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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访问一词需要作一番解释才行？”
“我不是扫盲学校的老师，不打算教这些专业人员如何钻进住所里去。他们可以切断电话，然后派个师傅进去，或者找个别的借口进去。”古罗夫开始发怒了，不过还是说道：“你说得对，访问与拜访，拜谒差不多，所以绝对不合适。你就简单地写上‘检查’吧，看阿里亚辛的住所里是否有窃听装置。”
“万一有呢？”什么都喜欢问得一清二楚的克里亚奇科问道。
“那就糟了，反间谍局是不会承认的，我们只会猜想是谁安的窃听器。不是同行，就是刑事犯中有威信的头目。我们是不会指示在这方面搞间谍活动的。”
“其实正是间谍才可以查出具体的结果来。”克里亚奇科忍不住说道。
“你是聪明人，但也是个傻瓜，”古罗夫反驳说，“我并没说在这种工作上不搞间谍活动。我要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供给正副部长、甚至新闻记者的公文包，让这些记者认为没有什么不让他们知道的秘密，也不应该有任何秘密。坐探搞来的情报和对情报的分析我们将分开保存。”
“我的助手所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克里亚奇科说道。
“我在猜。我想，即便是我的哈里托诺夫，刑事犯头头利亚列克的右手，也帮不了多少忙。在最好的情况下人家可以给我们指一指房门，但开门却谁也帮不了忙。斯坦尼斯拉夫，你觉得什么人能够组织起这么个‘服务部’来呢？”
克里亚奇科把自来水笔放下，把公文包推开，沉思起来。古罗夫耐心地等着，不慌不忙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不是正在守法的小偷，他们很保守，对新玩意儿很警惕，甚至觉得很难忍受，因为他们的威信依靠的是古老的偷窃方法。”
“然而这人得在一定的范围里有份量才行，否则他马上就会被人盯死并受到讹诈的。”古罗夫说道。
“要不他就是过去克格勃的人，也就是说是很了解坐探工作原则的人！”克里亚奇科停顿了一下，“我们假定他是干我这一行当的，一名高级侦探。首要的，最复杂的事是挑选人。为了防止渗进坐探，我认为身边最多不超过三个人，最好是不让他们相互知道。”
“我同意，对他们三个都要信任，但对他们每个人都要监督，”古罗夫补充说，“三个中间应该有一个守法的小偷，以便同其他的小偷和他们各自的区域保持联系。”
“干嘛要与小偷保持联系？”克里亚奇科反对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过去了，不过，这一点小偷们并不承认，正是他们还保持着各自的区域。同他们可以不合作，但打起来却很麻烦，不管你怎么说，组织里反正得有一名正在守法的小偷。”
“还需要一名刑侦局的侦查员或者反间谍局的侦察员，他得领导其他的作战人员。这样的一个人，我得亲自从我过去认识的人中去寻找。最好他现在有工作，如果是开除的更合适，当然是没判过刑的，”克里亚奇科沉思起来，连连摇头。“也许判过刑的更好？”
“这可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古罗夫回答说，“还需要一个年轻的、有头脑的、可以控制得了的、而且在那些‘冻坏了的人’中间有威信的土匪。”
“他们没有有权威的头头。”
“有的，斯坦尼斯拉夫，不过，他们活不多久就是另一回事了。身边的人都得是明白人，我们也可能犯错误，不过，我认为不会错得太厉害。俗话说各种方案都是可能的。我以为他们的首领是俄罗斯人。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可以排除，乌克兰人或者白俄罗斯人是不会去莫斯科的，至于阿塞拜疆和高加索人嘛，他们又正在闹矛盾。俄罗斯人在刑事犯罪分子中间似乎不讲民族性。”
“你对我们的评价很高。”
“这不是我对我们的看法，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古罗夫嘿嘿一笑。“如果有人向你求助，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俄罗斯人你才肯伸手吗？不，车臣人对车臣人，阿勃哈兹人对阿勃哈兹人，都是会伸手的，而且不是伸一只手，而是伸两只。我们人多，曾经有过俄罗斯帝国，过去的苏联也在莫斯科地下活动过，因为俄国人联合起来，不是因为民族特征相同，而是由于利益一致。总的说来，这是个复杂问题，我认为新成立的犯罪组织的头头是俄罗斯人。”
“年龄在三十五到四十五岁之问。”克里亚奇科往口里塞进一颗口香糖，是没加糖的“轨道”牌的。“我嚼口香糖，你不生气吧？”
“你主要是该想一想。我也认为是三十岁的人，如今二十五岁的人有的就当银行家了。”
“就算是三十岁吧，反正最多不会超过四十五岁。”
“而且没成家，我是说他没有妻子和孩子，父母亲是可能有的，但不住在一起。”
“不一定，不过很可能。”古罗夫停止了来回踱步，坐在桌子角上。“他是一个内向的人，尽管不知道他的相貌，但一定是个虚荣心很强的人，有许多缺点。”
“人人都有许多缺点，连你也不例外。”
“对，对，”古罗夫的嗓子似乎裂开了，甚至有了点嘶哑。“我像一条既不喜欢水却又不能在别的环境中生活的鱼。”
“你不明白？”克里亚奇科差点被口香糖卡住了。
“我是俄罗斯人，而且住在俄罗斯。这事我们不谈了。我是干密探工作的，对自己的职业，我都忍受不了了。因为我的缺点有一屋子，堆得比屋顶还高！”
“好啦，停下来，别诅咒自己啦，”克里亚奇科慌了，他把电话移过去，开始拨电话，然后把话筒放下。“我们谈到哪里啦？”
“谈到你劝我同玛丽亚结婚，可我忘不了塔姬雅娜，她是因为我的过错而被人杀死的。”
“我对你说了：停止吧！不能把生活中所有的坏事都堆到自己的肩上。”
“没有记忆的人那就不算是人而是猴子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让我们喝杯酒吧。”
“我办公室里不再有酒了。”
“那就开车上你家里去。你讲原则，我可是个普普通通的活人，很脆弱。我喝，你给我斟酒，从中吸取点力量。”
克里亚奇科收拾起桌上的文件，藏到保险柜里。
那场悲剧是去年发生的。古罗夫当时正同电视台的女导演、一个很年轻、很有魅力的女人塔姬雅娜谈爱。他们关系已经很亲密，正在考虑结婚。但他们并没有加速事情的发展，他们都已成年，懂得结婚证上的图章并没有什么意义。古罗夫正在破获一宗案子，发现了通过意大利流进俄罗斯的大量假美钞。国际刑警组织也参加了侦缉工作。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内务部同时寻找假钞的，还有俄罗斯黑社会的头子，他们发现了古罗夫的踪迹，知道他比别人更接近于达到目的。
一天傍晚，塔姬雅娜说服古罗夫允许她驾驶他的“日古力”，因为当时街上这种车少，所以古罗夫答应了她的要求。也是活该出事，就在这天傍晚，有人袭击古罗夫。如果他本人驾驶，那他肯定会从后面的镜子里发现迅速赶来的“九人面包车”，因为他坐在右边的座位上，错过了进攻的时间。“九人面包车”里的自动步枪响了，显然他们知道是古罗夫的车，所以他们是对着司机开的枪……
自动枪第一梭子一响，一场血腥的屠杀便马上发生了，现在重新转述，没什么意义了。古罗夫制伏了那几个袭击的人，但塔姬雅娜却牺牲了，所以古罗夫责怪自己对这女人的死，负有责任。塔姬雅娜留下一个小女儿，她的姑妈将她带走了。古罗夫已经到达了家庭幸福的边缘，现在却又孤单单地留了下来。克里亚奇科想把朋友从“洞穴”里拖出来的一切打算全都以失败而告终。斯坦尼斯拉夫给电视台主持人亚历山大·土林打电话，粗鲁地提醒他，古罗夫上校前不久救过一个“女明星”的性命，因此要求援助。亚历山大是个懂礼貌的小伙子，开始邀请古罗夫参加上流社会的晚会、电影首映式，进时髦的俱乐部，作为知名的主持人，他是经常有人邀请的。古罗夫有时懒洋洋地表示拒绝，但偶尔也接受邀请。当他明白这类上流人士的集会有时使他觉得好奇，有时又觉得好笑时，他就开始高高兴兴地随着土林去了。当别人开始把他当成贴身保镖和司机，“同行”们开始教他、给他出主意、提忠告，有时甚至提出批评时，他觉得特别开心。比如他们说首长和女人作亲密交谈时，我们兄弟是不应该在场的。或者相反。有人指出，古罗夫让“老板”一个人上厕所，是无论如何也不允许的。此后他们还给古罗夫讲各种各样可怕的故事，比如有一天……古罗夫聚精会神地听着，总是表示赞同。因为出席这类聚会的，都是那些客人，也都是那些保镖，所以他们很快就把这位上校当成了自己的小伙子，同情他一大把年纪，鬓角都已斑白，显然，这位上校过去是干繁重的体力活的。
就是在一次这样的晚会上，古罗夫认识了玛丽亚。这位话剧院的女演员，三十四五岁，长相漂亮，拍电影很少，电视屏幕上几乎没有露过面，只有圈子里的专业人员知道她，至于广大的观众并无特别的反应。可以说古罗夫完全是偶然认识玛丽亚的。
他是很斯文的，可一些远非贫穷、好像也不饥饿的人在桌旁的表现，却相当贪婪。古罗夫没去参加争食，他端起一大杯他并不喜欢喝的香槟，坐到一旁，兴致勃勃地观看正在发生的事。他忘了问土林为什么举行宴会，所以现在他力图判断出到底谁是庆宴的发起者。
“很有趣吗？”一个坐在隔壁一把围椅上的女人问道。
“很有趣。”古罗夫望了她一眼，发现她很漂亮，但此时此刻她却满脸怒容，于是他问：“要不要给您上点什么来？”
“谢谢，”女人挑衅地望了古罗夫一眼，“既然您这么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