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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治年问，以医名远近，请诊者踵相接，乃居遂成繁盛之区。费氏治学，宗于东垣、丹溪，不偏不倚，善于通变化哉古人有效之剂。
学医就要有善于撷众长的学风，既向书本学习，又要向师友请教。至今我仍常常热望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从中汲取营养。利用余暇翻阅近代医学杂志期刊，凡遇有效之一方一药，凡有新颖独特学术见解，都笔记于册，推敲揣摩，深入研究，或验之于】摇床，重复推广。例如曾向《中医杂志》学习过一个治疗白，塞氏病的方法，用犀角地黄汤、兰黄解毒汤、当归连翘赤小豆汤加升麻、土茯苓，临床用之辄效。又如曾亲自走访老中医张仲元先生，学习他治精神病的宝贵经验，并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分析，写成医话。
熟读经典苦学本草
经典著作是中医理论的源泉，有了熟读乃至重点篇章能够背诵的硬功，博览各家各派，才能抓住重点。老一辈所以能引经据典，脱日而出，如数家诊，就是困年轻时下过一番苦功。经典读熟了，以后才有豁然贯通之妙。尤其在青少年时，奠基更为重要。我四岁时，随祖父课徒的学生念些歌赋，虽不理解，念得多了，也就记住了。背，不单纯是记忆的问题，还有加深理懈的作用。学习方歇、药物更是如此，不背不成。熟背才能得心应手，口到笔到，熟能生巧。临术时初有方，后无方，最后又有方。这种意境都是背诵、记忆、实践、提高的过程。背诵开始要少，由少而多，积腋成裘，积沙成塔。到一段落，可以暂放，再另起第二段落，记熟了再开始第三段。《金匮要略》我就是这样分条分段背诵的，一共四百条都能朗朗上口，永志不忘，并可由此及彼，互相联想，互相印证。这种背诵的「童子功」，对学中医的人是必备的。
回顾早年学医的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启蒙（或称入门）阶段。开始时，背学《医学三字经努、《四百味》、《四诊心法》、《药性赋》。不懂的字词在老师的指导下查字典，疑难问题请老师讲解。
第二阶段，学《神农本草三家注》、《内经知要》、《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温病条辨》，同时参考《本草备要》、《灵素类纂约注》、《长沙方歌括》等。重点章句，熟读乃至背诵，并做些读书笔记。
第三阶段，背《汤头歌诀》、读《医方集解》，参考《成方切用拜、《成方便读》等，打一点方剂学的基础。
第四阶段，读内科方面的书籍。初起可学《医学刍言》、《医学心悟》、《医宗必读》、《笔花医镜》。边学边写心得笔记。最后，再看李用粹《证治汇补》、林佩琴《类证治裁》、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还兼看一些各家的书，妇科如陈修园的《女科要旨》、明武之望《济阴纲目》，儿科可由《保婴要旨》到《万密斋儿科》、《幼幼集成》等。
这样大约需三年时间，其间一半时间临床，一半读书。临床忙时挤时间学，利用「三余」时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抓紧零散时间，且要有毅力。读书是艰苦的，但可读出趣味来。
我常以自身浮浅的体会告诉随学的学生说：「作为中医，熟读经典著作，触类而旁通．这是贯彻始终的学问，舍此是无径可循的。
多年来，我一直注重本草学的研究。我认为成认方药是治疗疾病的前提，没有方药，临床恰似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之。后来，从事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了中药理论水平。解放初，协助陈慎吾先生创办北京汇通学校，主讲《神农本草经》。一九五六年北京中医学院成立后，在中药教研组任讲师。因具有英、日两门外语基础，得以不断学习中外各种研究成果，扩展了中药研究的深度、广度，为深入探讨提供了条件。由于酷爱本草，重视实地考查。在三十年代后期，曾追随赵爝黄先生多次到河北祁州（安国）药材市场，辽宁营口人参市场，也参观过四大怀药产区，到抗州笕桥了解生地的栽培，到四川绵阳考察大面积栽培麦冬，到灌县考察种植川芎。每次都眼到，口到、笔到，均能总结经验，写成考察文章。此外，还参观过重庆佟君阁曲厂，杭州｛胡炭余堂，苏州雷允卜，卜海蔡同德堂、姜衍泽，北京同仁堂老式药厂等。教学期问，随学生采集中草药，炮制、配制丸散膏丹等，教学相长，提高了实际操作技能。
为了使脏腑辨证及药物应用熔为一体，有益于临床工作，我对张元素《脏腑标本药式》进行了初步探讨。该书原本虽已亡佚，但在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录下来了。张元素的弟子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人师其法，于他们著作中亦可见一斑。其后，张山雷纂辑了《脏腑药式补正》，按脏腑分类用药，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言简意赅，切于实用。我注意将古人用药经验证之于临床，察之于古，验之于今，努力取得直接的体验。
我觉得研究本草，不能忽视药物的组方及炮制工作。中医方剂是一个单元，正于一味中药是一个单元一样。组方配伍，要与辨证有机结合，法随证立，方依法出。张景岳说；「夫方之善者，得其宜也，可以法也；方之不善者，失其宜也，失其宜者，可为鉴也。」所谓得其宜者，得法之宜也。徐洄溪也指出：「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写一方以治病，方虽云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由此可见，古人制方用药，务求方中有法，法中有方。量方用药，有规矩准绳。制方要通权达变，取前人经验，不落前人窠臼。古人谓方之为做也，傲病而有力者也。正如喻嘉言所云：「凡用药太过、不及皆非适宜，而不及尚可加，太过则病去药存，为害最烈。」我体会，在组方配伍中，除注意君压佐使等组方原则外，还应根据治法要求，处理好五个辨证关系：．
一日散与收。散指发散、宣散，多指祛除外邪，宣通气机，收指收微固脱，固摄气血之谓。二者相互为用，互相制约。如虚人外感，既要祛除外邢，甩荆防之辛散，叉要助其正气以芪术之甘温固表，所谓黄芪防风相畏而相使，实际上是反应了扶正祛邪两种治法的作用。
二日攻与补。攻为祛邪，补为扶正。应根据邪正斗争情况，将攻补灵活配合，两者之中，关键在于扶正。《伤寒论》保胃气、存津液，温病之「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皆在于顾护正气。正如十枣汤之用大枣，白虎汤之粳米、甘草，小柴胡汤之党参…．．我每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及攻伐之剂，必适当佐以顾护正气之品，正本此意。至于具体方药之多少，或平补平泻，均应据证灵括掌握，惟以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为目的。，
三曰温与清。温指「寒者热之」，清指「热者寒之」，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不远热，治热不远寒」，是治则之大法。但因病情复杂多变，组方配伍并非纯用寒热，而是寒热并施，温清并用。寒热错杂之证，自不待言。真假寒热之证，因纯用寒热易致格拒不受，亦需反佐一、=味药性相反之品，谓之反治。根据方剂配伍及治疗的需要，常宜灵活伍用寒热之剂，如左金之萸连，交泰之连桂，取其相互制约、相反相成之功，或为监制他药以防其偏。这些药物虽数少而量轻，但其效用颇大，往往有出奇制胜之妙。
四日升与降。升指提升，言其向上，降指通降，谓其向下。升降本为人体血气之正常运动，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若升降失常，则生化无权。故治病当调气机之升降，配伍应注意药物的升陬使气升降相宜，调配得当，升者不可升而无制，降者不可降之太过。女眩晕一证，无论病因若何，其病机无非清者不升，浊者不降所致，应升清降浊并用。虚者，升其清阳为主，升麻、荷叶之属皆可加入，实者，降其浊气为主，重镇潜降之品皆可选用。
五日静与动。静者言其阴柔呆滞也，属阴，动者言其行走通达也，属阳。补益之剂，尤其滋阴养血之品，易于壅塞气机，故其性多静而宣通之剂，如行气活血通阳气之品，则多属动。组方配伍时，应注意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如补法最易引起脘腹痞胀，纳食欠佳等气机不畅、胃气不和之证，或郁而化火变生它疾，常宜台宣通和胃之法，佐以动药，以行其滞，宣其痞，散其壅，故补气常佐以行气，补血常佐以活血养阴注意助阳化气，温阳注意阴阳互根，才能补而不滞，滋而不腻，阳生阴长，能生能化。我临证尤其喜用羌活一昧，其具宣通气机促进生化之力，用补益之法时，均可佐入，甚得其益。亦应注意动中有静，通中有补，防止用过，伤其正气。
这五个关系相互渗透、互相联系，其间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补君臣佐使之不足。组方配伍时若能处理妥当，对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必有帮助。
此外，临证选药务使精当，推敲玩味，始能切中病情，制方在于常法之中，选药要有独到之处。我应用活血化瘀法时，常将伤科常用之刘寄奴、鬼箭羽、苏木、泽兰等用于内科，效果颇佳。在应用扶正固本法时，常用胡桃肉、黑芝麻、补骨脂、龙眼肉等平和温润之品补肾益脑而收功。在辨证论治指导下，还将现代药理研究成果为我所用。如血小板减少症常合用一些有升血小板作用的药物，。如连翘、首乌等，粒细胞减少症，应用较大剂量鸡血藤等｝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应用桔梗、远志、紫菀等。这些药物的应用一般并不违背中医理论。
着重临床法中求法
我从事本草研究多年，但始终不愿放弃临床，并力求做到临床、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因为我觉得既有丰富的药物学知识，又有临床l侔会，医药并茂，方为上工。本人虽非上工，但毕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
下面就中医治法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