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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为阿康的贫穷深深悲哀着。他一辈子都与富贵无缘，当国家队守门员时只能领些微薄的津贴，退役后又病重多年，失业多年。去年阿康曾高兴地告诉我，他将去亲戚开的公司里上班了。我问他都干些啥，他说是接电话收传真之类。我明白那是打杂，可这毕竟是阿康多年来的第一份工作。但今年阿康被炒了鱿鱼，他想打杂都不行了。
微醺的我隔着水汽腾腾的火锅直视着阿康，竭力挤出笑容，我说你看新世纪都来了你一定会越活越好的。这话一出口连自己都觉得迷茫。阿康表情混沌地应着是呵是呵。他絮絮叨叨地说自己正在努力攒钱，想修缮一下房子，趁早把婚事办了。我惊诧地发现阿康的脑子已经康复了许多，能够较清楚地表述语句，不像去年那般言语错乱，如同梦游者的自呓。我坚信这是爱情的伟大力量扶起了摇摇欲坠的阿康。我伤感而欣慰地笑着，端起酒杯，说了一句滥俗的话：祝你和小孙白头到老永远幸福。
阿康有些激动，像觅见曙光的疲惫的夜行者。他说他很爱小孙，也依然爱足球，平时去踢业余球赛时，小孙总在一旁帮他抱衣服。只是聊到中国足球时，阿康的目光黯淡了下来。他说想在世界杯外围赛出线太难了，但愿那帮年轻兄弟们运气比自己好。
几个月后，我们将追随米卢率领的中国队去逐猎世界杯之梦。我不知道，当亿万球迷欢呼或痛哭时，是否还记得十二年前跪在新加坡草地上怔怔落泪的张惠康，记得那群只差一步到罗马、如今沦落在民间苦苦谋生的悲情英雄。
我抬腕看表，说撤退吧。阿康笨拙地拦住我，焦急地说：你别付账让我来。我奋力拖他，径自走向柜台，阿康像做错事的孩子，满眼愧疚和不安。他的目光让我悲痛，那些混迹于甲a甲b大把挣银花钱的富豪球员，永远不会流露如此善良的眼神。我说阿康别忘了我们是好兄弟。
回到阿康家里，东方电台的记者何晓已守候多时。他们台里搞了一系列春节前慰问贫困市民的活动，阿康属于特困户，何晓代表电台捎来了两千元慰问金，阿康腼腆地拒绝着，最终推辞不过。阿康垂着头，给我们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咖啡。
何晓告诉我，1996年沪港杯时她在上海虹口体育场见过阿康。那时阿康光着膀，腰间扎一根草绳，蓬头垢面的模样颇吓人。我们都知道这副装束意味着什么。如今的阿康，已经能清晰地说话了，已经懂得为客人沏咖啡了，已经找到女朋友了，我们都心酸地为他高兴着。
阿康的母亲拉着何晓的手，一边流泪一边用上海话唠叨。我费劲地听了许久，只听懂她翻来覆去的一句：阿康现在连扫地的都不如。他太老实。阿康坐在一边默然不语，把臃肿的脸深深埋在膝盖中。坐在旁边的还有一位阿康幼年时的体校队友，如今在青岛的中国足球学校任教练，他从张惠康谈到曲乐恒，从转型前后的足球体制谈到运动保险，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张惠康是旧体制缺陷的牺牲品。这位昔年队友每次从青岛返沪，都竭尽全力地为阿康奔走游说，但他的努力犹如泥牛入海。
阿康的悲剧太独特了，独特得无法复制。听何晓说，阿康的母亲拉着她倾诉了儿子这些年来的苦难。上世纪90年代初，阿康在香港南华队受重伤后返沪，治疗后仍能上场比赛，但由于有人作梗，被残酷地剥夺了重返上海队的机会。阿康的女友是80年代末中国女排最著名的明星，随后也飘然而去。无数次比赛失利、无数球迷的唾骂都从未击倒阿康，但这回，失业、失恋连同伤病彻底摧毁了他。整整五年，阿康闭门不出，像哑巴一样沉默地活着。他甚至曾绝食六天。阿康的母亲泣不成声地说：儿子一生命苦，只能怨苍天，如今老两口唯一的心愿，是帮他娶个媳妇。
电话铃响了，是阿康的球友约他去踢球。我正想拍些照片，也随了去。球场在普陀区体校里，破旧多洼，寸草不生，童年的张惠康曾无数次在这里摸爬滚打。阿康所在的业余球队由一群年迈的退役球员组成，实力极强，前不久刚在上海社区联赛中夺魁，阿康自然还守门，六场比赛仅丢两个球。据球队教练说，许多球迷都涌来看这次场面寒酸的业余球赛，就为见一见阿康这位曾傲视足坛的一代国门。
阿康客串后卫。对手是普陀体校的少年们，他们灵若狸猫，一次次盘过面容浮肿的迟暮英雄张惠康，轻巧得像推倒多米诺骨牌。阿康蹒跚地奋力跑着，像一只悲伤而苍老的鸭。
下半场阿康照旧守门。我站在立柱后说阿康再见，他跑过来，无言地看着我，握手。他匆匆离去，重新伫立在与他厮守几十年的球门前，那专注的神情，与十多年前电视上那位中国队1号毫厘不差。
黄昏毫无征兆地降临。最后一缕夕阳余晖黯淡下来。阿康半弯着腰，静止地等着，像麦田上守望无际黑夜的稻草人。（2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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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色篇 望见故乡，望见前列腺
［t。xt小，说［天堂｝
我最近迷上了研究《笑林广记》。《笑林广记》里的哲理特别多，比非典病人还多。有一则故事是这么说的：丈夫外出坐船，忘记了勿将头手伸出窗外的交通规则，结果被迎面而来的船夹伤了手指，回家时娘子为其包扎时，满脸忧虑地说：官人，下次切勿站在船头小便。
这充分说明了行走江湖的凶险，一不小心，下半身和下半生的幸福就会在瞬间夹碎。
我厌倦了江湖，所以前些天回了趟故乡。我下了飞机，摇摇晃晃地走在街上，戴着硕大无朋的口罩，许多人怯怯地望着我，他们的神情像湍流边惊恐的绵羊。我哭丧着脸想，我被故乡抛弃了，故乡不要我了。而这一切，都是缘于我两年前一不小心去了广州。
后来去北海旅游，宾馆服务员用特工般的眼神穿过我的额头，然后抵达肺部，她问：从哪里来？我想在她眼里我身上一定有不少冠状病毒。我摸出身份证，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来自南宁。那一瞬间我想起了黎明唱的《我来自北京》，在歌里他也是结结巴巴地“i，i，i was born in beijing〃，现在我怀疑他也是心里有鬼，估计也就一昌平农民。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坐在暮色中的沙滩，潮汐像按摩女的手一样游上了我的脸，我忽然涕泪横流——被海水呛的滋味确实难受。四周已经寂寥，空气中弥漫着败落的气息，我忆起了多年前这个海滩的繁华：众多女游泳教练正诲人不倦，许多帐篷外摆着两双鞋……俱往矣，sars就像击碎海潮的礁石，遏止了我们的一切欲望。
父母在，不远游。非典在，不旅游。没人正好，在人影稀落的夜晚，我，一个来自广州疫区的人，正在奋力饕餮，虾蟹不可少，而不喝海蛇汤更是犯罪——对自己的胃犯罪。我在买单时捂着胀痛的胃想：生活在没有sars的天空下是多么幸福。
饱暖思那个什么，所以我又去了星岛湖逛水浒城外景地，有个景点是潘金莲洗浴的地方，当年用的大浴盆还在。据说拍戏时王思懿体恤剧组人员辛劳，于是放他们全进入拍摄现场，以示犒军，据野史记载，当时那群饿汉的鼻血和口水一齐往下淌，令浴盆里的水位上升不少。
快艇载着满嘴哈喇子的我飞行在湖面上，我想起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五年前。似乎只是打了个盹儿，一切都已远去，行走的路径是一条单行线，我们回不去了。
回到南宁，去酒吧喝酒，昔年壮硕无比的朋友病恹恹地说：我喝不动了，前列腺不好。忽然便想起吾友连岳在专栏里所说：当你明白性的时候，人生已经过去了百分之五十，前列腺也已经肿大了百分之五十。又想起费翔好多年前唱的歌：我曾经豪情万状，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其实归来时，不仅有空空的行囊，还有胖大海一样的前列腺。
从某种意义上，前列腺是人生的标尺。当我如今在广州向西远眺时，故乡已经茫远，唯一看得确切的，是前列腺正被时光之拳击肿，如同雨水中无声膨胀的死蛇。 （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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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换绿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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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去图书馆，瞥见一本书唤作《绿帽子》，一把抽出来，夹在腋下便走。我借书历来眼光苛刻，不仅要看作者是谁，还要浏览数页验明正身——所谓名家也常有注水之作，不可不防。不过这书名着实吸引人，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写得很烂，我就当地摊文学来看。
那书果然奇烂，床戏是没有的，通篇讲几个中年人的暧昧交往，从几十年前的学生时代就眉来眼去，一直到满身赘肉了也没长进，依旧靠老眉老眼释放些静电。我愤怒地翻到最后
一页，发现他们的裤带还是系得好好的，真是怒其不争。
不过还是佩服作者，因为他挠中了中国人最痒的地方，像我这么高风亮节的人都忍不住流着哈喇子去读，可见这卖点选得多好。中国的绿帽子文化，源远流长，比较家喻户晓的一单案例，是青楼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的西门庆和下岗妇女潘金莲玩婚外情，给人家武大郎扣顶绿帽不算，还对其非法残害。这样做很不好，我们做事情都要以法律为准绳，其实解决办法也很简单，譬如潘金莲女士可以仿效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原则，每天晚上眼睛一闭扮死鱼，拒绝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