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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理查德的母亲、洛易夫人安娜曾登门求见范克斯夫人弗萝拉，以表达她的悲痛、同情和遗憾。毕竟，她们双方都在这场惨案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两度遭到拒绝后，安娜不顾用人们的阻拦，径直闯入范克斯夫人的房间，发现弗萝拉如木头般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散漫的目光痴痴地投向窗外。安娜刚开口向受害人的母亲致歉，弗萝拉便打断了她的话：“勃比很快就会回来的，我相信。”
勃比的父亲雅各布·范克斯则说：“纳森·里奥普自称是无神论者，那他又当如何解释那副为警方留下线索的眼镜呢？”纳森的母亲弗萝伦丝·里奥普夫人生下了最小的儿子便一病不起，17年后即撒手人寰。纳森悲愤之余，从此不再去教堂。
同日晚，理查德的叔父、芝加哥市教育局局长捷科·洛易在律师本杰明·巴赫拉奇的陪同下，亲自拜访了全美著名刑事案律师克拉任·达偌博士，恳请他出庭为纳森和理查德辩护。理查德的父亲阿尔伯特·洛易本来就年迈体弱，儿子犯事之后更犹如雪上加霜，力所不能支，只得请其弟出马打点。因为当时的芝加哥已是民情激愤，众怒难平，人们纷纷要求对二犯处以极刑。据报道，捷科对克拉任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判他们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我们愿意支付任何的、所有的费用。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不要绞死他们。”
67岁的克拉任·达偌其貌不扬，大智若愚。多年后，纳森·里奥普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写对克拉任的第一次印象：“那天很暖和，克拉任穿一件薄呢外套。外套是不错的外套，但看上去好像他穿着它睡过一觉。衬衫也是皱巴巴的。而且，他那天的早餐肯定吃了鸡蛋，我能看出衣服上的印迹，要么就是没换过衣服。领带胡乱打了个结，歪歪地挂在脖子上。最不修边幅之处是，克拉任不戴帽子，又不曾好好做过头发，所以前面的那一绺老是掉下来耷拉在右眼上。每到此时，老头子便会很不耐烦地用手指将它们顺上去。不管谁看见他这副样子，都会当他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一个在芝加哥转上一圈就会迷路的乡下人。我当时心里想，他懂得法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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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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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为一名法学院学生，纳森对达偌博士这样一位哲学家、作家兼律师早有耳闻，也听人说起过他的一些传奇故事。比如30年前，克拉任曾任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法律顾问，后在几名工会领袖状告公司及联邦政府的案子中毅然辞职，转而为工会领袖们辩护。比如若干年来，克拉任曾多次替全美各地请不起律师的穷人们辩护，不取分文，在民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再如克拉任办案时极少作笔记，但却几乎从未在法庭上忘记过任何相关的细节。还有如克拉任的办公室陈设简陋，唯一的装饰只是墙上几幅被他称作“伟人”的画像，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
所以，当这位“民众的代言人”最终同意接受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替被告人出庭，又有传言说聘金高达100万美金时，当即引起了本案的第三次轰动。在当时，百万美元是创历史记录的最高律师费用。人们纷纷议论，说克拉任·达偌博士到底也是肉体凡胎，也有见钱眼开的时候。其实克拉任自有他的原则和打算。除却人们加封的那些头衔外，克拉任还是一位博爱主义者，坚信爱能够产生更多的爱，恨也将滋生出更多的恨。克拉任的毕生奋斗目标之一，是彻底废除死刑。在他过去的业绩中，克拉任曾成功地将102名委托人从绞刑架上解救下来。这一次，芝加哥、乃至全美民众的情绪已经被纳森和理查德的罪恶行径激怒到了极点，人们恨不得即刻将两名案犯就地正法。克拉任想试一试，他能不能在这样的民情民愤中，再次救下两条生命——两条年轻的生命。
本案中代表被告方的另一名律师即本杰明·巴赫拉奇，他虽不及克拉任那么名声显赫，但因为接过几桩与黑手党有关的案子，在芝加哥地区也是妇孺皆知的。
克拉任·达偌并没能马上见到他的两位委托人。检察长罗伯特·科罗扣下了二犯，并邀请三位心理及精神病专家为他们会诊。科罗检察长这次是铁了心要判处他们的死刑，他知道纳森和理查德能够逃避死刑的唯一途径，就是以精神不正常为理由在法庭上作“无罪”抗辩。他希望他的专家们能够证明，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在作案时神志清醒，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具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到底是同行，对对手的路数招数都已谙熟于心，克拉任·达偌确实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他也必须聘请专家，从被告方的角度对纳森和理查德的精神状况进行审视。无奈检察长已经抢先一步，征走了芝加哥地区首屈一指的专家们，克拉任只能到别处另搬高手。
其时，美国精神病学学会正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举行第18届年会，克拉任·达偌遂派本杰明·巴赫拉奇的弟弟华特专程前往，将包括学会主席在内的三名德高望重的专家请到了芝加哥。
日复一日，专家们就身体、心理、精神等各个方面，对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检查、测试和评估，还找到他们的家庭成员和用人们，以及二犯的老师、同学等等了解情况。据说在此过程中，纳森自始至终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因为他极少有这样的机会跟别人谈论自己，他也很喜欢在各种测试中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理查德则情绪低落，觉得这一切很无聊，很枯燥乏味，甚至有几次，他在测试的过程中就睡着了。
芝加哥的12家媒体仍一如既往地兴奋着，忙碌着。大大小小的版面上充斥着关于纳森和理查德狱中生活的详细报道，他们每天穿什么，吃什么，做什么，市民们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两位生长于富贵之乡的膏粱子弟是否过得惯被打入社会另册的日子。理查德倒是很快便和同监的犯人们混熟了，但纳森却迟迟难以进入新的角色。每天出庭或与几位专家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如往日般地西服革履。但一踏进监狱的铁门，又必须换回到粗布的囚服。两个人最不习惯的是狱中的伙食，一开始家人们还按顿从各餐馆叫了外卖送进去，后来干脆请斯腾餐厅包下他们的一日三餐，并且还在每顿饭的食谱中加进了一包香烟。尽管仍是“禁酒令”时期，但《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泰瑞尔·克鲁姆为了获取对纳森二人的“专访权”，答应在采访时为他们偷带些酒进去。泰瑞尔每天下午到监狱，在腰间的皮带里别上两个4盎司的扁形锡酒壶。纳森或理查德总是迫不及待地先喝干了酒，再回答记者的提问。回到牢房后，又开始急切地等待泰瑞尔的下一次采访。
6月中旬，芝加哥地区的意大利黑手党老板阿尔芬斯·卡普利因其在几个月前下令的一桩谋杀案而被迫向警方自首。这条本应十分轰动的消息被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了关于勃比·范克斯命案的大量报道中，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有人说，卡普利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卡普利的案子不久即因一位关键证人的翻供而撤诉。
公诉方和被告方对二犯的会诊结果都是严格保密的。媒介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纷纷聘来自己的专家学者。当地的两家报业巨头，《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先驱者》，则棋高一着，发函至欧洲大陆的奥地利首都维也那，邀请著名医生兼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前来美国，为两名案犯作心理和性格分析。《芝加哥论坛报》报出的价格是25万美元，或由弗洛伊德先生随意开价。《芝加哥先驱者》报则表示，愿意接受弗洛伊德的任何要价，又因为大师当时身体欠佳，该报提出将为他的赴美之行在一艘豪华巨轮上包下全部头等舱位。但最终由于健康的原因，年近古稀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推辞了所有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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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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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先驱者》还是使出了吸引读者的奇招。前者请到一位颅相学家，他根据纳森和理查德五官的形状和位置来判断他们的性格，并撰文若干在该报连载。后者则找来一位星占学家，此人连篇累牍的分析结果表明，两名案犯的佐狄亚克星座标志业已决定了他们成为杀人犯的必然性。年轻读者们更感兴趣的是，不少报纸相继开辟的“与纳森和理查德比智力”专栏。据测试，纳森·里奥普的智商为210，理查德·洛易的稍次，亦高达160。煞费苦心的主编们让那些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专家给两名案犯若干智力测试题，再将同样的题目以及他们的得分公布在报纸上，供人们或习作，或消遣，或下注，或竞奖。
不久，报纸上出现了新的阅读热点。有贼人破窗进入克拉任·达偌博士的事务所办公室，盗走被告方专家们长达5万字、将近300页的会诊报告后，高价转卖给各报社。也有人说，这其实是克拉任故意安排的，他希望市民们能有机会在本案正式开庭之前听到故事的另一面。
会诊报告囊括了纳森和理查德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家庭背景，个人履历，童年记忆，学生时代，等等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报告揭示出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并非两名案犯生活中的孤立事件，而是他们若干年犯罪生涯的极端和顶点。
据专家们认为，理查德·洛易早在八九岁时即开始出现犯罪倾向。他第一次作案是偷了一位邻居家孩子的零花钱，藏在自己玩具房子的屋檐下。“他当时完全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感到惶恐或惴惴不安，反而觉得很兴奋，因为别人都不知道钱的下落，还在屋里翻箱倒柜满世界地找寻，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不久，理查德和另一个男孩在街角处摆摊儿卖柠檬汁，当然也是小孩子的游戏了。他趁着同伴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