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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正式参战之前，罗斯福通过史蒂文森与邱吉尔进行了一些秘密交往，这样一个渠道，使他非常满意。罗伯特·舍伍德后来告诉史蒂文森：“如果美国那些孤立主义者早知道美国与英国间的秘密同盟关系的全部范围，他们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一定会像平地春雷那样隆隆作响。”也许史蒂文森最有价值的成就在于说服罗斯福设立一个战略特种勤务部（Office of Strategic Sevices），然后协助多诺万将军（General Donovan）建立了那个庞大的组织。大卫·布鲁斯说：“凭着无限而且永恒的慷慨，史蒂文森借调他最信赖的部属去援助战略特勤部的工作。”我就是那些部属之一。战后，杜鲁门（rruman）颁给史蒂文森一枚功绩勋章——他是第一个以非美国人身份获得这项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人。
他是个极为“多产”的人，善于利用每一件事物。要用11个秘书，才能赶得上他的工作效率。伯纳德·巴鲁奇（BernardBaruch）就说：“史蒂文森预想未来会比一般人远七个阶段。看他工作是件很恐怖的事。他说话绝对一语中的，从来不说一个废词。”他对公文的批示也是一样简洁明了——不是“可”，就是“否”，不然就是“说明”。珍珠港事件的前几天，史蒂文森拍电报给伦敦，说日本人会发动攻击。大使馆并没有做同样的报告，因此伦敦方面要求史蒂文森说明消息来源。他的回答跟平常一样简洁：“美国总统。”
每次我向他做汇报时，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一丝同情的微笑在嘴角忽隐忽现。他从不流露私人化的信赖。在对他的睿智的敬畏中我惶然而立。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多伦多附近的一个营地接受间谍和破坏活动训练。在那儿，我学习了这一行的特殊技能。如何跟踪一个人而不引起他的怀疑？走在他前面。如果你还推着一辆婴儿车，被跟踪的人就更不会对你起疑。我还学习用左轮手枪、用塑胶炸弹炸毁桥梁和动力供应线，抓住警犬的两只前腿，撕裂胸部，弄残它们，还有徒手杀人。我希望自己会被空投到沦陷区，在那儿实际应用这些技能，但是史蒂文森却让我去负责收集拉丁美洲的经济情报，他在那儿有一个情报网。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让我们知道的所有与同盟国作对的商人破产，并防止希特勒攫取战略物资——工业钻石、钨、钒以及锑等等。我后来对这些东西的了解，比华盛顿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多，并且可以平均每天向战略特勤部提供40份报告。
要避免卷入战略特勤部、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其他情报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是很困难的。我有些向事把联邦调查局的人看成穿制服的巡警，但是他们对前苏联秘密活动的渗透却堪称典范。二次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美国、英国水手投身于为前苏联运送供给物资的工作，正是那些物资使前苏联免于战败，但这并没有阻止斯大林对我们的政府进行持续不断的、活跃的间谍活动。唐纳德·麦克林（DOnald Maclean）就是斯大林派在英国大使馆的间谍，金菲尔比（Kim Philby）是他派在英国特殊情报署（SPecialIntelligenceServices）在伦敦的总部的间谍。还有从加拿大渥太华（Ottawa）的前苏联大使馆向我们投诚的伊戈·戈赞科（IgorGouzenko）——这是比尔·史蒂文森经手的最后一件案子。这一切都显示出前苏联的情报员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政府中，已经结成了像蜂巢一样的情报网，有些情报员甚至还身居高位。
当拉丁美洲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时，我担任了其他的日常工作，做的大部分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史蒂文森让我调查泄密事件。卓尔·皮尔森（Drew Pearson）偷印了一份邱吉尔给英军在希腊的最高统帅的绝密电报，这个案子的泄密者是桑莫纳·威尔斯（SumnerWelles），副国务卿。我必须了解的一个事实是：美国报纸把新闻自由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比如麦克科米克上校（ColonelMcCormick）在芝加哥《论坛报》（Tribune）上披露美国海军破译了日本舰队的密码。这种背叛行为很可能让我们在太平洋战役中战败——如果日本人看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话。
蒙哥马利·海蒂（Montgomery Hyde）在他写的史蒂文森传记《沉默的加拿大人》（TheQuietCanadian）中，说我“也许是加入史蒂文森队伍的年轻一代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我自己认为，约翰·派相间。hnPePPer）、路易斯·法兰克（Louts Frank），还有吉尔伯特·海耶特（Gi比ertHighet）都比我做得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史蒂文森没有充分利用我在公众意见方面的知识。我曾就公众意见这一应该得到更多重视的课题写过一篇文章，海蒂在他的书中谈到了这件事：
大卫·奥格威对于盖洛普方式的了解，使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在其他国家秘密地进行民意测验，可以帮助解决许多政治与种族方面的问题。这些想法体现在一份名为《关于将盖洛普的调查技术应用于预估全民公决结果、预测公众对计划中事件的影响的反应以及秘密情报工作的其他领域的计划》的报告中。这份报告由奥格威撰写，在1943年8月由史蒂文森带到伦敦。虽然当时华盛顿美国大使馆以及特殊情报署伦敦总部对此并不热。但是一年后，艾森豪威尔将军总指挥部的。理战委员会用奥格威所提倡的方式在欧洲成功地举行了民意测验却是事实。
当时我还在英国大使馆中担任二等秘书。在那儿，我跟自己玩一个游戏，就是看我拟的电报稿有多少能获得那些吹毛求疵的上司们的认可，找的纪录是四个星期42封。那些都是发给外交大臣或首相的，都由哈利法克斯大使签发。我惊异于自己按照要求严谨行文，并且把握那些问题的复杂内涵的能力。例如，我在1944年8月拟的发给内阁战务办公室的电报的片段：
我方已向美国国务院表达我们的下列忧虑：在不远的将来，当前苏联对军事物资的要求在对德战争后期逐渐减少时，我们可能会面临他们对食品、纺织品以及其他救济物资的大量的需求。如果按照外交议定书的条款，优先满足苏方这些需求，很可能占用并消耗我们已经决定拨给其他地区的救济物资。国务院指出这种困难尚未出现，而且在第四次外交议定书的条款中，美方并没有承诺无条件接受苏方提出的任何修订要求。然而，美方已经认识到，如果他们把对前苏联的所有供应都视为符合议定书程序，并按照其中规定的条款来处理，而我方将苏方的部分要求按照急需程度较低的情况处理，这种差别将可能导致处理程序上相当多的混淆与困扰。
就这样，总共1700字，每个字都必须改写成密码——当时还是用手工操作——到伦敦后再按照密码破译出来。写这样的电报，是不要求简短的，因为那样会导致错误的理解。
下面是我在1945年6月发给伦敦和重庆的一封言简意骇的电报的开头：
中国目前已处于对日抗战的第八年，这场战争给大部分中国人带来了不幸与贫穷。已经有超过300万中国人阵亡，据称更有5000万平民无家可归。中华民国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伟大国家尽可能早地走上战后恢复之路，符合国王陛下的政府的利益。
发出这封极有价值的电报的当天深夜，大使馆的译电办公室打电话到我家。“出差错了。你没有用密码就把电报拍到了重庆！”中国当局截收到这份电报时，一定会认为我们是为了讨好才故意不用密码发的。英国官方极少表示类似这样的亲华观点。
有时候在把英国的观点通报给美国国务院之前，我必须确认其他大使馆同意我们的观点。荷兰、比利时、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南非这些国家的大使馆永远都非常合作，但是印度大使馆却不然。找我碴的不是他们那位迷人的大使，吉雅·相卡·巴派（GirjaShankarBa加al）爵士，而是他的代表，一个在印度做文官的英国人，他对印度的忠诚使他向哈利法克斯大使抱怨我，说我没有权利假设印度政府会支持英国政府。这样的指控让我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法国大使馆对我一向都还算帮忙，除了我每次和他们打交道都不得不对付一个以上的人。一次伦敦召我回去协助法国人为法国铁路购买美国机车，我不得不一连好几个小时听一群法国专家为哪种火车头最合适争论不休。我的报告如下：
我们已经与法国人谈过。他们提醒我们，上次大战之后，法国被迫从美国军方继承了200O 部已经失效的机车，他们不希望这样的历史再度重演。无论如何，我们已将在伦敦的同盟国专家已经同意由美国机制造业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ootive Manufacturers）的代表所提出的日本天皇式设计的消息通知了他们。我们似乎已经引起法国人对事态紧迫性关注。
所有的大使中，我最喜欢澳大利亚大使欧文·迪克森（Owen Dixon）爵士。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赫伯特·伊维特（HerbertEvatt）的恶劣行为的故事。伊维特当时官拜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是迪克森先生的顶头上司。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认为迪克森是英语国家中最伟大的律师和法官。迪克森最后做到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Austrilia）。
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习惯于向他们在莫斯科的大使发出相同指令，当时我隶属于一个负责起草其中部分指令的英美委员会（Anglo－American mittee）。在领会他们的意图方面我们很少遇到困难，但是要告诉国务院的官员们——大部分都是华尔街的律师——他们的措辞太笨拙，根本无法让两个大使中的任何一个理解，却是件尴尬的差事，而这样的尴尬事我们常常遇到。无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