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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曾访问过苏联，访问过共产国际，深知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他舍近而求远，派出陈立夫、张冲赴欧，为的是转道苏联，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同时也希求建立中苏抗日同盟。陈立夫、张冲的行踪，虽说极端保密，却瞒不过日本间谍机关的眼睛。陈、张在意大利登陆后，正在与莫斯科联系，日本的报章即公布了蒋介石密使欲访苏联的消息。蒋介石得知后，急急召回陈立夫和张冲，使两位密使此行半途而废。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国共莫斯科密谈
就在陈立夫、张冲奉蒋介石之命回国之际，蒋介石却又发出另一份密电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急令刚从苏联回到迪化的重要人物重返莫斯科，以求完成陈立夫、张冲未曾完成的使命。此人不过三十一岁，湖南醴陵人，姓邓，名文仪，字雪冰。邓文仪和陈立夫、张冲一样，也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一九二五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送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须知，原本担任主任之职的是周恩来。自一九二八年起，邓文仪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书记，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四年后，他和戴笠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及中华复兴社，出任训练处长，成为国民党特务系统要员。考虑到他原来在苏联学习过两年，自一九三四年冬起，他被派往莫斯科，担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一九四九年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台湾省主任委员。晚年著回忆录《冒险犯难记》上下册，由台湾学生书局于一九七三年出版，透露了他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的重要使命。当陈立夫、张冲从上海出发，踏上“波茨坦”号油轮的时候，正值邓文仪离开莫斯科返国述职，路过新疆迪化。那时，中共吴玉章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叫《救国报》。《救国报》初为周刊，后为五日刊，宣传中共的主张，发行四十三个国家，也在中国国内的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销售，总发行量两万多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该报因受法国政府干涉，被迫停刊。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改名《救国时报》，重新登记，又得以发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的《救国时报》，刊载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拟的中共宣言，透露重要信息：第一次称蒋介石为“南京蒋总司令”！宣言指出：赶快停止中国人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一切内讧；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和各群众组织立刻开始谈判共御外侮的条件和方法；不论蒋总司令的军队也好，不论其他党派的军队也好，不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也好，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蒋介石注意到这从巴黎传来的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重要信息。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得悉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确有谈判意愿。于是，奉蒋介石密令，邓文仪重返莫斯科，通过苏联当局，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联络。中共代表团同意与邓文仪接触。于是，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面对面坐在一起，进行了秘密谈判。这是国共两党自一九二七年决裂之后，头一回直接进行谈判。据邓文仪回忆，他跟王明“恳谈”，首先说及蒋介石注意到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提出的建议书，决定着手与中共进行接触、谈判。邓文仪传达了蒋介石的三项条件：
（一）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
（二）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
（三）国共两党间恢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继续独立存在。
五短身材的王明，很仔细地倾听着邓文仪传达的蒋介石三项条件。
邓文仪还表示，蒋介石已注意到中共的《八一宣言》。
邓文仪说：“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国民政府间应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蒋委员长知道，红军没有弹药、武器和粮食。国民政府能够给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以及派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国民党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王明马上表示，红军不能“开到内蒙古前线”。因为那样，意味着红军必须放弃陕北根据地。王明和邓文仪的莫斯科会谈虽说是短暂的，却毕竟是历史性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终于坐了下来，开始秘密谈判。
王明还说明了实情：虽然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但是要进一步开展国共谈判，还是要找在国内的中共中央，要找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才能最后拍板。邓文仪迅即把来自莫斯科的秘密讯息，电告蒋介石。于是，蒋介石明白，“舍近求远”不行。要解决问题，还得找老对手毛泽东！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肩负重任的“红色牧师”
又一个重要的讯号，出现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这一期报纸刊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对红色中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红色中华社，即新华社的前身。谈话称：“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愿与蒋介石“携手”！也就在这时候，一位神秘的牧师，从上海来到古城西安，求见张学良。他向张学良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希望通过东北军的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此人自称姓周，名继吾，是一位牧师。当然，他深知，光是说自己是牧师，未必能使张少帅答应他那非同一般的要求。他出示了一份重要的证件，那是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据云，他要进入红军防地进行“调查”。
张学良知道此人来历不凡，没有当场答应。在送走这位牧师之后，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络。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联络，那里的回电表明，中共中央也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都得到认可，表明此人神通广大。关于此人，后来，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多次若隐若现地提到他，写到紧要关头便打住。在跟斯诺交往时，此人不再姓周，却改姓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为“王牧师”。斯诺写道，他要从西安去保安，他的一位老朋友作了“指点”。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
这位王牧师，人称“红色牧师”，确实非同凡响。他既与蒋介石有交情，又与毛泽东有交往。他的真实姓名，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致宋子文函中，倒是提及了：“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毛泽东书信选集》，四十五至四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此信收录《毛泽东书信选集》，编选者在信末对董健吾加了这么一条注释：“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这大抵是迄今为止关于董健吾的官方最详尽的一条注释。考虑到密使肩负任务的重大，国共双方派出的人员，都是自认为绝对可靠的：国民党派出的大多是CC系的，如陈立夫、张冲等，中共派出的则大多是特科的，如李克农、刘鼎以及这位董健吾等。
董健吾有着从事秘密工作更好的背景：他与宋子文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交情颇深。他曾做过古董生意，成为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借助于宋子文的推荐，孔祥熙为他签署了委任状。这样，这位中共秘密工作人员，有了国民党官员的身份。
董健吾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他与宋子文之姐宋庆龄也有着密切联系。
最初，蒋介石打算打通与中共直接的渠道，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则找宋庆龄，而宋庆龄推荐了董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