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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抗战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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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着颠簸的车钻在夜里，何山来了电话，我说正病着只怕写不了稿。他有些失魂地说，这是他头一回做专栏版，没准下一期就不做了。我扭头看着窗外，风正刮过深夜的长街，几个流莺在稀疏的树影下木讷地守望，忽然心里隐隐动了一下。
许多年前听过一首老歌，谭咏麟唱的：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可见面对时光的流失每个人都会心生彷徨。那天去了越秀山，临到中山纪念碑时，眼皮下冒出了体育场，我像
囚犯般握住栅栏，深情瞭望。我甚至记得当年头次来这里时所坐的位置，那时有一个叫米什么的老头带着一群球员在草地上玩皮球，我懒得看他们，我眯缝着眼，看几个奶子很大或者很小的女记者故作妖娆地甩动头发，我猜她们的头皮屑一定太多了，痒得厉害。
现在的越秀体育场在暮色中像一座空寂的坟。那些跑动的身影和晃动的奶子已渐行渐远，像一炷香弥散在岁月深处。前阵子在酒宴上，老板忽然问我想不想去北京当体育记者，我当时吃喝正欢，忽然在高潮处打了个寒噤，跟那个什么似的。呆了几秒我才擦了擦嘴讷讷地说：我饱了，腻了。
我确实腻了。一年前的8月，我不仅厌倦了体育新闻，甚至厌倦了新闻。那时天河有个人才交流会，简称人流会，我像贼一样鬼鬼祟祟地穿行其中，后来一个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老板居然相中了我，这令我悲愤不已：自己究竟哪里长得像卖保险的？我满腹辛酸，在天桥上拍遍栏杆，然后眼睛一亮：小广告上招男公关，月薪三万。但我旋即想起自己刚患了腰肌劳损，腰子不好，做鸭也枉然。
我的体育新闻生涯始于法国世界杯，在韩日世界杯后精神濒临崩溃。上海有一位祖母级的女摄影记者，满头白发，常冒着风雨在场边拍照，我是没有那种韧劲的。身为男人，耐力却不好，这真是一种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必须向那帮仍坚守在阵营里的弟兄们致敬。
8月的最后一天，我抱着遥控器在家独自看电视。央视放着beyond的北京演唱会，主打歌是黄家驹的遗作《抗战二十年》。肋骨没了，beyond三子喑哑地悲啼，二十年后，这些苟且的残部已经摇摇欲坠。唱功最好的黄贯中，十五年前主唱《大地》时声线是多么清亮，如今已沦为ktv的水准。但这群曾经崩溃的老男人，仍然立在台上，像三杆锈蚀的标枪。
我下意识地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呷。我想起二十年前自己第一次怯生生地去城市，被一群城里的孩子骂成“乡巴佬”，就像二十年前的beyond被别人骂作傻b。仅仅在命运的河流里蹬了蹬腿，那个纯朴内向的孩子就变成了顽劣、狡诈、喜欢冷笑着抚摩中指的人。
我在8月的月末想起了许多年前看的古龙小说《九月鹰飞》。9月是一个充满劫数的季节，在过往的年月里，我习惯在9月爱上不同的女子。功名和爱情都不可预知，正如那天的我无法猜到，几天后有一股番号为杜鹃的台风会像原野上的马群呼啸着漫过我的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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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不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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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吃快餐，拿着一份自家的报纸慢慢看，一张胖脸扑面而来，是伊沙，西安的痞子诗人。我停下了筷子。
那个版面是诗人访谈系列，我历来不看的，有空去读诗，不如看黄碟。不过伊沙倒是例外，他的流氓习气很是对我胃口。这期报纸上还登了他的代表作《黄河》，我早年就看过，两年前去沈阳采访，车过黄河时忽然想起了他的诗句，说他坐火车过黄河时正在兴高采烈地
尿尿，“只一泡尿时间黄河已经流远”。多么骑士，多么畅快。
我不读诗已经很多年了，忽然在这个初秋的傍晚，想起了一些与诗歌有关的往事。
让我有些羞赧地告诉你，如今满脸猥亵的刘原，其实十多年前是一个忧郁而正直的诗人。在大学校园里，由于我捻断的胡须比别人多，居然还窃据了诗社社长的高位，我本来对权术兴趣不大，但鉴于坐在这个高位上可以经常单独辅导文学女青年，所以就一屁股坐上去了。
在大学校园里，写诗的全是些荷尔蒙分泌过多的鸟人，身为社长，我责无旁贷地要关心一下他们的内分泌，因此，我带领他们把黑手伸向了师大、女子学院等盛产佳丽的地方。记得有一次在江心岛上，我面对一群无辜的幼女，舌灿莲花，声泪俱下，朗诵得鼻涕都流出来了。可惜她们一个都没哭，这让我很有挫败感。
那时，据说舒婷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的福建文联。舒婷在当时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地位，有如当今歌迷眼里的f4。所以我常在盘算如何把她诓过来搞一次讲座。计划正待实施，却听一个家住文联的朋友说，舒婷的模样整一个工人阶级，酷爱搓麻，而且一搓麻满嘴都是有违五讲四美的发音。我一听，万念俱灰，歹念瞬间云散。
其实真正让我万念俱灰的是十年前的10月8日。那天，一个叫顾城的人在新西兰奥克兰岛用斧头劈死了他的老婆谢烨，然后自缢。据说起因是他老婆给他戴了顶绿帽，勾上了一个德国的气功师。德国人和中国人抢老婆，居然是靠中国的国粹气功，这委实是一大国耻。我估摸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气功师一边念念有词，唱着德国版的十八摸，一边伸出魔爪上下其手，谢烨抵抗不住，终于委身。
这本是一件普通的风化案，但偏偏这个叫顾城的人是写诗的，而且此前不少诗人纷纷自杀，比如海子、戈麦、蝌蚪等等，所以许多人都说诗人全是疯子，要防火防盗防诗人，搞得我很有思想压力。虽然我在家里不是独子，我疯了还有我哥，但住在精神病院会很有压力的，不仅伙食不好，据说还要挨电棒，所以还是不疯为好。
1993年10月，我写了一首诗悼念顾城，然后，封笔。
看到伊沙的访谈，想起诗歌，想起顾城的十年忌日近了。那时他的死，对我的震撼是多么大，但现在每个人的生或死，在我眼里都只是一只蝼蚁的来去。我冷漠了，或者说，我老去了。
回想起来，不写诗已有十年。我依旧倚靠着写诗时培养的语感和触觉码字、挣钱。在功利的年代，我摇着船橹向黄金海岸叛逃，渐行渐远。而诗歌仅仅是一座曾容留我的城堡，它那长满青苔的石阶躺在空旷的年月里，独自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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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的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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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村这鸟人的催稿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正玉树临风地站在渡轮上，江风像泥鳅般游过我额间的沟壑，实在倜傥得不行。事实上，已经有两个村姑开始冲我眨眼了，她们有可能在酝酿电波，也可能是患了砂眼——这种病的病因是液体分泌不够，干涩，因此有痛感。我的目光愈来愈忧郁，她们的眼睛眨得愈来愈快，但就在这时我的裤裆边忽然铃声大作。一段因缘还在前戏中就被天杀的阿村扼死了。
那天我去的是长洲岛，如果你恰好也去了，就会看到有个家伙在烈日炎炎下攀扶着高射炮搔首弄姿。当然我不是去打炮的，你不要把我想象得那么俗。我去长洲是因为长洲有黄埔军校。
岛上有兵器。不是冷兵器，是驱逐舰、扫雷艇、潜艇、轰炸机、战斗机、坦克和火炮。伸头闻闻炮管，有硫磺的味道，可见不是像明思克航母那样拿模型来蒙人。有一艘驱逐舰曾于60年代在东山群岛跟国民党舰队干过一仗，将敌军的一个少将打到海底喂鱼去了。一役过后，据说附近海域的鲨鱼都日夜兼程往东山赶，那盛况，着实叫人神往。
我懒洋洋躺在轰炸机的机翼上，看着操场上军训的小学员们，忽然想起孙中山当年把校址选在这里真是明智。八十年前的广州虽然还没有这么繁华，我居住的杨箕估计也就一农田，但是，无烟工业是肯定有的，兵哥哥们走在街上，只怕要被娇嫩得一掐出水的西关小姐邀请去抽一袋烟土。思想工作是很艰巨的，教官们养上百条狼狗恐怕都不够。于是国父一拍脑袋，设址长洲。我估摸了一下，从校门游到对岸，考虑到水流的速度，少说得游上三公里。一般来说，你纵然能游到对岸，估计也办不成什么事了，你又不是比昂迪或者索普。
国父的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前些年在海埂，很多球员一到晚上就爬墙去市区普降甘霖，所以不妨把他们空投到南沙的一个孤岛上，洗涤一下肉体和心灵，为了防止他们生活枯燥，也可以每人发一把小木剑，闲得慌就去海边像杨过一样剁剁海水，没准创造出一套辟邪剑法来。
黄埔军校那群猛男没练辟邪剑法，他们北伐去了，将星如云，把敌人打得哼哼哈哈。北伐是一个让人怦然心动的词汇，前些天，我们的报纸也开始北伐了，几个兄弟在离别宴上喝酒，咕噜咕噜的，从前我们的报纸有个口号叫“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江湖是什么？江湖是拿来快意的。
弟兄们在三万英尺的云端时，我在黄埔。波光粼粼的江水穿过码头，笔直地远去。我想起林彪或许也曾在这个码头上发过呆，这个黄埔四期的学生击溃了众多的黄埔一期，乃至教师爷陈诚。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林彪曾因在深夜打手枪被关过禁闭，当时他训练完后未上交枪和子弹，放在枕头下，迷迷糊糊一摸就开了枪。黄埔的禁闭室里，曾蹲着一个元帅。
傍晚，我在暮色中爬上了琶洲塔，看见落日的余晖将长洲岛涂抹得像一尊金黄的卧佛，忽然想起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