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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心脏病学专家索尔·科恩，他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对原告中的所有11名成人及3名高中学生逐一进行检查，发现这14个人无一例外地患有心律紊乱，一种典型的TCE症状。科恩大夫在他的报告中写道：“检查的结果令我非常震惊。”
根据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科主任罗伯特·费德曼的检查结果，大多数患者家属患有不同程度的运动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失忆和忧郁症。
简恩还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儿童医院请来一位经验丰富的生物化学家芭薇莉·佩金博士，她曾参与过国家环保署主持的几次水污染调查。在对八户人家住宅内的空气进行取样分析之后，佩金博士得出结论，当人们使用热水，譬如淋浴时，水中的TCE随热气一起蒸发，使得滞留在空气里的TCE含量高出水中两至三倍。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一位毒物学家则发现，TCE还有可能从皮肤渗入，这就是患者皆出现皮疹的直接原因。概括起来，TCE进入人体的渠道一共有三条，除了饮用水以外，还有呼吸和毛孔吸收。
至此，简恩自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受污染的自来水导致了当地居民的慢性化学中毒。就算TCE直接诱发白血病的可能性不大，至少也会使病情加重。而最关键的一点则是无可置疑的：如果W·R·格拉斯属下的食品机械厂和比却斯集团属下的J·J·瑞勒皮革厂没有污染地下水源，那些孩子们就不会这样白白地死去。
简恩前后聘请的医学专家共多达12人，足够装备一座小型医院，账单的总额也十分惊人。到1985年9月，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在沃伯恩案中的投入已经突破了100万美元。四年前，凯文·康威曾预言沃伯恩案是一个“无底黑洞”，现在看来，真的是被他不幸而言中。
简恩又想到了波士顿银行的毕特大叔，但他从不独自一人去申请贷款，每次都要拉上凯文和他们的会计师詹蒙·戈登。
在简恩的眼里，詹蒙简直就是一个数字的天才。他俩的交往可追溯到“派普箭”号失事案。当时保险公司在谈判桌上答应，按最高投保额付赔。他们给了简恩一个非常复杂的40年分期付款方案，说是价值150万美元。简恩对此一窍不通，他连自己支票本上的账都算不清爽，便将单子交给了詹蒙。詹蒙在键盘上劈劈啪啪一阵敲下来，算出保险公司实际上只付了33万，其余的都是由本金生出的利息。从那以后，简恩每一次的调停谈判都要请詹蒙到场，凯文更是在接手每一桩案子之前都务必要与詹蒙商量。
简恩缺钱用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找过毕特大叔，有时还带上房契车契。毕特大叔总是要先数落一番简恩花钱如流水、有一千花一万的陋习。遇到毕特大叔和颜悦色的时候，简恩也照例要重复一遍他的“钱是王八蛋，花完了再赚”的理财哲学。然后，毕特大叔又总是把房契车契推到一边，说我用不着这些玩意儿，大笔一挥，就贷给他们十万八万。
但是这一次，毕特大叔真的虎了脸，说咱们先不谈贷款，把以前的老账清一清再说。
“一共是20万美元。”毕特大叔把最后的数字递到三个人眼前，“联合第一制服厂的第一期赔偿应该够了。”詹蒙答应过毕特大叔，等联合第一制服厂的头款一到立马还债。
众目睽睽之下，詹蒙用了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口气，满不在乎地说：“花了。”
毕特大叔后来跟人回忆起这一段，说他当时气得恨不能把办公桌对面的三颗脑袋一颗一颗地揪下来，却瞥见简恩又开始故伎重演，一张一张地往外掏他的房契车契。毕特大叔说：“等等，都花到哪儿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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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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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伯恩案。”詹蒙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胸有成竹地递上从计算机里打印出来的栏目清晰、条理分明的账目册，上面一条一款地列着用于沃伯恩案的全部花费。根据詹蒙的预算，至少还需要50万美元才能挨过剩下的五个月“摸底”和预计将持续至少六个星期的庭审。
毕特大叔带着所有的这些纸张上楼去了一趟，下来时告诉“孩子们”，董事会同意再贷给他们50万美元。他又把简恩的房契和车契推到了一边，然后让三个人在一张《贷款合同书》上签字。合同书上写着，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愿以联合第一制服厂的五年分期赔款偿还波士顿银行的这笔贷款。
毕特大叔起身与“孩子们”一一握手，祝他们好运，又把詹蒙拉到一旁，请他务必随时通报有关沃伯恩案的进展。“银行家不喜欢意外。”毕特大叔警告詹蒙说。
杰罗·费歇尔听说联合第一制服厂用150万美元换了一个撤诉，觉得此计甚妙，便打电话到简恩·希莱曼的办公室：“听说你已经拿到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赔款。”
“是的。”
“我这儿还有，想要吗？”杰罗给出的价码是200万。电话另一头的简恩笑了笑，不置可否。杰罗又说：“据我所知，你对比却斯集团的指控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是纸上谈兵，空口无凭。”
简恩承认，针对比却斯集团的证据确实不如W·R·格拉斯那般确凿，但也决不是空口无凭。
在挂断电话之前，杰罗说：“你以为你有本事让那些个原告在法庭上痛说他们的悲惨境遇，惹得陪审员们一个个掏出纸巾，跟着他们一块哭天抹泪儿。告诉你，门儿也没有。你的那些患者家属永远也别想走上证人席！”
放下电话，简恩想，这老小子急了，恼羞成怒，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胡诌些什么。他怎么可能不让原告们出庭作证？不过说到对比却斯集团的证据，那倒确实需要再下一番功夫。简恩和他的同行兼好友、当年在纽勃利港的小渔村里就认识的汤姆·凯立聊起这件事，汤姆建议他去请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查尔斯·纳逊教授，联邦证据条例（FederalRulesofEvidence）专家。
纳逊教授40多岁，年富力强，也是个大忙人，而且行踪不定。几经周折，简恩终于打听到，纳逊教授将应邀在波多黎各召开的一个法学界的会议上讲演。
讲演结束后，简恩和一帮子年轻人团团围住了纳逊教授，但教授却对他们视而不见，只顾与一位长者无休无止地扯着闲篇。简恩耐心地等到了一个插话的间隙，急忙向纳逊教授伸出手去，用早已在脑子里练习过多次的台词自我介绍说：“我手里有一个案子，你可能已经听说了。”
纳逊教授很敷衍地握了握简恩的手，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崴任斯基法官。”说罢便转身快步离去。
被称作“崴任斯基法官”的长者开始跟简恩说话，但简恩管不了那么许多，他扔下法官，一路追上纳逊教授。
“你是想要征求我的意见？”教授头也不回地说道。
“正是。”简恩点点头。
“那我对你的第一个忠告就是，当一位联邦法官和你说话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扭头就走！”
飞机从波多黎各机场起飞不到10分钟，简恩便不顾空姐们的劝阻，跌跌撞撞地踱到查尔斯·纳逊的座位旁。纳逊教授正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在简恩说话的自始至终，他一直没有睁一下眼睛。简恩无奈，只好将一大摞“沃伯恩案”的资料轻轻地放在教授的膝盖上，反正这本来也是为他准备的。
飞机在波士顿机场降落之前，纳逊教授来到简恩跟前，“OK，”他说，“我很有兴趣。你们打算付我多少钱？”
到1985年底，詹蒙·戈登账簿上沃伯恩案的花销总额已经到了180多万美元。几个人又跑了一趟波士顿银行，这一次，毕特大叔收下了他们带去的所有房契、车契、人寿保险等等。简恩是单身汉，可以自己说了算。其他的几个人，凯文、詹蒙，还有比尔·克诺利，都是瞒着老婆干的。詹蒙每天晚上入睡之前都默默祈祷上帝保佑庭审如期举行，他听说杰罗·费歇尔曾先后两次向司肯纳法官要求延期开庭，因为他尚未做好准备，幸好都让法官驳回了。真的，简恩们已经再经不起任何拖延了。
开庭的日期近在眼前，两方被告通过司肯纳法官提出，愿意再次与原告方协商调停。法官在通知简恩时说，请他们事先草拟一个付赔方案，到时候拿到谈判桌上讨论。
谈判的地点定在四季宾馆的宴会厅，按照惯例，由原告方埋单。詹蒙·戈登亲自点菜，定下了一桌丰盛的自助早中餐（Brunch）。
杰罗·费歇尔晚到了10分钟，他一面道歉一面似不经意地说，他是从哈佛直接赶过来的。这天早晨，那所世界著名的大学刚刚授予他“一把椅子”。
“什么椅子？”这消息似乎令查尔斯·纳逊教授非常吃惊，他简直不能想象，一把在靠背的铜牌上刻有“杰罗·费歇尔”的椅子会和其他著名学者的摆在一起。
“黑色，带扶手。”杰罗轻描淡写地答道。
“祝贺你。”纳逊教授微微一笑。
宾主在各自指定的位子上一一就座，简恩·希莱曼代表原告方发言。他说他们计算赔偿金的依据是，除了保障28名患者家属今后的生活，还要足以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事实上，他们的委托人们更需要的是两家公司以实际行动向整个社区的居民们道歉。说话之间，简恩瞥见杰罗拿了一块薄荷糖，剥开纸，送进自己的嘴里，很津津有味地咂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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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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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恩说了15分钟，然后由詹蒙讲解赔偿方案：2500万美元用于设立白血病研究基金，2500万美元头款，八户原告家庭每户每年150万美元，一共支付30年。
威廉·契士曼和他的同事们不停地记着笔记，只有杰罗一直在把玩一支精美的钢笔，那是宾馆为每位与会者预备的。
威廉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一共是41亿美元。他问詹蒙：“这是30年的合计。按现在的利率，本金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