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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展他们的潜能。
仅仅提供平等的机会和门径，对于任何文化来说，当然还可以不作任何选择而听其自然，自由放任似乎最有利于个人自由和发展。然而，事情并非必然如此，即使有男女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男性也更倾向于选择政治、企业、科学等职业，而且多半不能正常参与同样重要的儿童抚育工作，其结果自然会限制个体复杂的情感发展，以色列的集体农庄是现代平权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实验之一，其中就发生了这样的分化和限制。
在40和50年代集体农庄运动的高潮中，它的领导人提出了一项完全的性平等政策，鼓励女性进入过去属于男性的角色，这项政策在最初几年差不多得到了实现，第一代女性由于意识形态的训练，纷纷改行从事政治、管理及体力劳动，她们的女儿一生下来就受到新文化的熏陶，然而后来，母亲和女儿都不同程度地退到传统的角色上去，女儿比母亲退得更远，她们现在要求每天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子女身上，这样的时间被特意称为“爱的时刻”，最有天赋的女性拒绝进入高层次的商业和政治领导集团，因而同时代人中，这些领域的女性角色人数远远低于男性，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反映了以色列社会成员强烈的宗族传统，这种观点尚未令人信服，尽管今天集体农庄内部的角色分工比外界更高。以色列的实验表明。要预测遗传或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行为变化结果和评价它们的意义，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关于性角色的这种困惑使人坚信，生物学因素并不能独立地描绘出理想的行为过程，然而，了解这些因素却有助于我们的选择，并对各种选择的代价作出估量，教育和强化所需要的额外能量投资，以及个人自由和潜能的冲突，提供了测量代价的标准。我们应该正视下面实质性的问题：由于选择必须付出代价，具体的伦理原则又很难得到普遍的承认，因而选择是困难的，这时我们应该仔细掂量汉斯？摩根索的明智建议：“政治眼光、道德勇气和道德判断的结合，可以使人达到政治本性和道德命运的和谐，这种和谐不过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舒适，不安全，甚至荒谬难言。这样的生活方式会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他们宁愿用表面一致的虚假逻辑，来掩盖和歪曲人类命运悲剧性的矛盾。”我认为，我们早期遗传史的遗留成分包含了这些矛盾的根源。在这些成分中，最麻烦最难认识又不容回避的，就是性角色差异的适度倾向。
家庭是社会生物学理论应该衡量和考虑的另一成分。核心家庭的基础是长期而稳固的性结合、地理上的流动性，以及女性管理家务。这种家庭目前在美国处于肃条时期。1967－1977年离婚率成倍增加，以至由妇女当家长的家庭增长了1／3。
1977年，超过1／3学龄儿童只有父亲或母亲，或由亲属代管；1／2以上学龄儿童的母亲离家工作。在许多父母都外出上班的家庭中，父母的位置被幼儿日托中心取代。年龄更大些的孩子们，在放学后到父母下班这段时间里，完全无人看管，以至形成一个庞大的“挂钥匙”的儿童群体，美国每个家庭的出生率从1957年的3．80急剧下降到1977年的2．04。如此的社会变化发生在高技术的国家里，又与女性解放及其对劳动部门的涌入相关联，当然会引起深远的后果。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家庭是一种文化产物，正面临着消亡的命运呢？
我认为并非如此。家庭被广泛定义为成人之间（包括其子女）的亲密结合体，它至今仍然是最普遍的人类社会组织。那些提倡家庭分裂的团体，如印度的“那亚”（Nayar）和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它们并不是真正自治的社会群体，而是较大型社团中特殊的亚群体，历史上许多社会中，无论是核心家庭还是扩张家庭，都经历了无数考验。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家庭常常被贩奴破坏，来自非洲的习惯遭到忽视和打击，婚姻和父母权利都没有法律保护。然而，亲缘关系却世世代代顽强延续下去，个人都被归入亲族网络，儿童都承继家族姓氏，乱伦禁忌得到忠实的遵守，非洲人的对家族深刻的感情依附仍然保存下来，在这方面有许多语言和书面资料提供证据，下面这封信写于1857年，来自佐治农场工人卡什和他的家庭，那时生活把他们和最亲近的亲族们拆散：
克莱莎，你的父母非常地想念你，深深地爱着你和你的丈夫，以及我的孙儿菲比、马格和克洛、约翰朱迪、苏，我们想念姨妈奥菲？辛妮拉，以及明顿、小普拉丝卡、查尔斯？妮格和菲利斯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卡什、普赖姆、拉斐特。请向卡什斯兄弟波特和他的妻子帕庭丝转达我们的爱。请代维多利娅向她的侄子贝克和米利转达她的爱。
根据历史学家赫伯特？G？古特曼的意见，这种亲族网络当时遍及南方各州，常常不为奴隶主所知，这样的网络今天依然存在于大多数城市贫民区中，几乎没有衰减的趋势，卡罗尔？斯塔克在她的名著《我们的亲族》中指出，对亲族的详细了解和不容置疑的相互忠诚，是美国底层黑人的生存基础。
六、七十年代美国一些群居组织中，主要由中产阶级白人提出了一种企图，希望组成男女平权的社会，孩子交给育儿所抚养。然而，J？科恩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传统的核心家庭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存在，结果在这些群居组织中，母亲们照看子女的愿望反而超过了一般家庭主妇，1／3的人把子女领回身边，在比较传统的社会阶层中，越来越多的男女选择同居，推迟生孩子的时间。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仍属于传统的婚姻，许多人实际上照常生儿育女。
人类这种家庭倾向，甚至在反常环境中也顽强表现出来，在西弗吉尼亚奥得森的联邦女犯教养所，罗丝？吉奥拉巴多发现，女犯们以夫妻似的结合为基础，自发组成家庭式的单元，一些女犯被指定为兄弟姐妹；父母、姨妈、舅舅，甚至祖母，均由年长的女性充当，角色分配跟监外正常情况一样，监狱中这种准家庭为它的成员提供稳定性和保护，从它那里可以得到忠告，在惩罚性禁闭期间还可得到食品和药物，极为有趣的是，男监狱中的成员则有较为松散的领导集团和等级社会，在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等级支配，性关系是相当普遍的，弱者充当女性，而且经常受到轻侮。
性结合最突出的特性，是它超越了性行为，这对于人类社会组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性的基本功能，遗传多样化比生育目的更为重要，性行为的生理快感是为这种多样化服务的，同时也为性结合服务；性结合反过来承担着其他功能，这些功能与生育只有遥远的联系，性意识为什么深广地渗透了人类的存在，上述多样化功能和复杂的因果关系正是更为深刻的原因。
人本性中的多妻倾向和性情方面的差异，可以从进化论的一般理论直接推导出来，但要直接推论出性结合和家庭的功能交换却是不可能的。这里有必要特别考虑某些物种的历史，帮助得出有关实际进化过程的特殊结论。人类与这些物种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少数几种类人猿以及南美绒猴和长臂猿都有看起来与人类相似的家庭集团。个体成熟后即进行成对交配，并共同把后代抚养成熟。动物学家们认为，这些物种居住的特殊森林环境提供了有利的进化条件，使性结合家庭保持稳定。他们推测人类家庭也起源于对特殊环境的适应。然而，这种流行一时的假说却几乎得不到事实的支持。
我们特别知道，最早的真人或两三百万年前的能人，有两个方面与其他灵长类不同：（1）他们的分布超出了仅限于丛林中的祖先栖居地；（2）他们从事狩猎，羚羊、大象以及其他大型哺乳动物都是他们的猎物。对于其他猿类却并非如此。这些身材矮小－相当于大约12岁的现代人的人类祖先，没有锋利的爪牙，也不如四脚动物跑得快，只有依靠工具和熟练的互助合作，他们才能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合作形式是什么样的呢？它应该给包括男女和儿童的一切成员带来团结和平等，也可以以适当的性分工为基础。或者女性狩猎，男性守营，或者相反；或者按一定的身材，而不是按性别挑选狩猎者，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处于刚刚起步的社会生物学尚不能作出判断，两百万年前的古生物证据也不能给出确切的证明，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依靠来自现存狩猎－采集社会的资料，这些社会的经济和人口结构与古代人类的情况最为接近，从中能够得出有意义的但还不是决定性的证据。
人们已研究了上百个这样的社会，它们的情况完全一致，大部或全部狩猎由男性负责，女性负责大部或全部采集，男性组成有秩序而灵活的群体，到远离营地的地方去寻找大型猎物；女性参与捕捉较小的动物，采集大部分植物性粮食。男性带回较高级的蛋白质；女性却提供大部分热量，她们还经常但不固定地负责编织衣物和修建住所。
和大型猿类一样，人的生育过程是漫长的。母亲怀胎九月，分娩后又陷身于子女的抚育，包括按时喂奶，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女性的利益与男性的忠诚直接有关，在抚育劳动中，男性可以提供福利与安全，反过来也得到相互性的利益，那就是对配偶的性特权，并且垄断她们的实际生产力，如果对上述证据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正是这种交换产生了普遍的一对一的性结合，也导致了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扩张家庭的优势，有理由推测，性爱和家庭生活的情感满足是以有效的大脑生理机制为基础的，而这些机制的程序又是性爱和家庭生活情感满足两方面的和谐在遗传上的结晶，因为男性育种周期比女性的要短得多，一对一的性结合中多少渗进了一般的多重行为。
人类性行为的强度和多样性在灵长类中都是突出的。其他高等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