。
多佛很奇怪地让人发胖。有人说是因为这儿的空气，有人则怪这儿的烹调方法。多佛的空气的确有催眠的效果，我认为它里面含有笑气（译者注：氧化亚氮，牙科手术时使用）。多佛这个名字也很奇怪。第一次听到时，它听起来很像“托斯福斯”（tollS fOLIS），在法文里，是“每个人都疯了”的意思。这个字很可能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12世纪的“多佛尔”（TOlfO），古法文，指的是“山毛樟树的种植”；13世纪的索佛（ThofO）、多佛（TOf－fO，TOphO）；14世纪的多特怫（TOUtfoll），然后变成今天的多佛。
多佛堡的塔楼是整栋建筑最古老的部分，建筑的时间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诞生还早150年。法国还有过其他一些建于那个年代的城堡，但是大部分都在中世纪末就遭到破坏，变成了废墟。多佛堡有着迷人的经历。希特勒战争期间，城堡中有一座塔着了火，但是被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德国中队扑灭了。英国皇家空军1944年试图轰炸多佛堡，但他们击中了德佛堡（Chateau de Fou），离多佛10英里。
我在里边写这些文字的这间屋子，已经住过了36代主人。城堡的石墙厚达10英尺。圣吉恩塔（St．JeanTour）、圣乔治塔（St．GeorgeTour）、赫特利塔（I’Hotellerie Tour），以及拉夏普尔塔（laChapelleTour）都是在14世纪加建的。小礼拜堂下面，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牢，离教堂不远处，还有个以前的多佛主人用来续死敌人的行刑地。
当美丽的导游带你参观多怫时，你看到的第一个景色（我也希望你会先注意到）就是蜿蜒在堡垒之下的维尼（Vienne）山谷。但是，我第一次到多佛时，给我印象最鲜明的却是前主人尤金朗德·沃吉（Enguerrand deVergie）的个性。当时他已经70岁了，高大、和蔼，一辈子都花在娱乐朋友上。他养了一百只猎鹿犬，整个冬天，每个礼拜打两次猎，每次打猎结束时，多佛的总管都准备便餐。他的朋友不跟他一起去打猎的时候，就射杀他畜养的雄鸡取乐，或参观他的赛马马厩，或者欣赏他在周末从巴黎请来的剧团的表演。在我认识他之前的几年，有一次他骑马在树林里飞奔，一根树枝插进了他的胸部，把他从马鞍上吊起来，他的马还在跑，而他的脚还勾在马楼里，他几乎被撕成两半。之后没多久，他的家族生意的经理人侵吞了他的财产，因此他不得不变卖余下的所有财产。我实在无法狠下心让他搬出这个他住了一辈子的地方，所以就让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享受他原有的一切，直到不久前他去世为止。
尤金朗德在干壕沟中豢养野猪。厨子把剩菜从窗子里丢出去喂它们。夏日炎热的傍晚，猪圈散发出令人难忘的臭味。有一头好脾气的母猪，总是被用车子运到附近的森林里放出去，然后被猎犬追逐。通常半个小时后，母猪就玩厌了这个游戏，自动回到卡车里，再被载回家。有一天它产下了一窝小猪，共有九头，并带着这些小宝贝们打开了壕沟与庭院间的活门，逃走了。
多佛的葡萄园每年可以生产出6000瓶葡萄酒。有一次我把一杯葡萄酒给一位来自波尔多（Bordeaux）的品酒专家品赏，他闻了闻，浅尝了一口，含在嘴里研究了一下，再吞进肚子。“这根本就不是酒，简直就是汽油！”于是我砍掉了所有的葡萄藤，改种小麦。尤金朗德把他酒窖里的藏酒也卖给了我，那些都是来自波尔多和勃根地（Burgundy）的良品，但是尤金朗德保存那些白葡萄酒的时间太长了，找不得不忍痛扔掉了700瓶。“带着连软木塞都没拔开的酒瓶死去的人，要下地狱。”
尤金朗德一直相信，多佛堡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主人在被送上断头台之前，把所有的财宝都埋在了地下。于是他雇了专门寻找水源的人来勘探宝藏的藏身之处。多佛堡的园丁们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挖掘宝藏上。由于对水源探测者缺乏信任，我写信去美国买来了一部金属探测器，结果它找到的唯—一件财宝是个煤油桶。我的下一个大发现是一个土堆，当地两位考古学家认定它是铁器时代的古墓，我挖开了它，但只挖出来一些赤陶碎片，年代还不到400年。所谓铁器时代的古墓，闹了半天，原来是一个18世纪的捕兔陷阱。
我买下多佛堡后不久，周遭田园式的宁静就受到了村长的威胁。他是巴黎大学的数学教授，他想出了一个把我们这个恬静安逸的山谷变成一座大型水库游乐区的主意，计划中还包括配套的停车场、野餐区，以及运动场。一大群推土机将用四年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挖掘工作，而多佛的生活也将变得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坦克大战。村里的许多人在山谷里拥有土地，他们非常乐意把它们卖个好价钱。商店的店主们也认为这个计划将吸引来大批游客。连教区的牧师都赞成这个计划。当村长发现我是唯一反对他这个梦想的人时，就特地来拜访我。“奥格威先生，您真是神通广大。我知道您已经把建设部（Depart－ment of Equipment）部长叫到您在纽约的办公室去，要他反对我的计划。”这真是太夸张了，我的确见过那位部长，但那是为其他的事情。这位村长接着威胁我：“我们地方政府有权让公路穿过您的土地。如果你继续阻挠我的计划，我会把您的土地规划成三线道的高速公路。”这样也吓不倒我，他又改为利诱：“您的养子是位建筑系高材生。您想他会愿意帮我们设计运动场吗？”我只能回答他，我自认是多佛的护卫者，多佛堡是波亚图省（POitu1）重要的历史古迹，我有责任保卫它，让它免于受到肆意破坏。我们之间的争执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法国政府把这个山谷明定为历史古迹保护区，这个威胁才算解除。老天有眼。
我对多佛堡的保护义务，并不是说说笑笑就能承担起来的。我发现多佛堡的地基建在沙地上，结果古堡正在慢慢往河里滑，墙上也出现了大裂缝。我得把地基往下扎，直到它落实在岩床上，这个采矿般的工作用了两年时间。接着张伯瑞·法兰克斯首相（Chambre FrancoisPremier）住过的房间的天花板上的16世纪壁画又开裂了，我只得从佛罗伦萨找修复专家来拯救它们。现在屋顶又全坏了，如果这本书能有一些收益，就可以帮我换个新屋顶了。
多佛堡闹鬼吗？前几天我对园丁说：“那些工具放在从前牧师的房间里不知道有多久了，我想，把它们放在仓房里更合适。”园丁也同意我的看法，并自告奋勇地帮我一起去搬。我们刚走到那间房门口，里面就发出了一片唏里哗拉的吓人响动。所有工具偏偏在那个时候从墙上掉了下来。
我们的花园正在成为全法国最香的花园。我将花园分隔成一些隐密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