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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突然把几个高加索人送出了莫斯科，过去当过民警的小伙子被他们干掉了。阿尔焦姆·杜罗夫在赌场工作，没有露面。他们既然这么慌乱，这就是说，他们的事被人盯上了。而他们也不可能有很多人。”
“少校。”克里亚奇科提示他说。
“只能在关键时候用，而且是暗中利用，”古罗夫表示反驳。“否则，他们就不能在今天的战斗中使用他。如果我把那孩子打伤，少校就会成为主要见证人，他就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谈话。”
“那你到那里还能吵什么呢？说利用情势不够吗？如果少校只是受骗，主要只是盲目地受人利用的话，那我们从他那里就得不到任何好处，如同从公山羊那里得不到羊奶一样。”
“我又不是电脑，不能一下子把一切都算出来，我只是刚才考虑到，”古罗夫粗鲁地回答，“很可能我估计错误，少校的作用更大一些。我们手里的牌不好，不过他们不知道。应该虚张声势，表现积极，他们可能开始神经紧张，做出大量蠢事来。”
“又因为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即将开始行动，所以对方自然而然地就会做出傻事来，作为回答。他们会把不明智的斯达西克消灭掉。”
古罗夫叹了一口气，从一数到了十，然后说道：
“你应该换辆车子，你的‘梅尔谢杰斯’不要用去进行观察，而要去护送日里诺夫斯基。局里谁有新‘日古力’车？”
“华连廷·聂斯捷伦科有。”
“快打电话，”古罗夫指着电话机。“同他商量一下，换几天的车。”
“华连廷凶得狠，他不能驾驶新车。”
“你要我打电话吗？”古罗夫取下话筒。
“你不知道电话号码。”
“那你就给值班员打电话，问他的电话号码，然后同他商量好。”古罗夫把话筒交给了克里亚奇科。
第二天，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驾驶一辆“日古力”在莫斯科市里开着。开了“梅尔谢杰斯”之后来开“日古力”，的确不容易。这位密探决定集中注意杜罗夫，把那名过去的刑事侦查员看成是最有前途的目标。克里亚奇科发现杜罗夫不怕别人跟踪，“引导”他很容易，因为杜罗夫·阿尔焦姆的车子开得很规矩，总在车流中，没有必要，从不抢车。他的路线很简单：从家里到赌场，中午进咖啡馆，在那里吃中饭，他一个人坐一张桌子，不会见任何人。
在莫斯科用一辆车子去跟踪是徒劳无益之举。克里亚奇科很清楚这一点，如同他很清楚知道他之所以接受任务，是因为古罗夫想不出什么别的好主意，出于无奈而为之一样。第二天，克里亚奇科就把杜罗夫的灰色“五人面包车丢失了”，不过他不怀疑这是事出偶然。在季米里亚泽夫区，杜罗夫向右拐去了，克里亚奇科当时在他后面五十公尺的地方，前面只有一辆“伏尔加”把他和灰色小车隔开来。到了十字路口，杜罗夫向右拐，“伏尔加”向左开去了。克里亚奇科跟在杜罗夫的后面，看到他在前面，当时从院子里爬出一辆拖车，把狭窄的胡同堵得死死的。这不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行动，如果杜罗夫发现有人跟踪的话，他完全有可能摆脱掉（至少有数以十计的方法），而不必采用如此复杂而代价昂贵的方法。他可以在任何一条公路上第一个停在交通信号灯前，对着黄灯冲过去，便可安然开走，因为这时克里亚奇科在后面隔着一辆、两辆、有时甚至有三辆车。
拖车不可能打转身退回院子里去了。为了防备万一，他记下了拖车的车号，他沿着胡同冲过去，但前面没有发现杜罗夫的车。克里亚奇科飞快地开过三个街区，他明白了：继续寻找如同猴子掰包谷，白费气力。杜罗夫可能在任何一个十字路口拐走。克里亚奇科把车子停了下来，多次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吸烟。真想掏出烟来，把打火机咔嚓一打，抽了起来，不过，终归还是在工作，而且是这么傻呆着，应该思考，可又完全没什么可思考的。
昨天杜罗夫没开车去那个区，今天去时信心不足，几次在十字路口刹车，显然是在寻找需要的拐弯点。这又是一个证据，说明拖车的出现纯属偶然。但是，既然杜罗夫一会儿仔细看门牌号码，一会儿问街名，这就意味着，他是走的新路，寻找他不知道的新地址。他在离他所要找的地方的不远处，最后一次满有把握地从季米里亚泽夫街拐走了。“情况很糟，但并不很复杂，我们继续找下去。”克里亚奇科拐弯时决定。“从拖车那里开始，每个胡同都拐进去看看，胡同才三个，每个院子也得看看。即便这种找法就像提着灯笼找镍市，我在这里找，是因为这儿亮一些，而且今后我也好向首长汇报。要是他嘲笑我，我就回答：有什么样的任务，就有什么样的执行方法。”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于昨天早晨离开部长的官邸，他找到一支完好的自动枪，给萨莫依诺夫“工程师”的债主打了个电话。乌索夫几乎不怀疑他们不会把他的电话和需要找的人接通，不得不与他的女秘书或者某个助手进行解释，但是他错了。拿下话筒的是一位姑娘，听说是找老板的，她就问他是什么人，而且马上就把电话接通了。回话的是一个男中音：
“我在听您说话。”
“是谢尔盖·里沃维奇吗？”乌索夫问道。
“正是，请问您尊姓大名？”声音里充满着信心，是属于一个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的人的。
“我的名字不会告诉您任何东西，谢尔盖·里沃维奇！您就简单地叫我伊凡·伊凡诺维奇吧。”
“请便。”那声音不可捉摸地改变了。“我该做什么呢，伊凡·伊凡诺维奇？”
“我手头有您的收据，数额两百万多一点。我想同您见面，讨论我何时可以收回这笔钱的问题。”
“我不认识您，没有给您写过任何收据。再见……”
“您别太轻率了，谢尔盖·里沃维奇！”乌索夫迅速说道。“我没说您给了我收据。我只是说我手头有收据。如果您愿意，我是花钱买下来的。”
“那您就犯了错误了。谁来给这笔交易付钱呢？我明白，既然您付了钱，您不放心，那就请您到我的事务所来谈判吧。”
“我派自己的代表来。”
“很明智。明天十二点到一点。”
“好，谢尔盖·里沃维奇。”
乌索夫回到部长庄院，给杜罗夫打电话，邀他晚上去他家作客。
“我们不是决定暂缓见面吗？”杜罗夫很不满意地回答，但是还是同意了。
他的情绪很糟糕，两天前，一次考虑不周的反古罗夫行动，遭到失败。区民警局的少校曝了光，尽管他是什么也不知道的一张小牌，不过，终究还是这副牌里的一张呀。今天杜罗夫出现了一种感觉，似乎有人在“牵着”他走。他注意观察周围的车辆，什么也没发现，所以他没有采取激烈的动作。过去的这位刑警认定，如果这是事务所的人，那么就会有几辆车子，我一干掉它们，马上就会暴露自己。有经验的人一定会发现我在浑身抖动，可我并不需要任何东西，只要同克里亚奇科上校谈一次话就够了。
那天晚上，杜罗夫离开赌场很早，克里亚奇科把他送到家，然后去找古罗夫发气。他向朋友作出了解释，他的朋友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驾驶一辆汽车在夜晚的莫斯科进行监视，只有在决定暴露跟踪时，才有意义。
克里亚奇科和古罗夫一边喝茶，一边彼此挖苦、抬杠，结果让杜罗夫溜进部长的别墅里去了。
乌索夫同杜罗夫的谈话，是在激烈的气氛中进行的。
“谢尔盖·里沃维奇·萨比林有正式的商业活动，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乌索夫说服自己的搭档。“他是毛皮批发商。我相信这只是一块招牌，做掩护用的。萨比林手中掌握着几个亿，吓坏了这个糊涂虫萨莫依洛夫。两年前他向萨莫依洛夫借了两个‘柠檬’，想还回去，但一见萨莫依洛夫很软弱，于是决定赖账。你去同萨比林好好谈谈，你会谈得好的，让他明白：供款人变了，情况完全不同了，不必拿他贵重几十倍的生意去冒险。”
“您总是说服我，说去他的办公室很安全，像进电影院一样。那您就自己去吧，您搞谈判比我强。”显然不喜欢这一想法的杜罗夫说道：“您把所有的事都考虑得很周到。那个吸毒的男孩子手里拿着没装子弹的手枪，也是你们巧妙地安排的。但他性子急躁、胆子小，可古罗夫上校却是一名密探。”
乌索夫大为光火，且不说杜罗夫所说的是的的确确的事实，就是巴维尔·彼得罗维奇自己也已经明白。
“既然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以前不吭气呢？既然你拒绝在大白天里去他的办公室，那你就别拿钱。你看着办吧，我可以派另一个人去的。”
“你没有合适的人，你的那些射手，一点用也没有，搞财经的倒是有几个，虽然不怎么样，可以说得出话来的男人，你却一个也没有。”这些话过去的刑警，本是可以说得出口的，但他说出声来的，却是在问：
“就算我同意去找这个做生意的人，我代表谁呢？谁是我的后台呢？”
“让我们来解决吧。”乌索夫明白阿尔焦姆具体地在想什么，所以没有作声。“萨比林是与刑事犯罪分子有联系的，我已经说过，毛皮生意，只是一块招牌罢了，这种人是不需要做这种小生意的。他有一队正式的保镖和战斗人员，不过，不是常备的，而是雇用的。”
“明天十二点以前，他也会把他们都请来的。”杜罗夫明白他说的是违反逻辑的话。谁也不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设埋伏。但使他激怒的是乌索夫那种自信的口吻，呆在一旁指挥人、指派人的习惯。
“也许他还会请来一两个身强力壮的码头工人，想吓唬你。”乌索夫突然同意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很不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