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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三天后的3月11日，艾瑞克和马克·霍飞南从以色列回到美国。艾瑞克先到佛罗里达州首府迈阿密见了他的姑母玛塔·堪诺，然后在堪诺夫人和表兄安迪的陪同下，飞回洛杉矶自首。
警方从珠黛蓉·史迈斯提供的情况中得知，莱尔和艾瑞克专程去了一趟圣地亚哥买枪。莱斯·佐易勒于是又向司法部要来了一份圣地亚哥地区出售枪支的商店目录。
办案人员最初以为，蒙纳戴兹兄弟不熟悉圣地亚哥，只可能去那些洛杉矶…圣地亚哥高速公路沿线的商店，但调查的结果与他们预期的相反。殊不知，莱尔和艾瑞克经常到圣地亚哥参加网球比赛，对那儿大大小小的体育用品商店了如指掌。
3月14日，莱斯·佐易勒和另一名侦探托马斯·埃德蒙在市中心一家全国性的体育用品连锁店“巨五”查到，1989年8月18日，那家商店卖出了两支与受害者体内取出的子弹相匹配的摩斯堡12毫米口径步枪，每支售价19995美元。武器购买登记表上填写的买主姓名是东诺凡·顾德瑞，家住圣地亚哥。
莱斯·佐易勒曾为本案走访过莱尔昔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好友东诺凡·顾德瑞，他现在是纽约一家餐馆的经理。当警方找到他时，东诺凡说1989年8月18日那天他在餐馆上班，并有工作时间卡为证。据查，武器购买登记表上的圣地亚哥地址是假的，但作为身份证件的驾驶执照号码倒货真价实是东诺凡·顾德瑞的。莱斯给纽约方面传真过去一张武器购买登记表，经鉴定，表格上东诺凡的签名属伪造。
莱斯·佐易勒再到圣地亚哥，要求查看那天的保安摄像带。商店经理先推说录影带的保存期为三个月，已经销毁，后来又改口承认道，为节省开支，摄像机只是作为摆设，里边根本就没装带子。
莱斯·佐易勒只得向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申请下达法庭命令，要求莱尔和艾瑞克提供他们的书写样品。经与《武器购买登记表》上的笔迹比较，警方总算取得了蒙纳戴兹兄弟作案的第一件物证。
从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蒙纳戴兹和安德逊两家众多的亲戚们再次云集洛杉矶，莱尔和艾瑞克的支持者中还有他们的网球教练马克·霍飞南、莱尔的女朋友婕米·彼莎西和艾瑞克的女朋友简妮丝等。出于亲情和本能，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怀疑蒙纳戴兹兄弟的无辜与清白。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警方和公诉方一直拒绝向外界透露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就连本案的两位当事人——莱尔和艾瑞克都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医生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已被迫向警方交出了录音磁带。
亲戚们为莱尔聘请了两名律师，姬儿·蓝森和迈科·波特。艾瑞克也有两名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和玛霞·莫里瑟。两位公诉人是一对新婚夫妻，帕梅和培德·伯詹尼契。
首先，关于季罗米·奥泽尔博士那些录音磁带的听证、上诉和再上诉就持续了两年之久。17盘带子中筛选出3盘录有莱尔对医生进行威胁、且与案情有关的，其中包括奥泽尔博士和蒙纳戴兹兄弟在1989年10月31日、11月2日、11月28日和12月11日的四次谈话。其余录音带的内容大多是一些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关于蒙纳戴兹家庭史的谈话。珠黛蓉·史迈斯曾告诉警方，季罗米·奥泽尔鼓励莱尔和艾瑞克将家里所有的情况事无巨细都讲出来，他说他也许可以从这些支离破碎、表面上毫无关连的事件中，寻找出最终导致兄弟俩联手作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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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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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非常尊重并严格保护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保密协定。根据有关法律条文，即便是如凶犯向他的医生坦白他犯有谋杀罪的情形，医生也不可泄密。倘若医生报告了警方，他将会因渎职罪而被起诉，并吊销执照，因为立法者们坚信，心理治疗的前提是让病人尽可能地倾诉郁积在内心深处的所有烦闷和苦恼。
1990年8月6日，公诉方赢得了这场官司的第一个回合。法官詹姆斯·奥勃瑞奇裁定，由于莱尔·蒙纳戴兹对季罗米·奥泽尔博士的人身威胁，医生—病人保密协议业已失效，并下令将录音磁带移交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
被告方律师立刻将案子递到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庭。半年后，1991年3月，州上诉法庭驳回了奥勃瑞奇法官的裁决。公诉方不服，再次上诉到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庭。
州上诉法庭在其公开发表的书面决议中引用了多处录音磁带的内容，使媒体和公众第一次获悉有关案情的部分事实。蒙纳戴兹兄弟的亲友和支持者们由怀疑、震惊到愤怒，相继弃莱尔和艾瑞克而去。
又经过了数次听证和一年多的调查，州最高法庭于1992年8月作出裁决，公诉方只被授权使用一盘录音带作为证据，即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蒙纳戴兹兄弟在1989年10月31日和11月2日的谈话。决定说，医生、病人保密协议不适用于这盘磁带，因为奥泽尔博士在谈话过程中确实是受到了被告人的恐吓。至于分别录有11月28日和12月11日谈话的两盘磁带，最高法庭认为，前者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所实施的威胁，而后者，即12月11日的谈话中，奥泽尔博士有故意引诱被告人恫吓自己之嫌。
在本案正式开庭之前，蒙纳戴兹兄弟已经度过了三年的铁窗生涯。他们在监狱里编号7000的区域各占一间单人牢房。7000号专门囚禁媒体曝光率很高的案犯，如理查德·拉米尔茨、O·J·辛普森等。这些“特殊犯人”们在自己的单间里吃饭，每周有三次共三个小时的锻炼时间。
既然莱尔和艾瑞克坦承他们谋害父母的磁带将作为物证提交法庭，被告方只能在作案动机，或导致这场家庭悲剧发生的原因上做文章了。律师们想在法庭上证明，霍塞·蒙纳戴兹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多年来对儿子们的种种虐待使兄弟俩在刚刚长大成人、刚刚有能力反抗的时候，便义无反顾地揭竿而起。（也由于这一辩护策略的变化，被告方于正式开庭之前，撤回了他们向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庭就奥泽尔博士录音磁带的申请，亦即，接受了法官詹姆斯·奥勃瑞奇在1990年8月6日的裁决。）
在1993年7月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时，被告方辩护阵营中的主力，艾瑞克的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告诉记者，蒙纳戴兹夫妇与两个孩子之间一次又一次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才是这场谋杀的真正原因。她还说，被告方的辩护将彻底改变蒙纳戴兹家在外人眼中的和睦美满的形象。
唯一问题是，在谋杀案发生之前，莱尔和艾瑞克从未对他们的心理医生、律师、朋友们或其他任何人等谈起过他们曾在家里受到虐待，也没有通常的儿童/子女虐待案中由医院或警方提供的病历记录、体检结果、遭受伤害的照片等等。
被告方律师小组于是请来了子女虐待案的专家们。
保尔·蒙斯是一位律师兼少年儿童权利活动家，他因所著《少年谋杀：杀父弑母的被虐子女》一书而闻名。根据书中的分析，发生这类悲剧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封闭，严守“家丑不可外扬”的信条。被虐待的子女大多少言寡语，有的甚至尽量避免与他人交往。这些孩子们几乎都有严重的自卑心理，他们都曾做过种种努力，但似乎永远也不可能让父母满意。他们对来自父母的各种形式的虐待，包括心理虐待、肉体虐待和性虐待，往往逆来顺受，而且这种虐待通常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持续多年，甚至到孩子成年。无论是因为子女从不反抗，而使家长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还是因为孩子们试图反抗，而使家庭冲突愈演愈烈，当矛盾激化到非爆发不可的时候，子女们便会采取极端的手段铤而走险。保尔·蒙斯在书中指出，这类案子的凶杀现场大多非常血腥，与报复杀人案有许多共通之处。被害者往往不会只挨一枪或一刀，作案人也不会在父母断气后就住手。这种发泄式的杀戮有时会持续到所有的子弹都打光，或案犯精疲力竭，即所谓“过分屠杀（overkill）”。
另一位专家是心理医生苏·布卢姆，她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试验总结出34项被虐儿童后遗症的症状。按照被告方律师们的看法，以下数条适用于蒙纳戴兹兄弟：不敢独自睡觉、对口口童年某一时期记忆空白、或失忆、内心藏有不愿告人的秘密、盼望尽早脱离家庭、喜欢为自己营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思维方式僵硬、梦想做出一番成绩以讨取他人的欢心，以及有偷盗行为等。
被告方顺利地迈出了他们的第一步。1992年12月8日，洛杉矶地区大陪审团否决了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的蒙纳戴兹兄弟的作案动机“是贪婪”的观点，并在正式下达的起诉书中摒弃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预谋杀人”，或“谋财杀人”一款，代之以“预谋杀人”。
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庭审地点定于圣佛南多谷政府中心的洛杉矶地区高级法院。1993年5月14日，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裁定，为节省时间、费用，并从经济有效的角度考虑，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的两宗案子将同庭审理，但两名被告将有各自的陪审团。这就意味着，假如某些证据只针对兄弟俩中的一人，另一人不至于被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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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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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陪审员候选人共有1100名，每个人都被要求填写一份有122个问题的答卷，其中15个问题是关于虐待儿童和家庭暴力的。最后选出的两个陪审团中各有12名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莱尔的陪审团由七男五女组成，平均年龄42岁。艾瑞克的是八男四女，平均年龄46岁。
1993年7月20日，本案正式开庭审理。被告人亲属的席位上只坐了三位女眷，霍塞的母亲玛莉雅·蒙纳戴兹及两位姐姐玛塔·堪诺和泰莉·巴拉特。安德逊家族没有一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