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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StatutoryRape法原始定义为“强奸幼女”的考虑是，在“强奸”这一特定的犯罪行为中，受害人被普遍认为是女方，因为如果强奸导致受孕，承受怀孕和生育痛苦的将是女方。而对于未成年女子，她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尚未成熟和健全，这种痛苦较之于成年女性将更为深重，甚至可能遗留下终身的疾患或缺陷。所以即便是“经过双方同意的”，仍被视作犯罪。
然而，这一定义在法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长期以来，StatutoryRape法对男不对女，被不少人认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性别歧视”。80年代，此一争端曾附着几桩类似的案子递交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亦很难做出明确的裁断，案子后来又都返回到了各州。近几年，已有若干州先后将StatutoryRape的定义修正为“强奸幼童”。“不幸的是，”戴维·戈尔克对玛莉·凯说，“华盛顿州也是其中之一。”
在明了了这一大前提后，玛莉·凯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不承认“有罪”，向法庭证明所有这一切只是威利·伐拉奥的单相思和幻觉，并没有真实地发生过……玛莉·凯苦笑一下，打断律师的话：“我已经怀孕了。”戴维·戈尔克偏着头打量了一会儿玛莉·凯臃肿的腰身，好像这才看出来了，然后提笔将纸上写着的“无罪”二字划掉。二、向法庭承认“有罪”，同时寻求一些监外执行的途径。戴维认为，以玛莉·凯的条件，他应该不难替她争取。玛莉·凯没有犯罪前科，没有其他犯罪行为，警方业已查明，本案中除了威利·伐拉奥，没有其他受害人，而且学校和邻居们对玛莉·凯的评价还不错。但是，玛莉·凯必须向法庭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因为“监外执行”包括了心理咨询、药物治疗、行为治疗和长期受管制。而且，玛莉·凯还必须被司法机关注册为“性侵犯罪犯”，也就是说，她的名字将被列到一张“黑名单”上。今后无论她申请什么工作，这一款都会出现在录用方对她的背景调查资料中，无论在何处居住，当地警署都会向附近的居民们通报，此人有这方面的犯罪倾向。
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有期徒刑7年。
1997年3月12日，星期三，“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的第一次听证在肯恩地区法院进行。主持本案的法官是一位华裔女性，姓刘，英文名字叫琳达。虽然在威严庄重的法官席上神情肃穆，但接近她的人都知道，刘法官其实心地很善良，感情也颇为细腻。
那天，法庭上记者云集，许多人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玛莉·凯本人。“她看上去那么秀丽，那么端庄，又那么甜美，而且身怀六甲。”当地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卡伦·俄丽丽在现场报道中说，“正是玛莉·凯的身孕使不少人对她被指控的罪名产生了怀疑。人们不禁要问，受害人真的是一名‘幼童’吗？”
在此之前，曾有记者多方打听，找到了威利·伐拉奥和他的母亲。但报道中既无照片，亦未提及姓名，只称他们是“该少年和他的母亲”。据说母子二人都坚决否认威利是所谓的“受害人”。松娜·伐拉奥表示，她虽然不赞成儿子与莱图纽夫人的关系，但她相信威利不仅是自愿的，而且是主动的。松娜推理道，既然本案中不存在“受害人”，就没有理由对莱图纽夫人提起诉讼。威利则对记者说：“请不要妄下结论。你不懂得我们，也不懂得我们的感情。”事后，松娜·伐拉奥曾试图通过律师状告海莱茵学区和肖尔坞小学泄露了她儿子的身份，但终因证据不足，被法庭驳回。
法官琳达·刘根据有关法律条文下达的第一道法庭命令（CourtOrder）是，作为一名“性侵犯罪犯”和“儿童性骚扰罪犯”，玛莉·凯不得与受害人威利·伐拉奥及其家人接触，也不得单独与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
同时，根据被告方律师提出的动议，刘法官同意先对玛莉·凯进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测试和评估，以决定她是否符合“监外执行”的条件。但鉴于她已经怀孕这一事实，这项工作要等到玛莉·凯生完孩子后才正式开始。
回到家里，玛莉·凯做了两件违反法庭命令的事。她先是打电话给她的学生卡蒂·霍顿，请卡蒂替她向威利·伐拉奥捎个话儿。卡蒂马上把她和玛莉·凯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母亲：“她说只有三个字……她说，不，我不能要求你那样做。但是如果你向他转达三个字，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霍顿夫人接过电话，委婉地拒绝了玛莉·凯的请求。
卡蒂后来还是将这件事告诉了威利。她说她不知道那三个字的内容，但是她一直在琢磨，那三个字会不会是“我爱你”。
然后，在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被分别送往各个亲戚家之前，玛莉·凯带着他们回了一趟南加州。
4月，威利·伐拉奥和他的一个哥哥因“抢劫罪”被警方拘捕。他们以扫帚柄为凶器，从一个男孩身上剥下了一件“非尔拉”牌夹克和一件NBA篮球运动衫，还威胁男孩的同伴说，如果报警“就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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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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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诺曼底公园警署接到玛莉·凯打来的911电话。当警察们赶到莱图纽家时，看见玛莉·凯高耸的腹部有一条4乘2英寸的伤痕。玛莉·凯说那是她丈夫打的，但她坚持不许警方拘捕思蒂文。
同日晚些时候，玛莉·凯听见思蒂文又开车回来了，便出门在车道上截住他，告诉他警察刚来过。两个人正争执着，思蒂文突然猛踩油门，擦过玛莉·凯身边，将她带倒在地，然后驾车扬长而去。一位邻居把玛莉·凯送进了医院，大夫经检查发现玛莉·凯盆骨脱臼，左肩青肿，左腿及左肘擦伤。
过几天，玛莉·凯和思蒂文通电话时，思蒂文恶狠狠地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小黑鬼！”
玛莉·凯的朋友们劝她不要和思蒂文计较：“他输给了一个13岁的孩子，你让他怎么办？”
思蒂文的表嫂凌丹·伽顿则警告他说：“你要是敢再动她一个指头，下大狱的就是你了。”
1997年5月29日，玛莉·凯足月产下一名重9磅10盎司、合44公斤的女婴。她给这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起名奥迪璐·罗克兰妮·伐拉奥。“奥迪璐”取自玛莉·凯一位姑妈的名字，“罗克兰妮”是萨摩亚语，意即“天国里的玫瑰”。孩子的父亲威利·伐拉奥不顾法庭命令的约束，混杂在一大群萨摩亚亲友中间，悄悄到医院探视。
玛莉·凯这边就显得比较冷清了，只有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和从南加州专程赶来的美娴·任那特。
7月，玛莉·凯按照法庭的要求，开始了后来被她称为“希特勒集中营式的”心理评估过程。参加评估的心理学家必须有公诉方的认可。他们逐一审查了玛莉·凯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儿时的经历，当学生时的表现，她的家庭，以及最主要的，她的婚姻和她与学生们的关系。
每天回到家里，玛莉·凯就在电话上对着朋友们大发牢骚：“他们想方设法地要肢解我的大脑，让我彻底崩溃。他们想一步一步地制服我，逼我就范。”
“他们不允许我有任何自由意志。如果我讲的话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转弯抹角，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回答正确’为止。他们对我说：‘你必须认识到你的脑子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你必须告诉你的孩子们你患有严重的恋童症。’”
“他们逼着我承认我和威利的关系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但我不这样认为。”
“他们事无巨细地盘查我，肆无忌惮地侮辱我。他们问遍了我几十年来结交过的所有异性，以及我每一次做爱的所有细节。他们抓到一点小辫子就大做文章，任意发挥，无限上纲。”
“这些人不是在‘帮助’我，而是在罗织我的罪名。”
“他们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过的最无礼、最冷酷、最没人性的一群无耻之徒。”
“我情愿坐牢，也不愿再看见他们。”
但是不行，心理评估一旦开了头，玛莉·凯就得走完这段“地狱”的全过程。再说，这也是她和她的律师自己要求的。
到后来，对玛莉·凯的“侮辱”更是发展到了公开的地步。“他们对我说：‘如果你看见了任何一个孩子，哪怕只是一张孩子的相片，都必须向我们汇报。’”
一日，玛莉·凯在候诊室里等待的时候，一位妇女抱着孩子走进来。“他们告诉那位妇女马上离开，因为我是一名‘性侵犯罪犯’和‘儿童性骚扰罪犯’，可能会伤害她的孩子。老天爷在上，她抱着的只是一个婴儿！”
美娴·任那特是听玛莉·凯发牢骚最多的人，她认为：“这些所谓的专家们从头到尾都是在为公诉方收集证据。玛莉·凯所说的一切也都只是在加重自己的罪孽。……他们让玛莉·凯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中越陷越深。”
1997年8月7日，玛莉·凯休完产假后，即被关入肯恩地区监狱，和别的案犯们一起，在狱中等待自己的案子开庭。入狱前一天，她请人做了头发，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电视专题节目《日界线》的采访，又赶到西塔机场，趁前夫思蒂文带着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从首都华盛顿特区回阿拉斯加，在西雅图转机的机会，匆匆与儿女们见上一面。玛莉·凯此时已经意识到，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不会再见面了。晚上，玛莉·凯如约将小女儿奥迪璐送到伐拉奥家，交给了孩子的祖母松娜。
电视台记者卡伦·俄丽丽报道说，在当时的肯恩地区监狱中，玛莉·凯是所有犯人里受教育程度最高，言谈举止最有教养，也最漂亮的。“她看上去完全不像该进监狱的人，但她却在监狱里了。”
1997年11月14日，正如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所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肯恩地区法官琳达·刘的法庭，注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