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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女子监狱的会客室里，身着囚服的玛莉·凯和罗伯特·格兰姆面对面地坐着。由于监狱里严格的规章制度，采访玛莉·凯并非易事，要提前数日递交申请，要填写繁琐的表格详述采访的目的、内容、方式等，还要根据狱方指定的时间调整自己的其他安排。
但是玛莉·凯并不了解这些，她循着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她想告诉人们，她和威利·伐拉奥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就像罗西尼一部著名歌剧的咏叹调主题一样，是“为了艺术，为了爱情”。她想告诉人们她在这整个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情感变迁，那是一种超越物质享受和肉体欲望的精神境界。当然，不能笼统地讲其中毫无性欲的成分，但那仅只是在爱情达到高潮时，情感的自然流露方式，而非像不少报刊杂志文章和电视报道一味渲染的那样，纯粹是出于性的要求。
罗伯特·格兰姆可不愿这么想。或者说，他怎么想，玛莉·凯怎么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想在这本书中读到些什么。罗伯特于是打断玛莉·凯的话。
“想一想，一名狱卒就在旁边看着，”玛莉·凯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朋友，“他却向我提出一些非常‘个人’的、属于隐私的问题。我看见他的话一出口，那狱卒顿时兴致勃勃，两眼发光，死死地盯着我。”
几次之后，玛莉·凯觉出了她和罗伯特志不同道不合，采访变得不那么顺畅了。罗伯特问：“你好像对我不是很信任？”
玛莉·凯在心里回答“是”，却没敢讲出口来，因为她知道，罗伯特·格兰姆是由法国出版商指定的执笔者，她也明白，采访还必须进行下去。
但是，罗伯特·格兰姆却从此再没露过面。
随着玛莉·凯预产期一天天地逼近，她开始着急了，她担心出书的计划不能按时完成，甚至会搁了浅。玛莉·凯左等右等，终于在10月上旬的一天，等来了巴勃·霍夫。
玛莉·凯后来说，当她问到那本书时，巴勃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他“正在考虑”去一趟法国，“搞清楚有关出书的一些事宜”。
巴勃·霍夫没有告诉玛莉·凯的是，《唯一的罪，爱情》已经出版，而且他和威利·伐拉奥都已经拿到了样书。只不过，口述者除了玛莉·凯，还加上了威利。由于与监狱有关方面打交道的费时费力，由于玛莉·凯在访谈中和执笔者罗伯特·格兰姆的“不甚合作”，更由于出版商菲克索特认为，此书颇具“时效性”，必须抢在公众对这个案子的热度还没有降温以前推出。所以他们已经没有耐心，没有时间听玛莉·凯“口述”她的故事，只滥竽充数地草草找威利·伐拉奥谈了几次，再填充进一些律师们的印象和看法，预定的字数就算凑够了。这段公案的微妙之处在于，被访者是一位在押囚犯，不曾直接与出版商签约，也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因而使她周围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翻云覆雨，随意改变原定计划，而不必担心遭到“口述者”的异议或阻拦。
更让玛莉·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的是，巴勃·霍夫“居然没有告诉我他们第二天就要启程去法国。他在言谈中闪烁其词，听上去好像只是要去和菲克索特澄清一些业务上的纠葛，只字不提他们是被邀请专程去参加那本书的首发式。他，带着他十几岁的女儿，还有戴维·戈尔克和威利。我完全不知道书已经印出来了，以为还没写完呢。”这时，戴维·戈尔克已经不是玛莉·凯的律师，她另聘了一名来自波士顿的女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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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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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16日，当玛莉·凯临盆发作，被急救车送往西雅图圣约瑟夫医学中心时，威利·伐拉奥正在巴黎夜夜笙歌。36岁的玛莉·凯于当日生下她的第六个孩子，她和威利的第二个女儿，雅列克莎丝·荞琦亚·伐拉奥。
为了孩子的名字，玛莉·凯与松娜·伐拉奥公开吵了一架。一年多前奥迪璐出生时，玛莉·凯有心给女儿的中间名字取成安妮，但松娜一定要塞进一个萨摩亚语的“罗克兰妮”，玛莉·凯勉强答应了。自从玛莉·凯进了监狱，将奥迪璐交给了祖母，松娜越来越不把玛莉·凯放在眼里，昔日家长对老师的那点尊重早已荡然无存，玛莉·凯有时候在背地里称她是“萨摩亚女皇”。这一次松娜又想好了一个萨摩亚名字，但是玛莉·凯坚决不让步了。
玛莉·凯对孩子的父亲也很失望。因为有法庭命令管着，威利又远在欧洲，他不能像上次一样偷偷到医院看望也就罢了。在记者们从巴黎发回来的照片上，威利与巴勃·霍夫正值妙龄的女儿出双入对，谈笑风生，还对记者们说什么：“我仍然爱着玛莉，我还戴着她送给我的戒指。但你们不能指望我坐在那里傻等，欷殻Ц锌钡桨蜒壑樽佣几蕹隼础Ｎ易艿酶约赫业闶伦觯圆欢裕俊�
在玛莉·凯回到女子监狱以前，松娜又将雅列克莎丝抱走了。从此，玛莉·凯每天花五个小时，在监狱医院里把奶挤出来放进一只专用的冰箱里。一位朋友自告奋勇，每周跑两趟替雅列克莎丝取奶。
按照已经商定的协议，《唯一的罪，爱情》由玛莉·凯负责翻译成英文。1999年的上半年，玛莉·凯在黑暗的牢房里靠着一盏床头灯熬更守夜，翻出了一多半。玛莉·凯越翻问题越多，越翻越觉得失望。书中从头至尾，充斥着威利·伐拉奥的自吹自擂，信口雌黄，松娜的偏见和不实之词，以及律师们的想当然。特别是威利口述的部分，简直就是一篇拙劣的色情故事。
威利向罗伯特·格兰姆赘述了他在学校和街坊女生中的各色艳遇，大谈他如何用20美元和朋友们打赌，说他有本事“把老师给睡了”，还详尽地描绘玛莉·凯胸罩内裤的颜色和图案。在不多的几处提到思蒂文·莱图纽的地方，威利以胜利者的口吻，对玛莉·凯的前夫极尽诬蔑贬低之能事，说他是一个“只配被挤下床的蹩脚丈夫”，甚至不合适宜地扯出那位名叫凯丽·瓦伦的空姐。威利在书中还说，玛莉·凯曾“很认真地”表示要将她和思蒂文的小女儿嘉娣许配于他。
玛莉·凯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巴勃·霍夫等一干人一直将法文版的事严严实实地瞒着她。
由于玛莉·凯的坚决反对，《唯一的罪，爱情》的英文版出版计划被取消。玛莉·凯的这一举动激怒了松娜，因为伐拉奥家“还指着出书的钱抚养两个孩子”。其后三个多月，松娜拒绝让玛莉·凯见她的两个女儿。
不久，威利又将属于玛莉·凯私人物品的一盒录像带卖给了一家电视台。玛莉·凯听说后，立即通过她的律师追回，因为那是玛莉·凯和学生们一起在学校里录制的，上面有不少其他孩子们的镜头。
作为对玛莉·凯的报复，威利公开了5封玛莉·凯写给他的私人信函——也是卖给了一家电视台。在其中的一封信中玛莉·凯威胁威利说，如果他胆敢对别的女孩子多看几眼，她就“阉了他”。还有一封信的内容是对松娜的种种指责，包括她“企图将我的孩子据为己有”。
据说，玛莉·凯看完电视后马上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她“感到震惊，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但随即又说：“我告诉过他们不能这样做，但是我猜想他们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卖了。所以如果威利一定要出卖我，就让他出卖吧。”玛莉·凯哽咽了一下，转回到她最关心的话题：“你说，威利还会等我吗？”
其实，不光是伐拉奥一家，也不光是她的律师们，思蒂文·莱图纽，玛莉·凯的一些同学、朋友、邻居和同事，以及曾经和她有过关系的其他人等，都在利用玛莉·凯的名字赚钱。一次，巴勃·霍夫对玛莉·凯私自在电话上与记者交谈很恼火，说：“你明白吗，每接受一次采访，你就会跌一次价。”
但是，身陷囹圄的玛莉·凯能做什么呢？
一位同监的女犯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很快就会出狱了。她总说威利正在替她想办法。我真为她感到难受。我不相信威利是个靠得住的人，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而且我认为，威利根本就没想过要把她弄出去。因为只要她还关在这里，她就有一定的价值。这听上去很令人伤感，对不对？她除了是棵摇钱树，还是别的什么吗？”
显然，玛莉·凯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媒体对她厌倦之前，她先摈弃了媒体。一年以后，人们已经很难在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找到玛莉·凯的名字了。她在自己狭小的牢房里安顿下来，安静下来。毕竟，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滑过。7年，也许并不像她最初想象的那么漫长，那么遥远。
至于威利和他的家人，正如巴勃·霍夫所说：“他们就像有些中了六合彩的人，头一年腰缠万贯，第二年便一文不名。很令人难以置信，也很可悲。”
玛莉·凯的父亲约翰·希密兹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2001年1月去世。玛莉·凯曾向狱方要求请假回加州奔丧，但没被批准。这时候，人们又发现了这对父女之间更多的“相似性”：他们都和自己的学生生了两个孩子，还都出版了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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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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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像缓缓流淌的江河水，抚平了心灵的创伤，也打磨掉了岁月的棱角。时过境迁，媒介平静下来了，本案中的当事人及家属亲友等，因为之间的利害冲突渐趋和缓，也开始心平气顺，不再计较往日的纷争。松娜·伐拉奥每月两次带着奥迪璐和雅列克莎丝去女子监狱探视，远在阿拉斯加的思蒂文·莱图纽也取消了对玛莉·凯四个大孩子的禁令，允许他们在放假的时候前往西雅图看望母亲。
2004年8月3日，星期二，42岁的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被获准保释出狱。
这则消息招来了众多的记者和围观者，他们从星期二晚上开始苦守在监狱的大门外。一群年轻人举着的牌子上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