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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他死在医院里了？”
“不，在93号高速公路上，我正在开车。”
杰罗·费歇尔以前并不知道这些细节，所有的惊讶都写在了他的脸上：“你是说，嘉洛德死在了去医院的途中？”
“他死在93号高速公路上，”理查德又重复了一遍，“快到桑蒙维尔的出口。我们赶紧拐下高速公路，找到就近的一处消防站……”理查德说不下去了，眼泪簌簌地往下掉。他端起水杯一饮而尽。凯文·康威则用一只手捂住了眼睛。一时间，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杰罗·费歇尔总爱对他在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们说：“对于一个律师而言，有的案子是不可能输的，而有的案子，也许是不可能赢的。”现在，杰罗想，我面对的恐怕就是一个不可能赢的案子。原告方一共有八户人家，也就是说，有八个揪人心肺催人泪下的故事。用不着任何想象力便可以想得到，听了这样的故事，慢说是陪审团里的大叔大婶们，恐怕连法官也会伤心落泪。杰罗想，我应该竭尽全力阻止原告们出庭作证，尽管这很难做到。
对原告中11位成年人的“摸底”耗去了整个一个月，简恩·希莱曼一次不落地出席了所有的听证会。现在，轮到他传唤被告方证人了。简恩决定，先从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下手。
保罗·沙林是该厂负责安全生产的部门主管，有13年的工龄。但经过两天共12小时的听证之后，简恩得到的只是一连串的否认和回避。保罗甚至说他不知道被国家环保署责令挖出的那六只废液桶是怎么回事。他在撒谎，简恩想，但我迟早会把真话从他嘴里给逼出来的。
第二位证人叫托马司·巴勃斯，食品机械厂的油漆工。简恩请他来是因为，机械部件在刷漆之前需用TCE清洗，所以厂里的TCE都由油漆车间保管。托马司承认在1961年他刚参加工作时，曾往厂房后面的排水沟里倒过TCE废液，“后来我向老板建议，先把废漆和废液集中在桶里，再采用合法的方式一起处理掉。”
“你告诉沙林先生不应该把废液泼在地上？”简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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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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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巴勃斯先生，你是否参与过在厂房后面的土沟里掩埋那些废液桶？”
“没有。”
“你是否知道这件事？”
“除了后来在报纸上读到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管把废漆和废液装进铁桶里，至于如何处理，那不是我的事。”
4月初，食品机械厂负责收货的仓库保管员奥尔·拉维来到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他告诉律师们他家住在沃伯恩城东的派茵街社区。他和托马司·巴勃斯一样，1961年就进厂了。在调到仓库之前，他一直是油漆车间的清洗工。奥尔根据公司律师威廉·契士曼的旨意，尽可能简单扼要地用“是”或“不是”回答简恩的提问，而不可多言多语添枝加叶。
当被问及有谁参与过在厂房后面处理那些废液桶时，奥尔吞吞吐吐地道出了两个名字：约·默洛和托马司·巴勃斯。奥尔不愿意打小报告，他和托马司从小就认识，但他更不愿意撒谎。
“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很简单，先把桶里的废液倒进沟里。”
“什么沟？”
“排水沟，一直通往一条小溪。”
简恩话题一转：“你在城东住了多久？”
“19年。”
“你有孩子吧？”
“八个。”
“一个大家庭。”简恩点点头，笑了，“当你听说两口井被污染，一定很担心，是吧？”
威廉·契士曼举手表示抗议。
简恩换了一种说法：“你担心家人的健康吗？”
威廉再次提出抗议。
“你的家人中有没有谁得过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
威廉对简恩提出的所有这类问题都表示抗议。奥尔始而大惑不解，继而大为反感。他不顾威廉的阻止，一口气回答了简恩所有的提问：“是的，我非常担心家人的健康。我最小的儿子心脏有毛病，我的一个女儿流过产，还有一个孙女一生下来就有生理缺陷。”
奥尔·拉维吃不好睡不好，他思前想后好几天，终于鼓足勇气敲响了安德森家的门。奥尔和安妮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安妮问他是否愿意单独找简恩·希莱曼谈谈，奥尔说愿意。
第二天晚上，简恩应邀来到拉维家。奥尔告诉简恩，厂里有谣言传出来，说到70年代初期，总共埋掉的废料桶有50多只。奥尔还说，他知道托马司·巴勃斯没有讲真话，因为他亲耳听见托马司和一位名叫弗兰克·凯利的工长谈起过埋在土沟里的废料桶。奥尔最后说，已经跳槽的电气技术员诺波特·帕奎里拉也知道这些事。
诺波特·帕奎里拉说话很快，还喜欢不时地重复一些词句：“没错，就是我亲自扔掉的。对，我亲自扔的。艾狄·俄拉任，装配线的工长，让我把那些废液都倒进沟里。都倒进沟里。那一带简直是寸草不生。我当时并不知道那玩意儿有毒。我有时候用它清洗零件，你知道，清洗零件。每次用过之后手都翻白了。我不知道那玩意儿叫什么。我不懂化学。不懂化学。”
“三氯乙烯。”
“对，就是它。就是它。”
“那托马司·巴勃斯呢？”
“托马司·巴勃斯呢？他往沟里倒油漆的稀释剂。”
“但他说他从没干过这些事。”
罗伯特嗤之以鼻：“他干了好多年。好多年了。”
很明显，保罗·沙林和托马司·巴勃斯都在听证会撒了谎，而且W·R·格拉斯公司也对国家环保署撒了谎。按照联邦政府的法律，对国家环保署隐瞒实情者犯法。简恩·希莱曼相信他有足够的理由请政府有关部门出面进行调查。他带着奥尔·拉维一起去了检察机关。
一个星期后，威廉·契士曼打电话给简恩：“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再次传讯托马司·巴勃斯。他说他突然想起了一些事，他记得他曾经把桶里的废液倒进了排水沟里。”
保罗·沙林的记忆也恢复了，他承认在威廉向原告方律师提交的物证中，有一张字条是他亲笔所书。这张日期为1973年9月30日的条子上写着：“截至九月份，共使用三氯乙烯150加仑。”如此说来，简恩在心里估算道，至少在1974年以前，该厂每年使用大约四桶55加仑的TCE。十多年累积下来，应该有50多桶，与“谣言”的说法完全一致。50多桶！足以污染G号井和H号井！简恩想，这就叫做铁证如山了。
对W·R·格拉斯的“摸底”持续了整整六个月。1985年7月，应双方律师的请求，瓦尔特·司肯纳法官批准将开庭日期推延到第二年的2月18日。
要说W·R·格拉斯已经够难对付的了，J·J·瑞勒皮革厂更是难上加难。全厂自上而下，从老板到员工，竟无一人肯在摸底会上透出丝毫口风。杰克·瑞勒矢口否认起诉书上所有的指控，既不承认曾经使用过TCE，也拒绝提供任何形式的记录——化学配方、定货单、发票等等，说是因为没有地方存放，所有这些单据均已被销毁。
指控J·J·瑞勒皮革厂的关键，是厂房和阿波卓纳河之间那片15公顷的不毛之地。简恩·希莱曼曾经去过那里，亲眼看见了大约10来个已经生绣的55加仑铁桶，也闻到了那股子略带甜腻的化学溶剂的气味。简恩还在州卫生部查到了一份日期为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当时州卫生部接到周围居民的投诉，说皮革厂附近老是有一种难闻的怪味，遂派了环境卫生工程师A·C·博尔得前去调查。博尔得和杰克·瑞勒一起顺着一条小路走到了那片空地。博尔得后来在报告中称：“地上的淤泥中动物毛发随处可见，从毛皮上刮下来的肉扔得到处都是，有的离阿波卓纳河只有几英寸。”博尔得要求杰克·瑞勒立即进行清理，杰克说这是他的地盘，他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于是向他指出，”博尔得写道，“不管这块地皮属于谁，对空气和河流造成污染都是与本州的现行法律相违背的。”杰克最后勉强同意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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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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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使简恩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请来私人侦探挨户走访皮革厂附近的居民，但是几个月下来几乎一无所获。J·J·瑞勒皮革厂不愧是瑞勒家经营三代的百年老厂，在沃伯恩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颇具“地头蛇”的架势。不但厂子里所有的工人三缄其口，绝不说出对老板不利的话，而且周遭的人们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番忙碌的结果，简恩只得到一条已经断了线的线索。多年前，有一家与皮革厂相邻的巴诺尔公司，专营回收各种工业用包装材料，包括55加仑的化学品铁桶。巴诺尔公司后面就是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两家有时候不分彼此。杰克·瑞勒说，简恩看到的那些锈铁桶就是巴诺尔公司遗留下来的。一位该公司当年的员工告诉简恩，老板韦特立·巴诺尔曾让他们把桶里残留的农药等直接倒进通往阿波卓纳河的排水沟里，把一些“不知名”的有毒液体泼洒在地上。这位员工还说，巴诺尔公司在对金属包装重新刷漆之前，也要先用TCE擦洗一遍。但是，韦特立·巴诺尔已病故多年，巴诺尔公司也早就不复存在了。
从法律的角度讲，无论是谁“具体”地污染了那片空地，比却斯集团都必须对在其名下的地皮上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但是，简恩也知道，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J·J·瑞勒皮革厂曾亲手所为，要说服陪审团恐非易事。
简恩·希莱曼为八户原告重金聘请的第一位医生是来自芝加哥的雪莉·康尼贝尔博士，环境及职业病专家。体检的结果显示，所有患者家属的健康状况惊人地相似，28个人全都有胃痛、腹痛、恶心呕吐、嗓子痛、皮疹、头晕目眩等慢性化学中毒症状。
第二位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心脏病学专家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