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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吧，虽然我对此不大相信。就算古罗夫犯错误，尽管我知道他曾经只有一次同时和一名杀手对射。但那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王牌杀手，而不是吸毒的小孩。但你的计划里面没有战略，有的全是漏洞，真所谓漏洞百出。你起先说过，我是你作战方面的副手。如果你希望我同你一起工作，你就把一切都说出来，我不允许别人暗中利用我。”
“我没有什么秘密，而且我没有你不行。”乌索夫斟上两杯酒，给杜罗夫递去一杯。“为你的健康干杯，阿尔焦姆，你也听着，看我打算很快解决一次什么样的战役吧。”
阿尔焦姆把自己的“日古力”小车开上了明斯克公路，朝市中心方向开去。听完乌索夫的话后，杜罗夫承认战役考虑得很周到，不管它是否成功，都不用冒险。在任何情况下，领导人，也就是乌索夫和杜罗夫都留在民警局和检察院的视野之外。这位以前的刑侦人员的情绪很糟糕，他把车子停在闪闪发光的帐篷附近，买了一瓶伏特加。他平时很少喝酒，但今天他觉得非喝不可。用不正当的手段搞钱是一回事，这种事，凡是能干的人，今天人人都干；杀害自己过去的同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听过乌索夫说的话后，阿尔焦姆明白了：杀死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只是开个头而已，干掉他们之后，他们的位子又会有别的人去接替，于是又得去杀这些代替者。这些人并不是饱食终日的将军，也不是上级任命的干部，而是自己的小伙子——民警机关的侦查人员。他们的生活比他、阿尔焦姆·杜罗夫的好。
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呢？不论在哪个年头下，它都一贯地消灭优秀人物，而把忠实的儿女变成不可调和的敌人，从而为庸庸碌碌、吹牛拍马者之流清除向上爬的道路。杜罗夫开始在民警局工作时，那里肯定就有贪污受贿者。但是他们全都隐藏起来，保护得好好的，只有极少数例外，正如俗语所说，家中难免不出不肖之子。搞刑警工作，本来是很光荣的事。对于民警机关的侦查人员，如果他是人，即便是无可救药的刑事犯罪的惯犯，也是要尊重的。他们恨他，但尊敬他。我偷盗，是冒险，你抓我，也要冒险。当官僚工作者大量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时，贪污腐败就从上面来到了民警局。当时阿尔焦姆同领导的关系，已经不好。只有直接领导，过去干过刑事侦查工作，对他尊重，高度评价他的专业技能和对事业的忠诚。民警局的侦查小组是什么呢？是几个密探，他们相互往来，对对方的一言一行全都了如指掌，谁有一个卢布，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相互跟踪。在一个家庭里，兄弟姐妹相互是不跟踪的，但你试着买双新鞋看吧。三四十个卢布，是笔大钱，不会掉到路上的，那么到哪里去弄钱呢？
领导开始把有权有势的人家的孩子的材料藏起来。那里是流氓犯罪，那里是强奸，可怀疑对象却是与书记很友好的厂长的儿子。于是一切就开始了。这个案子要放下，那个案子要搁一搁，于是昨天还是团结一致的刑侦队便四分五裂瓦解了。谁怕“深入”或者希望巴结逢迎，谁就得到奖赏，于是他就站到这一边去了，其余的人则站到了另一边。阿尔焦姆·杜罗夫就是站在这个“另一边”的。不能说他是个毫不贪财的廉洁之士，一辈子一次也没贪污。但他拿得不多，主要是出于同情。如果杜罗夫看到一个人因为饥饿和绝望而偷窃的话，他可以把案子“刹车”，停下来，“失去”了必要的证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什么油水可捞的。有些有钱的人，特别是近几年不明不白地发了大财的人，相互扭打，打破了脑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阿尔焦姆有时不把材料交给法院的侦查员，而由他自己凭良心判处。如果他发现挨打的是个狗东西，而该判罪的又是个有价值的好小伙子，那他就可能把案子颠倒过来，于是在他的汽车的行李舱中，便可以“找出”一箱白兰地来。总的说来，怎么也不能把阿尔焦姆·杜罗夫说成是一位水晶般的人物，原则性很强的人物。
但在一件事上，他又很固执。工作不怎么样的领导，他硬是不服，直至完全不服从。任何一位负责人都不会喜欢这样的态度，都是无法予以容忍的。杜罗夫没有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照例该提的军衔，也延期授与。他被贴上了一个标签——酒鬼。因为在侦查中只有病人和非常狡猾的人才不使用酒，所以要当场抓住刑侦人员喝酒并不困难。他的前程是被一桩大丑闻结束的。杜马代表的一个儿子强奸了一位未成年的少女，并把那女孩灌醉，打成重伤。使他倒霉的是，根据邻居们的告发，阿尔焦姆循着小姑娘的喊叫，把车子开了过去。问题已经一清二楚，杜罗夫没有回避，把材料如实地整理好交了上去，检察院的侦查员急得脱下裤子跳了出来，但已无法帮助强奸犯了，因为阿尔焦姆已经给报社打了电话，而且不是给一般的报纸，而是给赫赫有名的《莫斯科新闻》报，于是杜马代表的儿子得到了严厉的惩罚。俄罗斯内务局局长被降了级，而阿尔焦姆·杜罗夫则被开除出民警局，理由是“在工作时间内经常酗酒”。
他以前总是不喜欢领导，现在则更是恨透了他们。他很清楚在民警部门工作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优秀的沉下去了，聪明的人不需要，要的是便于使用的人。杜罗夫申请去了一家私人侦探所，但人际关系又没弄好，应该承认阿尔焦姆的性格不是甜甜的白糖，而是一种又酸又苦的性格。加上他对什么都发火，无缘无故地向人发起进攻。就在这一时刻，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给他打来电话，邀请他去“庄园”，他们推心置腹，谈了一次又一次，此后乌索夫把阿尔焦姆安排进了赌场，叫这位小伙子好好表现自己，安静一点。
问题是他们从前一起干同一种工作多年。乌索夫当处长，很快就熟悉了这位强有力的刑警的性格，给他的行动，提供自由。乌索夫本人同黑手党在那些年还没有联系上，他支持阿尔焦姆的动机是纯正而高尚的，因为他很重视专业人员，并且打算将来把他要到他领导的处里来，但生活动荡起来了，乌索夫上校把动作灵活的阿尔焦姆大尉给忘记了，直到乌索夫进了部长的公馆，开始组建队伍才想起他来。正如俗话所说：没有幸福，则由不幸来帮助。自然，这句俗话在具体情况下，只与乌索夫有关。他的运气来了，官僚主义和那些吹牛拍马者把杜罗夫扔到了外面，而巴维尔·乌索夫恰恰就出现在他身边。
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谈生活，谈刑事侦查工作。乌索夫告诉他，说他自已被开除，是因为有人造谣，说他收受贿赂，似乎他已承认有罪，说他没有力量去看别人，可现在他可开荤了，领导把他扶起来了。这位过去的上校非常缓慢，但很细致地让阿尔焦姆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作一次决定性的谈话，看他对民警局的工作人员中的一些贪污腐败行为，作何反应。
乌索夫终于下定了决心，向阿尔焦姆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
“我曾经帮过一个人，帮他收回了一大笔钱。那个人却认为是机会帮了他的忙，应该让他把眼睛睁开，从他那里把我自己的那一份拿回来。”
“多少？”阿尔焦姆平静得出奇地问道。
“他收回了二十万。”乌索夫回答道。“我认为他应该交出七万。我给他造出了一个果断的男子汉的名声。前不久我又把一个求助者推到了他那里，那又是几十万，说不定会上百万呢。”
“这人我认识。”
“你认识。”乌索夫微微一笑。
“他是我的头，我的老板，叫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他是个聪明人，同他打交道很容易。”杜罗夫很快就识破了乌索夫的阴谋。“商界的人都知道加依，他是自己人，一旦需要，不妨找他求助，不会有错的。任何一个银行家也不会同刑事犯罪分子的头头打交道，而是与比他级别低的同事打交道的。收回一部份债款，总比全部失去要好。”
所有这些谈话都是在春天进行的，当时阿里亚辛的哥哥还没被杀，古罗夫的影子还没朝他们走来。
在同乌索夫第二次见面以后，阿尔焦姆·杜罗夫明白了：这位以前的上校对他这位以前的大尉态度很严肃，而且毫不怀疑他的建议将带有刑事犯罪的性质。阿尔焦姆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否则为什么还需要他这个倒霉的刑警呢？五月里，即乌索夫最终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部分牌摆到桌面上时，杜罗夫平静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他不怀疑，乌索夫并不是没有收受贿赂，他在贪污腐化中受到了牵连，乌索夫上校并没把所有的牌都拿出来，而是将有的牌留在衣袖里，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阿尔焦姆激动。他确定了自己的任务，果断地决定：除杀人之外，什么都可以干。他也会开枪，不过会像过去一样，只是为了自卫。
上午十一点，他走进了加依的办公室。那个时候老板通常是在检查账目，谁也不接见的，赌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一点。加依警觉地望了一眼阿尔焦姆，什么话也没说，朝一把围椅点了一下头。
“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您吃苦药是一口吞下，还是先尝一尝呢？”阿尔焦姆一边往下坐去一边说。
“我尽量做到根本不用药，不论它是苦的还是甜的。”加依回答完后，把摆在他面前的公文包盖上。
“您是商人出身，过去是做生意的，您收受了二十万违约金，虽然根据您在公司里的地位，您是连一美元也休想得到的。您巧妙地突然杀死了您的谈判对手。您认为这种情势正常吗？”
“我不问这一切您是从哪里知道的。这是您经历的一件事。”
“不是经历，而是职业。”杜罗夫纠正他的说法。“您没有回答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