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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精神分析体系引入尼采的深刻见解中去，我们就应该从他的最后一个观念（即对祖先的负债感）着手。精神分析能够接受他关于对祖先的负债感是自我牺牲的宗教的支配性观念这一看法。精神分析也能接受关于自我牺牲的宗教就是导致本能压抑和克制（非享乐）的生活（和经济）的原因，以及自我牺牲的宗教具有累积性效果的看法。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足》中运用了尼采的其他观念，如施虐癖与受虐癖的可互变性、整个情结起源于对当前生命的充分享乐的压抑等，对这一作用过程作出了比尼采更好的解释。对当前充分享乐的压抑必然释放出对祖先的攻击性，而压抑正是出于对这些祖先的爱才产生的。对祖先的既爱同时又攻击就产生了负罪感。而且愈是充分地向过去偿付欠债，也就愈是彻底地损害了对当前生命的享乐。于是大量新的攻击倾向被释放出来，又带来大量新的负罪。
不管对负罪感最终作何解释，我们提出了整个金钱情结植根于负罪心理这一假设。
罗斯金说：“金钱这名称恰如其分，都意味着承认负债。”
他还论述了希腊神话中的罪过和复仇女神提西福涅（Ｔｉｓｉｐｈｏｎｅ）是“一个通晓最高级的算术和有严守时刻的习惯的人”
［１０４］（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说就是肛门人格）。
印欧语系的语言当然也证实了尼采的说法，负债与偿还的语义（义务）就是负罪的语义（责任）。既然我们出于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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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的理由必须抛弃尼采的（在传统上是亚当。斯密的）贸易是人类一种原始制度的观念，那么我们也应当将他对上述语义学事实的解释颠倒过来，并从负罪感中推导出贸易。事实上如果我们同意金钱情结具有宗教特性的基本假设，也同意将宗教领域与负罪感所包含的范围等同，那么贸易自然是起源于负罪感了。
杜克海姆认为劳动分工及其一切后果都不是起源于快乐原则（“对个人幸福的欲求”）
，这是正确的；但他认为个人的心理应概括为快乐原则，这就错了。古代的人是为了解脱有罪的负担才向他人给予的。
但根据假设（ｅｘ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
，接受给予的人也怀有他的罪责负担；而在我们的理想的古代经济中，交换赠礼的最终结果便是一种相互性、对称性和平衡性的结构。
那么相互给予又怎样有助于摆脱罪责负担呢？当然正如整个古代和现代历史所显示的，它并未解除罪感。但它的确代表了人寻找解决办法的第一次尝试。罪感通过被分担而减轻，而人进入社会组织的目的就在于分担罪感。社会组织（包括劳动分工）
就是一个分担罪感的结构，它将受压抑的潜意识的罪感带到了意识之中（当然是以一种歪曲了的形式）。
我们记得弗洛伊德的这个主张，即无意识观念要变为意识只有在它们被转入外部知觉，也就是被投射到真实世界时才能实现。
［１０５］社会组织就是罪感的一种象征性的共同忏悔。
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弗洛伊德关于社会组织是由一桩原始罪行（ｐｒｉｍａｌｃｒｉｍｅ）中的共谋关系（图腾式的兄弟关系）而形成的这一观念。
［１０６］赠礼行为的逻辑与图腾式的圣餐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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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对于后者弗洛伊德曾评论说，只有通过所有参加者的团结一致才能够减轻有罪意识。
［１０７］所有分发食物的仪式都带有圣餐的性质。像莫斯接受的那种对古代人的解释——共享和交换的物品具有一种规定其社会化的魔幻品质——是不充分的。
［１０８］它们的魔幻品质就像图腾食物的魔幻品质一样是从它们对潜意识负罪感的象征性关系中产生的，而潜意识负罪感的第一要求就是要被分担。与此相似，与赠礼制度紧密联系的古代亲缘系统也不能用抽象的对社会组织的需要来解释，而应当用负罪心理来解释。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认为对乱伦关系的禁忌是家庭组织的基础，［１０９］那也是不充分的；我们应当回到弗洛伊德的看法，即对乱伦的负罪感创造了家庭组织。
［１０］
不过，我们必须立即把自己和弗洛伊德区别开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原始罪行是一种历史事实。既然它是历史事实，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历史事实的后果要在每一代中重新产生，那么它也就是一种生物学的事实。弗洛伊德的立场既与他关于“远古遗产”包含“先辈经验的记忆印迹”的立场分不开，也与他关于婴儿期性欲组织（即人的基本创伤的身体承载物）在生物学上是既定的这一立场分不开。
［１］所以顺理成章，负罪感的问题是不可解决的。抛弃了许许多多错觉的弗洛伊德，却没有抛弃关于亚当确实堕落了的错觉，所以他一直固守着对升华作用和文明——原罪的产物的基本观点。假如接受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建立出于负罪感的观念以及他对负罪逻辑的认识，那么结果只能是彻底的悲观主义。
与此相反，我们所坚持的立场是亚当绝没有真正堕落；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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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并没有真正继承他们先辈的罪恶；原始罪行乃是一种婴儿期的幻想，是婴儿期的自我为了借压抑作用将自己不可控制的生命力（本我）隔绝开来而凭空杜撰的；性欲机制是婴儿期的自我建立起来压抑其身体的生命活力的；成年生活仍固置在这个婴儿期幻想的世界上，直到成年的自我强大到足以解除这种基本的压抑并进入自我享乐的王国。
尼采说：“无神论和某种第二次纯真（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ｏ－ｃｅｎｃｅ）是相辅相成的。”
［１２］只有第二次纯真才能认识到整个负债和负罪情结是幻想，是噩梦；只有第二次纯真才能是无神论的。我们再次看到伪世俗的“理性主义”的局限。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负罪感，而在于没有能力去生存。一种不能享受生命的动物必然产生负罪的幻觉，以便组织起一种非享乐的生命。
如果金钱情结是从一种无意识的负罪感中构建起来的，它就是一种神经症。所以象征和金钱情结是不可分割的。劳姆（Ｌａｕｍ）论证了金钱情结的象征必定产生于象征的发源地宗教性领域。不过宗教性象征本身也是一个谜。象征的最终基础在于无意识。如弗洛伊德所证明的，凝聚（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移置（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和象征性替代（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是无意识试图进入意识的必然形式。金钱既然是“凝聚的价值”
、“价值的象征物”
、“普遍的等价代表物”
，也就经过了这些形式并从无意识中脱出。而且，金钱情结之所以离不开象征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产生于对现实的否定（幻想）
，并如弗洛伊德分析婴儿期性欲的幻想时所言，没有真实的目的。金钱之所以是象征性的，是因为它产生于无意识的负罪感，因为现实中没有与之对应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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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幻想产生的征候（象征）所作的论述用于金钱：［１３］
不过绝不能让自己误入歧途，把现实的标准运用于精神的被压抑的创造物。这可能导致因幻想并非现实事物而低估了它们在征候构成方面的重要意义，或者因缺乏证据说明一件罪行的实际责任便从其他根源中去推导神经症的负罪感。一个人不得不使用他正在考察的国家通用的货币——在我们这种情况下就要用神经症这种货币。
在这种意义上说，一切货币都是神经症的货币。
不过并非所有的货币都具有同等的神经症，或者说至少并不都具有相同意义的神经症。神经症的辩证法包含着其自身“对解释和治疗的努力”
［１４］——这是受到被压抑无意识不断向上运动的压力所激励并将导致被压抑无意识向意识的回归，尽管只要基本的压抑（否定）仍在维持并且神经症仍在持续，这种回归便越来越采取歪曲的形式。现代经济的特征是神经症的愈益恶化，与此同时它又更充分地描绘出神经症的性质，体现了更充分的被压抑无意识的回归。在古代意识中，负债感是和债务可以偿还的幻觉一起存在的；神的存在使债务可以偿还。因此古代经济镶嵌在宗教里，被宗教框架所限制，也因宗教的安慰——尤其是负债和负罪感的解除而有所慰藉。现代意识则表现出不断增强的负罪感，尤其是有罪的重负不可偿清的真相从无意识中冲突而出——这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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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路德所代表的那个历史时刻。在这一时刻神退进无形之中（Ｄｅｕｓａｂｓｃｏｎｄｉｔｕｓ）
，人破产了。
这样，负罪意识的增强带来了经济进程从宗教的神圣控制和神圣目的中的解放。经济的世俗化意味着抛弃关于善行完成救赎的惬意幻想——正如路德所说，人并不因善行而获救。与此同时，工作的强制性仍被保持着并更加强化。结果便产生了一种被纯粹的负罪意识所驱迫、没有任何救赎意识可以减轻的经济——就像路德所说，魔鬼（负罪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并不是没有觉察到这种处境（也是以一种歪曲的形式）
；劳动价值理论就对应着一种完全受劳动强制性驱迫、没有任何享乐加以缓解的经济。不过没有享乐的工作是纯粹的自我惩罚，因此也就是一种纯粹的负罪文化。这时被抛弃的是基督救赎的幻想，而不是亚当堕落的幻想，因此人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