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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想象或“诗性”想象的整体性质是一个急需加以审视的问题；另一个特别的需要则是需要精神分析自觉意识到自己血液中辩证的、诗性的、神秘主义的成分，并使这种意识成为对精神分析所作的精神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辩证思维的性质，其关键在精神分析特别是弗洛伊德对否定所作的精神分析之中。
首先是这样一些定理：“本我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否定相比拟”
；本我并不坚持矛盾律；梦似乎并不知道“不”这个词。
［３７］不仅不存在矛盾律，相反我们还发现对立面统一在一起：“梦显示出一种特殊倾向，它把两种相反的东西还原为一个统一体。”
“梦中的任何事件都可能含有与之相反的意义。”
［３８］我们因此需要考虑并设想在辩证思维和做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正像在梦与诗与神秘主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一样。此外，在《原始语词的相反意义》［３９］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还对具有相反意义的词汇彼此之间往往隐含着（词源学上的）同一性这种语言学现象作了比较。他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是语言现象为他研究梦现象提供了线索，而不是梦现象为他研究语言现象提供了线索。
显而易见，精神分析和语言研究（无论是哲学上的研究还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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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上的研究）需要结合起来或至少是需要经常交流。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论否定》［４０］这篇论文则可以使我从辩证思维对形式逻辑的不满足中获得某些新的启示。否定是主要的压抑行为，但它同时又使心智获得解放，使它能在被压抑的东西因遭到否定而本质上处在压抑中这一总体状况下去对受压抑的东西进行思考。斯宾诺莎说：ｏｍｎ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ｔｉｏｅｓｔｎｅｇａｔｉｏ（所有的界定都是否定）。
弗洛伊德则说：“否定的判断是理智对压抑作用的取代；‘不’这个词在它所表达的句子中是受压抑的东西的标记……凭借这一否定符号的帮助，思维过程使自己从压抑作用的种种界限中解脱出来，并以该内容来充实和丰富自己。如果没有这一内容，它就不能有效地工作。”
然而，“否定仅仅帮助解除压抑作用的一个后果——该意象的内容不能进入意识。其结果便是对受压抑的东西有一种理智上的接受，而在所有其他基本点上，压抑作用仍然持续着。”
［４１］
我们因而可以考虑并设想：形式逻辑和矛盾律是这样一些条例，心智借助这些条例在总体压抑条件下进行活动。就像时间概念一样，康德的理性范畴将被证明是压抑的范畴。
相反，辩证思维则是心灵奋力突破压抑使无意识成为意识的努力；同样，它也是心灵奋力克服自己内在分裂和冲突的努力。
它因此可以等同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中的综合倾向，［４２］等同于神经症内在固有的获得痊愈的努力——弗洛伊德最后正是把他的治疗希望寄托在这种努力上。
［４３］作为试图获得统一试图获得痊愈的一种努力，“辩证”意识将成为爱欲的显现；而正像意识试图摆脱否定之镣铐一样，“辩证”
意识也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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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生与死的对抗
迈向酒神自我的一步，而这个酒神自我将不再否定任何东西。
［４］
这个世界无疑需要多一点爱欲少一点不和，而理智的世界也同样如此。多一点爱欲会使人意识到所有不同种类的“辩证”梦想家——精神分析学家、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神秘主义者、诗人、哲学家——之间的没有被意识到的和谐，并因而减少种种无谓的和无知的论战。由于无知主要是对自己的无知，所以多一点精神分析意识（精神分析学家也不例外）
，多一点自知之明，多一点谦让和爱欲，或许是有好处的。
我们因此可以用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足》的结束语来作为我们的结束语：［４５］
人类制服自然力的力量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凭借这些力量，他们现在已能够轻而易举地互相消灭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目前才感到极大的不安，感到十分沮丧和恐惧。现在或许可以期望两种“超凡力量”中的另一力量——那不朽的爱欲，出来施展它的本领，以便使它自己能够与它那同样不朽的敌人并肩存在下去。
或许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活到过一种完满的生活，并因而能够看到弗洛伊德所不能看到的——即能够从那个敌人中看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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