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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医学院为邪恶的周遭居民。更多的，则是对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贵族们心怀嫉恨的小市民们。
“烧了它！”
“烧掉这座魔窟鬼域般的医学院！”
人们高声呐喊着，与警察们冲撞着，将油灯和火把抛向医学院的大门和砖墙。骚乱一连持续了两天。
12月1日，星期六，法医贾贝兹·普拉特博士被授权组成了他的六人陪审团。马萨诸塞州当时的法律要求，在对被疑为“非正常死亡”的死者验尸时，必须有一个六人的“法医陪审团”在场。依照有关条文，该陪审团的法律职能应该是非常单一的——通过验尸和听证确定死者的死因，而无须对案子所涉及的犯罪事实进行甄别，或对该案的嫌疑人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断。但是真正运作起来，陪审团往往越俎代庖，因为其中的成员并非平民百姓，大多与当地司法界有些关系。
譬如在普拉特博士的陪审团中，陪审长奥斯敏·布鲁特是州立法委员，而负责文字记录的秘书约翰·安佐斯后来成为了本案公诉方中的一员。
陪审团闭门数日，于12月13日公布了他们的裁决，内容大意为：警方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发现的那些人类肢体乃医学博士乔治·派克曼之残骸。该博士于1849年11月23日下午1时30分以后的某一时刻，在哈佛医学院内“暴力致死”，死因为“一次或多次打击或伤害”，而且这些“打击或伤害”皆出自约翰·韦斯特教授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该陪审团的验尸和听证是完全“单方面”的，即，没有嫌疑人或其律师在场，当然也没有另一方交叉取证的可能。
法医陪审团的裁决先是登在了波士顿和纽约的报纸上，而后出现于全美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地方的报端。很快，各持己见的报道、评论等铺天而来。那时因为摄影术尚未问世，报刊编辑和记者们都多少有一点儿绘画方面的才能，尤以速写漫画见长，以配合自己的文字，使之形象具体。于是，在这些人的笔下，韦斯特教授被画成了屠夫、妖魔或吸血鬼。他在哈佛医学院的同事们如果不念旁注或说明，都几乎认不出画中人物是约翰·韦斯特。
12月3日，乔治·派克曼博士的遗骸——胸腔、腹腔、两条大腿和一条小腿被装进一只盛满酒精的铅盒里，再盛殓入棺。奥立佛·福尔莫斯院长代表哈佛医学院在追悼仪式上致辞，称派克曼博士“当别人睡眠时，他在工作；当别人坐车时，他在走路；当别人滥饮时，他滴酒不沾。一位严于律己，并将原则奉为至高的人；一位永远充满活力，而又俭朴、直率的人。”
然而，在缅怀死者或失踪者的同时，哈佛大学的师生中没有任何人指责“杀人凶手”约翰·韦斯特教授。这种沉默在当时被普遍理解为上流社会为维护自身形象而作出的努力。
1850年1月21日，乔治·派克曼博士的遗嘱被提交萨伏克地区遗嘱检验法庭。博士在他的遗嘱中将其全部财产留给了他的妻子依丽莎·派克曼，以及他们的女儿荷莉艾和儿子小乔治。并指定小乔治·派克曼为其财产管理人。
据波士顿市政厅财产估价办公室1849年的卷宗记载，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名下一共有价值167万美元的不动产和175万美元的个人财产。但以众知情者的看法，这是两个被明显低估了的数字。即便这样，派克曼博士在波士顿的富豪中仍名列前茅，排在与他的姐夫、全市首富罗伯特·高尔德·肖仅相差四名的位置。而根据当时出版的《马萨诸塞富豪榜》，乔治·派克曼的财产估价为75万美元，罗伯特·肖的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同年1月26日，大陪审团下达了对约翰·韦斯特教授的起诉书。
1850年3月19日，星期二，本案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正式开庭。
早晨7点不到，花岗石筑成的法庭大楼外已经云集了近千人。来得比这些人更早的是荷枪实弹的警察们。他们奉富朗西斯·图克署长之命，在法庭宽阔的双扇铜制大门前绕着几根巨大的花岗石柱拉起了金属链围栏，并挨个儿给排队的人们发票，讲明每次庭间休息时，原班观众尽数撤出，新一拨看客凭票入庭，以便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观看，也免却了不死心者在法庭周围长时间滞留徘徊，以致生出事端。（也有的书上讲，旁听者是每10分钟轮换一次）据事后波士顿警方的估算，12天的庭审期间，除新闻界外，进入法庭的一般民众人次达55万至6万，而当时波士顿的人口总数为1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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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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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说，当地所有的报家倾巢出动，纽约、费城等地也有大批媒体拥入。最远的来自欧洲，伦敦、巴黎和柏林都派出了自己的记者。他们应用当时新兴的电报技术，24小时之内便能将消息传送到大西洋彼岸。时至今日，哈佛大学的档案馆里还保存着1850年德国报纸关于“波士顿悲剧”的头版新闻。
除了每天的报道，不少媒体还在周末发行类似于“庭审一周回顾”的小册子。本案的审理结束后，至少有三家波士顿报纸和一家纽约报纸将他们关于整个案子的报道汇编成书出版。
8点，记者和旁听者鱼贯而入，依次就座。据《波士顿日志》报道：“人们交头接耳地低声交换着对案情的看法，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兴奋和对自己好运气的满足。每一个人，只除了神色平静的约翰·韦斯特教授，他在9点差10分被带进法庭，手上戴着铁铐……他的风度更像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而非穷凶极恶的罪犯。”
另一篇报道说：“教授的步履并不沉重，他显得镇定、友善，竭力保持着尊严。在被带往‘囚犯厢’的不到20步的路中，教授不断地向朋友和熟人们点头致意……只有当他摘下眼镜擦拭时，因充血而泛红的双眼才隐隐暴露出了他曾经历过的忧郁、焦虑，和也许是一宿未眠。”在100多年前，案犯不是和他的律师们一起坐在被告席上，而是单独关进法庭中央稍高处的一个被称为“囚犯厢（Prisoner’sDock）”的四方笼子里。
9点整，“法官团”入席。根据马萨诸塞州19世纪的法律，凡极刑案，须由至少三名最高法院法官组成的法官团审理。当时的麻省最高法院一共有五名法官。除一人生病外，其余四人都在这里了——首席法官列缪尔·肖居中，他的左边是查尔斯·杜威法官，右侧为沙穆尔·维尔德法官和索伦·梅考夫法官。
接下来，挑选陪审团，宣读起诉书，州检察长乔恩·克立夫代表公诉方致开场发言。检察长说，公诉方的证人们将向法庭证明：一、乔治·派克曼博士已经被谋杀致死；二、谋杀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凶手就是约翰·韦斯特教授。
如前所述，本案保存至今的原始资料之一是法庭文书记录的诸证人证词等。由于年代久远，应该是蓝墨水写就的字迹业已褪变成了浅棕色。而且，在法庭上，证人陈述的方式是回答律师们的提问，但记录中忽略了那些问题，所以留下来的只是些读起来不太连贯的答案。
乔恩·克立夫发言完毕，由派克曼家族重金聘请的首席公诉人——这在美国司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乔奇·贝密斯传唤他们的第一位证人：
我叫乔斯·M·肯司利，家住波士顿市布洛松街56号。我是乔治·派克曼博士的招租经理，替他管理房产、收取租金等。他要求我每天都必须向他面呈当日的账目往来。派克曼博士拥有哈佛医学院所在地周围的大部分房地产，他经常光顾那一带。
11月23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往常一样，快3点时到达派克曼府上，因为博士每天两点半用午餐。那天我听说他没有回家吃饭。
我留下当天的报表走了。第二天早晨，他的家人告诉我博士失踪。我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得知他在星期五下午1点半有一个会晤，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他要见的人是谁。后来我在波士顿的街面上四处探访。我所打听到的派克曼博士的最后行踪是在医学院附近。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知道博士失踪了，都一起帮着找，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有大约12至15名警察先生帮忙。
到那天晚上，我们搜查了哈佛附近的许多房子。星期天，我去了剑桥东部找。星期一，我跟着史达威警官又去了医学院。我们和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安司沃博士一起查看了所有的房间和解剖实验室的排污口。我记得是伊弗任用钥匙打开排污口盖板上的锁。
韦斯特教授的二楼实验室关着门，我们敲了一阵，没人应。我和史达威警官转身准备离开，但伊弗任握着门把使劲摇晃。大约两分钟后，韦斯特教授开了门。我们说我们是来找派克曼博士。我不记得韦斯特教授都说了些什么。他好像对我们不是很介意，跟着我们走进实验室。我们搜查了他的房间。
第二天上午10点，我和三名警官，克拉克、赖斯和富勒再到医学院。韦斯特教授开了门。伊弗任一直和我们一起。我们还搜查了伊弗任家住的每一个房间和壁橱。我甚至用手触摸了晾着的衣服，看了床底下，搜得很彻底。
我们从门厅地板的抽板门下到楼层下面的地下室，然后又回到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克拉克警官找了一个借口，说我们必须搜查这一带的每一间房子，说我们并不是怀疑这幢楼里的什么人，我们只是在执行任务。
我们查看了实验室，查看了卫生间的周围。克拉克警官推开二楼密室的门。韦斯特教授说那里面都是贵重物品和危险品。克拉克警官站在门口朝里探探头，开玩笑说他不想进去把自己的脑袋给炸飞掉。
我把脚伸进没点火的加热炉里，翻拨炉灰。然后我们又下到一楼实验室，那里的大炉子生了很旺的火，炉膛好像刚刚打扫过。我看见一只茶叶箱，里面装着鞣皮，最上面放了些矿石。我后来跟人提起过这件事，因为我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