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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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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警方人员还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搜查时，一拨拨人流越过乔尔斯江大桥，从波士顿涌向剑桥，又从剑桥的各个方向涌向哈佛大学，其中有几天前无端遭到警方骚扰的爱尔兰移民，也有长期以来视医学院为邪恶的周遭居民，更多的，则是对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贵族们心怀嫉恨的小市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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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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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警方人员还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搜查时，一拨拨人流越过乔尔斯江大桥，从波士顿涌向剑桥，又从剑桥的各个方向涌向哈佛大学，其中有几天前无端遭到警方骚扰的爱尔兰移民，也有长期以来视医学院为邪恶的周遭居民，更多的，则是对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贵族们心怀嫉恨的小市民们。
据不少史学家的评论，本案是“19世纪最富戏剧性的案例”。
如果将本案比做一部戏剧，其中的主要人物就有三个：约翰·崴特·韦斯特、乔治·派克曼和伊弗任·利托菲尔德。
56岁的约翰·韦斯特和59岁的乔治·派克曼是老相识了，他们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40年前的19世纪初叶，两个人同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念书的时候。乔治毕业于1809年，约翰稍后，1811年。到本案发生的1849年，乔治已经不做学问了，改行搞房地产投资和放高利贷，但因他早就有了一个博士的头衔，而这个头衔又是终身的，所以人们还管他叫“派克曼博士”。约翰仍在哈佛医学院，他在那里做了25年的化学教授，所以被尊为“韦斯特教授”。
博士细高个儿，体格硕健，高颧骨，尖下巴，讲话底气十足，嗓门很响，咄咄逼人，处处透出商人的精明和刻薄。教授正相反，矮矮的，胖胖的，“一双小眼睛在近视眼镜片后面和善地闪动”，颇具读书人的诚实与厚道，甚或迂腐。
博士很富，可谓腰缠万贯，是哈佛大学医学院财大气粗的捐助人。据波士顿萨伏克地区有关部门的不动产资料记载，仅1848年一年，乔治·派克曼经手的房地产贷款就有111项。
教授很穷，只靠一年1900美元的薪俸养家糊口。说“穷”其实不确切，但为了维持一家五口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从大约8年前开始，约翰便不断地向乔治借贷。到1849年的11月，其债务已累计高达2432美元。有后人计算过，要是搁在20世纪90年代，这笔钱就相当于16万美元还多。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也由往昔的同学同事，日渐演变为债权人和债务人。
然而，到了1849年11月23日这一天，韦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的关系又发生了急转直下的突变，也可以说，永远地结束了。
这天上午的8点到9点之间，派克曼府上的男仆帕迪克·麦戈万替主人迎进了一位客人。帕迪克后来对警方说，他记不得这位客人的模样，只听见派克曼博士和客人相约在同一天的下午1点半见面。
9点30分，乔治·派克曼到了他姐姐在勃朵茵广场附近的住宅，然后和他的姐夫、也是他的生意合伙人罗伯特·高尔德·肖一起去了施达特街的商务银行。派克曼博士和肖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两家人实际上是亲上做亲，因为博士父亲的原配夫人也姓肖。从银行办完事出来大约10点左右。两个人分手之前，派克曼博士没有告诉肖先生他去哪儿。
下午1点刚过，博士走进离哈佛医学院不远的保罗·荷兰食品店，让荷兰先生往派克曼府上送6磅奶油和一桶32磅装的糖。派克曼博士临离开时交给保罗·荷兰一只棕色纸袋，那是他在昆瑟市场替他生病的女儿荷莉艾买的玻璃莴菜。100多年前，玻璃莴菜属于非常娇嫩的品种，不宜长时间携带。博士请荷兰先生把纸袋收好了，说他“过几分钟就回来”取。
然后，1点半至2点之间，有两个小男孩看见派克曼博士朝哈佛医学院的方向走去。
那天晚上，乔治·派克曼博士一夜没有回家，并从此再没有回家。派克曼家住在培根山庄，一幢红砖的四层巨宅，与哈佛医学院相隔不过半英里。
第二天，波士顿各报登出一则《寻人启事》：
特告
乔治·派克曼，医学博士，高尚正派的波士顿市民，于11月23日星期五中午12点至1点之间，离开其在核桃街8号的住所，前往某处赴一商务会晤，至今未归。后于同日下午5时左右，被看见在本埠城南华盛顿路或其附近与人交谈。
特悬赏征集任何与之相关并能导致发现其本人的线索。切望知情者火速与警方联系。
第四天，11月26日，罗伯特·肖以他个人的名义给出了赏金的具体数额，“一个令人晕眩、令人怦然心动的价码”——3000美元，并在同时发布的另一则启事中称，乔治·派克曼有“可能因某种突发性的心理病变而离家出走”。这单启事不仅出现于所有报端，并且劳师动众地由警方出面在全市各地张贴28万份。
又过了两天，派克曼家族在第三张启事中另封1000美元，专赏发现派克曼博士尸体者。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考虑博士死亡的可能性了。
失踪者的身份和赏金的数额顿时轰动了整个波士顿。
就在本案发生前不久，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曾对波士顿作过这样的描述：
波士顿，那里的房子光鲜而华丽——砖是那样的红——石头是那样的白——沿街毗连的宅门上，门环和门牌都是那样无与伦比的明亮和闪烁——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实际上，狄更斯先生描述的房子只是在波士顿城西、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麻省是马萨诸塞州的另一种中文译法）所在的那片英文名字也叫做“剑桥（Cambridge）”的区域。这一带居住着波士顿的文人雅士们，一群既有钱亦有权的社会名流和精英。他们塑造着波士顿，操纵着波士顿，主宰着波士顿，他们是波士顿的形象，也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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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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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韦斯特和乔治·派克曼都同属于这个上流社会的圈子。只不过，派克曼博士经常出入的是“上流中的上流”——位于培根山庄的“培根俱乐部”；而韦斯特教授夫妇光顾的则多是些同事和朋友家举行的派对或宴会。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和美国各地所有的上流社会成员一样，过着优裕、舒适而尊贵的日子，活得体面、自在而自信。但是波士顿的上流社会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至少他们的成员自以为如是——他们崇尚文化、智慧和教育，自誉是“美国社会最纯洁的道德净土”。他们还有许许多多值得骄傲的资本——由他们创办的闻名于世的大学，由他们倡导的各项社会改革，诸如解放奴隶，争取妇女权利，以及自我修养和禁欲，包括后来的“禁酒运动”，这又使他们获得了“现代文明之先驱”的美名。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城市称为“合众国的摇篮”（18世纪下半叶，美国民众抗击英国殖民者的第一枪是在波士顿打响——笔者注）、“宇宙的思想中心”、“美国的雅典”。
然而，在1845年前后，波士顿冠冕堂皇的外表产生了很深的裂缝，或者说，“美丽华贵的脸庞上被人生生地留下了一道伤口”。随着大批爱尔兰移民的进入，波士顿开始出现贫民窟，出现乞丐和妓女，出现疾病和瘟疫，出现暴力和犯罪。截至1849年，在波士顿定居的爱尔兰移民多达3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将近四成。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两个数字，1849年，全市出生的5031名婴儿中有2450人是爱尔兰后裔，而当时的监狱中有半数以上的囚犯来自爱尔兰。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前一个月，一场在爱尔兰移民聚居区肆虐一年的流行性霍乱刚刚结束，1300多名丧生者全是爱尔兰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波士顿城西上流社会沙龙里的人们开始忧心忡忡、神色惶恐地讨论移民，讨论贫困，讨论那些难以驾驭的“低劣人种”，以及自己的城市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和潜在的危机。他们惊呼“美国的雅典正在变成美国的都柏林（爱尔兰首都——笔者注）”，大有世风日下，城将不城之势。
所以，1849年11月23日，当“高尚正派的”“医学博士”乔治·派克曼在波士顿的大街上莫名其妙地消失时，这座已经开始动摇的城市便感受到了难于估量的震撼。
据波士顿市警察总署署长富朗西斯·图克对报界的说法，他首先指示西区的警察们在哈佛大学一带“尽可能不声张地”了解了情况，然后率员直奔爱尔兰区。以前办案总是这样，但凡有事就到爱尔兰人的贫民窟里抓几只“替罪羊”，因为波士顿的贵族们对警方职责的第一条定义便是，“看住那些不懂规矩的下等人”。但是这一次，他们什么也没抓着。
紧接着，图克署长和探长德拉斯塔·柯拉普又指挥着他们的人马搜查了派克曼博士名下的全部仓库、地下室等，以及无数的公共下水道，甚至潜入了波士顿港湾和流经城西的乔尔斯江段水下。“我们搜遍了城里城外。”图克署长说，“以哈佛大学为圆心，半径40到60英里的所有地带，郊区和海岸线上的每一座城镇，科德角两侧。我们搜遍了陆地、水域及水下。”但乔治·派克曼博士还是不肯露面。
这时，社会上有谣言流传，说派克曼博士失踪的秘密就在最后有人看见他活着的地方——哈佛大学医学院内。于是，警察们重返剑桥，遍查包括地下室和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化学实验室在内的医学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楼板，但仍是两手空空，无功而归。
当年的哈佛医学院是一幢耸立于乔尔斯江畔的两层楼房——也可说是三层，如果算上不足四英尺（约合12米）高的地下室——与马萨诸塞总医院毗邻。楼房的一半建在沙滩上，底座悬空，仅靠几十根巨大的木桩支撑着。这样，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