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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不可能遇到比盖洛普博士更好的老板了。他对我信心十足，因为我从不记得他曾读过任何一份我以他的名义撰写的调查报告。一旦他发明出新的研究方法，他就立即对它失去兴趣，转而去做更新的东西。然而，他对我的工作也采取了明智的防范措施，让芭芭拉·班森（Barbara Benson），他的弟妹，以专家的眼光监督我是否使用不可靠的研究程序。盖洛普有个怪疾：支付薪水非常小气。我那时的周薪是40美元，比我提供顾问服务的好莱坞影业巨子们的园丁还少。后来成为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的索尔·瑞（Saul Rae），当时受雇协助盖洛普写一本书——周薪50美元。后来成为《运动画报》（Sportsillustrated）总编辑的杰克·提比（Jack Tibby）和后来成为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ciation）主席的比尔·里杰特（Bill Lfogate）当时负责撰写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报告交报社，每周的薪水也只有100美元。阿尔弗雷德·马克斯《Alfred Max）后来自己创办了一系列法国杂志，当时周薪只有45美元。我想我们中没有人曾抱怨这样微薄的薪水，因为我们从这份工作中学到的东西太多了。说实话，如果要我为盖洛普给我的教育付学费，我都乐意。除了民意测验，他还教我三个具有无上价值的处世方法：
1．不敢拒绝的事情，就大大方方地答应。
2．如果不知道答案，就想办法混淆题目。
3．当你把别人的浴室弄得臭戴黄时，划根火柴，臭味就会消失。
盖洛普是个极其谦虚的人。有一份杂志曾刊登了一篇攻击他的调查方法的文章，洋洋洒洒列出了38条罪状，他把手下爱将都找来，告诉我们他承认其中的36条。
所有在民意测验机构做事的人，都常常会遭到别人的拒绝——“我从未接受过访问，也不认识任何曾经接受过访问的人。”有天晚上，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人访员走过来与我攀谈，连写字板都准备好了。“您能回答几个问题吗？”那些问题都是我自己写的，它们听起来蠢极了，我马上回到办公室，取消了那次调查。
这份工作要求我经常往来于普林斯顿和好莱坞之间。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横穿美国大陆的航线，所以我可以通过火车车窗，饱览这个国家的风光——我搭乘的都是些很棒的火车，像圣塔菲超级领袖号（Santa Fe SuperChief），还有洛杉矶城市号（City of Los Angeles）o 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我顺便在旧金山下了车，与阿尔伯特·班德（A比ert Bender）在一起待了两天。他是个上了年纪的都柏林人，是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LlyodS）驻旧金山的代表，他把自己的财产平分给加州的年轻画家和爱尔兰共和军。另外有一次去好莱坞的途中，我在蒙大拿（Montana）下了车，与哈里·哈特（Harry Hart）共度了难忘的三个礼拜。哈特是～个大农场主，英国人，认识比尔·希区柯克（Bill HICkok）与克莱米蒂·简（Calamity Jane）。他让我参加狂山群（CrazyMountains）的定点旅游。我的向导是一个挪威血统的年轻牛仔，他给我讲了一些关于乔威特（Jowet）和其他几个上个世纪的牛津名人的故事。他是从一个老爱尔兰人那儿听来的，那个人曾是牛津贝利尔学院的教师，在一个休假年来蒙大拿，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不得不离开那些美丽的山峦、令人陶醉的空气、满地的勿忘我，以及那儿充满平等精神的居民时，我忍不住哭了。
虽然盖格普每周只付我40块的薪水，但是我妻子和我还是想办法抚养了四个从英国来的难民小孩，共住在曼兹格洛夫（Mansgrove），那是普林斯顿is世纪建造的最美的房子。我们的邻居杰里·兰伯特门erryLambert）不断地送给我们他的大花园出产的鲜花，并用他的游艇大西洋号载我们出海。这艘三桅纵帆式游艇有39个船员，曾以2天四小时零一分钟的时间，从桑迪胡克半岛（Sandy Hook）横跨大西洋，到达利沙呷（Lizard），创造了包括快速帆船在内的帆船横渡大西洋的最短时间记录。杰里因为把李施德霖（Listerine）漱口水塑造成可以治疗口臭的产品而很快发了财，他自己做一份私人的民意测验杂志，供汤姆·杜威（Ton Dewey〕使用，当时杜威正打算角逐共和党的候选人提名。杜威发表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说前，杰里的民意调查员把关于每一个重要议题的所有可能的意见部摘要成简短的文字。之后他们从选民中抽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样本，把这些表述拿给他们看，询问他们哪些最能反映他们的意见。获得最多赞同票的意见被编进杜威的演说稿中。这种让人不大敢苟同的做法本来可以帮助杜威获得提名，如果杜威看起来不像——用爱丽斯·朗温斯（AliC。tongworth）的话说——“结婚蛋糕上的新郎小玩偶”的话。后来温德尔·维奇（Wended Willkie）获得了提名，在竞选期间，杰里·兰伯特提供给他同样的服务。但是维奇过于自信，以致无视大众的意见，最后终于咎由自取，被罗斯福击败。
杰里是朵奇葩——一个有着一流头脑的成功商人。他可以完全不用纸笔而在脑子里玩极为复杂的填字游戏（doubel－crostics）。他去世的时候，我是葬礼的扶棺人之一，其他五个人分别是乔治·盖洛普、艾伦·杜勒斯（Alle Dulles）、保罗·梅隆（Paul Mellon）、哈德利·坎切尔（Hadley Cantril），以及麦克·范德比特（MikeVanderbilt），我继承了他的衣物。这些衣服并不合身，但是我仍然穿着它们——作为充满敬爱的纪念。
我们在普林斯顿的另外两个好朋友是比阿特丽斯·古尔德和布鲁斯·古德（Beatrice and Bruce Gould），他们编辑《妇女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长达25年。我一直认为夫妻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简直就是谋杀，但是古德夫妇却乐此不疲，就像找另外一对朋友亨利·鲁德金和玛格丽特·鲁德金（Heary and MargaretRudkin）夫妇在佩拍瑞奇农场（PePPeridge Farm）一起工作一样。上一次我见到古德夫妇时，他们正在水库里游泳，上岸后，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不停地聊天。难得的美满婚姻。
我儿子大卫·费尔菲尔德·奥格威（David Fairfield（orgeway）生于普林斯顿。第一次带他出门旅行时，爱因斯坦弯下腰来给婴儿车中的他灌输了智慧，从此智慧就从没离开过大卫。他3岁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兼邻居，爱德华·赫瑞（Edward Howrey）形容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完美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我总是那么大声、那知频繁地喷叨任人唯亲和世袭管理的罪恶，大卫一定已经成为奥美广告公司有史以来做得最好的董事长。他现在是个很棒的房地产经纪人，事无巨细，都是我绝对可靠的顾问。
此时，欧洲的战事如火如荼。法国沦陷了，打败希特勒的唯一希望就是美国参战。我一直兼任英国政府在美国公众舆论方面的顾问，但是现在我应该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机会来了，我被邀请加入威廉·史蒂文森（William Stephenson）爵士领导的英国情报机构。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四章 秘密任务
第四章 秘密任务
英国的政治家、军界要人和外交官们的战争回忆从未提及情报部门的辉煌业绩，原因有二：一、他们不希望触犯官方的保密法令；二、他们与亨利·史蒂森（HenryStimson）有着相同的刻板观念，“绅士不看别人的信件”，因此尔希望让人知道他们曾是这种讹诈行为的受惠者。
近年来，英国政府开始认识到这种缄默协定不仅窜改了历史，也损害了自己的情报部门的声誉。得益于新的法令将保密期定为30年，事情的真相现在被一点点地披露出来。因此，约翰·麦斯特曼爵士（SirJohnMasterman）关于英国的双重间谍系统的报告才得以出版。这个系统抓获了德国派到英国的所有间谍，并且把他们变成传递假情报、误导希特勒的渠道。弗莱德·温特伯森（Fred Winterbotham）的《极度机密》（The Ultra Se－cret）也出版了，那本书记述了英国在破译德国最高命令方面的成就。
我相信，在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漫长历史中，威廉·史蒂文森爵士是最有成就的情报工作者之一，可以与沃辛汉（Walsingham）、约翰·安德列少校（Major JobAnder）、曼斯菲尔德·康明（Mansfield Cumming）、布林克·霍尔（BlinkerHall）、威廉·怀斯曼（WilliamWiseman），以及阿拉斯戴尔·丹尼斯顿（Alastair Dents－ton）并列齐名。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曾这样评价史蒂文森：
如果不是威廉·史蒂文森爵士和他那些有秘密身份的同事们，通过隐蔽的途径为战时的军事和政治措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补充，现在来想想英国和美国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将是件很有趣的事情。门外汉们很难理解一个隐藏真实身份的人，通过秘密工作，如何能够对西方世界的存亡产生如此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史蒂文森作为战斗机驾驶员获得了杰出飞行员十字勋章，此后在工业界度过了20年时光。1940年，邱吉尔将他派往美国，领导美国在西半球的全部情报机构。
史蒂文森与罗斯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罗斯福与罗西安（Rothian）和哈利法克斯（Halifax）两位大使的关系从不融洽。（1915年，威尔逊总统与威廉·怀斯曼爵士也建立了同样的关系，当时怀斯曼是个年轻的上尉军官，劳埃德·乔治（LloydGeorge）派他去美国领导情报机构。）
在美国正式参战之前，罗斯福通过史蒂文森与邱吉尔进行了一些秘密交往，这样一个渠道，使他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