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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结为一体的爱欲学说来对具体的心理现实进行分析。
爱欲的目标是与外在于自我的对象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爱欲又本质上是自恋式的。一种本质上是自恋式的心理取向怎么能导致与外在对象的结合呢？实际上，恋爱中自我与他人的这种抽象的二律背反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返回到快感这一具体的心理现实，返回到把性行为视为身体的愉快活动这一基本定义，并因而把爱视为自我与其快乐源泉的一种关联。自恋式的爱本质上是一种追求自己身体的愉快活动的欲望。因此我们的问题实际是：追求自己身体的愉快活动的欲望，如何才能导向他人的身体？
答案包含在弗洛伊德关于自我的奇特结构的学说中，包含在他关于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感觉的学说中。这种感觉形成于童年时代，而且也像童年性欲的其他成分一样，虽然尔后受到压抑但却从未完全被放弃。在童年时代那种不现实的、受到保护的境遇中，儿童养成了一种不现实的现实感。
现实就是他的母亲，就是爱和快乐；童年性欲确证的是自我与整个充满爱和快乐的世界的结合。
用弗洛伊德的技术性术语来说，儿童形成的是一个纯粹的快乐自我而不是一个现实自我，这个纯粹的快乐自我把它的快乐来源，把它的母亲和它的世界吸摄到自身之中并使之与自身相等同。
［１６］因此，“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自我感，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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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远为宽广的感觉的浓缩了的遗迹，这种感觉拥抱着整个宇宙并表现出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１７］自我与一个充满爱和快乐的世界的这种原初的结合体验，为后来所有的人类之爱造就了模型，从而“当尔后有一个对象把自己显现为快乐的源泉时，它便成为被爱的对象并被合并到自我之中”。
［１８］所以，“实际的快乐之爱与这样一种原始条件相符合，在这种原始条件中，对象里比多与自我里比多是不能区分的。”弗洛伊德这样总结爱的发展：“爱起源于自我所具有的经由感官快乐的获得而自体性欲式地满足其某些本能的能力。这种能力最初是自恋的，后来却转向那些被合并和结合到自我之中的对象上。现在自我是大大地拓展了，而这些对象也表现出自我把这些对象作为快乐源泉而加以追逐的动力。”
［１９］可见，人的里比多本质上是自恋的，但它在爱自己的同时也希望获得它所爱的世界。
正是人的自我在执行着这种寻找一个所爱的世界的任务；或者毋宁说，正是这种投射作用在自我的无意识层面上指引着人的自觉意识，使人躁动不安地寻找着一个能够满足自己的爱的对象。
正像圣。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我未曾爱，我希望爱；我寻找我可能爱的对象，我爱上了我的爱。”弗洛伊德不仅认为人的自我感曾经拥抱过整个世界，而且认为爱欲驱策着自我回到这种感觉。
“自我的发展就在于与原初的自恋告别并由此而导致一种试图回复到这种自恋的强烈渴望。”
［２０］在原初的自恋中，自我与一个充满爱和快乐的世界是结为一体的；因此，人的自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回复到弗洛伊德称之为“无限制的自恋”
［２１］的那样一种状态，并再次在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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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快乐中与整个世界结为一体。自我中爱欲的能量存在于（无意识的）纯粹的快乐自我之中；因而，纯粹的快乐自我与现实自我是彼此冲突的，直到现实和快乐能够真正的结合并创造出费伦齐所说的“富含爱欲的现实感”为止。作为存在于人的自我中的一种力量，爱欲寻求的是肯定一个充满爱与快乐的世界：“肯定（ａ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作为对结合的一种替换，属于爱欲。“
［２］
弗洛伊德学说中爱欲的终极目标（确证和肯定在快乐中与世界结合）与斯宾诺莎关于人的欲望的终极目标（对上帝的知性的爱）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上帝即是自然界的总和（ＤｅｕｓｉｖｅＮａｔｕｒｓ）。
他把爱定义为与一种由外部原因（快乐的来源）产生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快乐（ｌａｅｔｉｔｉａ）
，并补充说，由于满足存在于所爱对象的存在之中，渴望与所爱对象结为一体便成为爱的属性。因此，对斯宾诺莎说来，人的欲望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快乐中与世界结为一体；而正像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一样，这也正是一种本质上属于自恋性质的能量（欲望）的终极目标。对斯宾诺莎说来，个人的能量或精力本质上指向自我维持、自我活动和自我完善（ｃｏｎａｔｕｓｉｎｓｕｏｅｓｅ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ｎｄｉ）
，而这同样也是一种自我享受（ｌａｅｔｉｔｉａ）。因而，对于斯宾诺莎，也正像对于弗洛伊德一样，人类个体的自我完善（自恋）只有在快乐地与世界结为一体中才能完成和实现。
［２３］
诚然，在弗洛伊德和斯宾诺莎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存在着例如在斯图亚特。汉普希尔（Ｓｔｕａｒｔ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２４］对二者所作的深刻比较中所指出的那些未曾被人们认识到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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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处。毕竟，在斯宾诺莎单一的ｃｏｎａｔｕｓ（拉丁文：意为努力、追求。——译注）的位置上，弗洛伊德的两种本能却在彼此交战。因此，对弗洛伊德说来，人性的枷锁（斯宾诺莎的术语）是内心的冲突而不简单地是人类的无知。而且，正像我们后面将要看见的那样，弗洛伊德把死亡本能视为爱欲的对手的最后结论，与斯宾诺莎的永恒概念也是不相容的。
但尽管如此，他们两人在本质上却存在某些一致之处，都与西方传统相抵牾。像弗洛伊德一样，斯宾诺莎也对自由意志这一幻想进行了批驳；而且，像弗洛伊德一样，他的心理决定论也引出这样的“可怕假说”
，即我们通常所谓道德，其基础实际是非理性和迷信式的。斯宾诺莎因而最终走向这样一种阴郁的人性观：人性的枷锁使人们目前的存在状态成为一种病态的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始终受制于无意识中的决定性力量。
“显而易见，我们以无数方式受到外在原因的干扰，就像海浪被来自相反方向的风所掀动一样，我们波动沉浮却不知原因何在，更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２５］因此，像弗洛伊德一样，斯宾诺莎以其对人性的冷静而客观的理解取代了他的道德主义，并以严峻的心理分析促使我们自觉意识到那些决定和支配我们本性的力量，并通过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不自由来赢得我们的自由。
在人的幸福这一问题上，使斯宾诺莎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而类似于弗洛伊德的地方，是他对快乐原则的忠诚和他对心身二元论的拒斥。他对快乐原则的忠诚使他认识到人的欲望中存在着自恋式的和自我欣赏的特点，并因而使他认识到人的自我完善就在于扩张自我直到其欣赏整个世界就像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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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一样。以其对心身二元论的拒斥，斯宾诺莎从未忘记人的欲望是在寻求自身的积极生活。从他把心身视为同一实体的两个分支的观点中，引出的结论只能是：人类在智力上的完善，同时也是在肉体上的完善。
“如果有什么东西的增长、削弱、帮助或限制了我们肉体的行动能力，那么，这种东西的观念就会增长、削弱、帮助或限制我们心灵的思维能力。”
［２６］
因此，自我的扩张——人的自我完善就正存在于这种自我扩张中——同时也就是人的肉体以积极的生活向外扩张，即以积极的相互作用把我们的身体与他人的身体联结和统一起来。
“如此安排人的身体使它能够以多种方式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这对人是十分有利的；更为有利的是，通过这种途径，人的身体也就变得更适合以多种方式受到他人的影响和去影响他人的身体。”
［２７］斯宾诺莎看到了人的身体作为撑持爱欲的一种普遍结构所存在的不足：“因此，在这种生活中，我们的主要努力就是改变童年时代的身体，在其天性所许可和机体能因此受益的范围内，使我们的身体成为适应多种事物的身体。”
［２８］
斯宾诺莎毕竟不是弗洛伊德，他没有看到的是：努力去获得一个“适应多种事物的身体”
，实际上也就是努力回复到童年时代的身体。斯宾诺莎所说的“适应多种事物的身体”
，在结构上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童年性欲阶段的多形态的性反常身体，即从身体所有器官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的身体。但斯宾诺莎把“适应多种事物的身体”视为对神的知性的爱的肉体上的一面：“谁具有一个适合做多种事情的身体，谁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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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使身体的所有方面最终与神的观念相关联的能力，其结果，他必然便会产生对神的爱，这种爱必定会占据或塑造他心灵中最大的一部分并因此使他心灵中最伟大的一部分成为永恒的。“
［２９］斯宾诺莎所说的对神的知性的爱，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儿童的多形态的性反常是一致的。
如果弗洛伊德（以及斯宾诺莎）
的爱欲本质上是自恋的，那么，尽管弗洛伊德并没有注意作这种区分，［３０］它却是能够而且应该与柏拉图的爱欲和基督教的博爱区分开的。柏拉图的爱神（即爱欲。——译注）是缺陷和匮乏之子，其来源始终是一个有所不足的自我，而其目标则是占有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