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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平素喜食厚味肥甘之品，乃是一肾虚脾湿之体。外感温邪，来势迅猛，壮火食气于此体尤烈，故立见亡阳。斯时用白通汤就不是治病，而是救逆了。当阳气略复，中上焦之痰湿又动，故用苏于降气汤平喘、化寒痰、温肾阳。由于病邪毕竟为温邪，所以痰湿去后，就渐渐现出水热互结、内热伤阴之猪苓汤证。此证的出现，反证了肾阳的恢复和水湿之松动，故服药后疗效颇佳，且病情迅即转归为许多热病后期常见的竹叶石膏汤证，用此方终于收功，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陈泽芳老先生至今回忆起来，亦觉先师音容宛在面前，不甚感慨唏嘘。
以德统才方为良医
先师高尚的医德更为人所称道，他一生尘视名利，疏于家务，唯孜孜不倦地治病、读书、育人。虽至八十高龄，犹出诊奔忙，有求必应，从不计较报酬之多寡。每至贫家，往往不收诊费，且常备方药相赠。先师之子，已退休的老中医陈鸣锵先生，讲到其父有两认真和两不认真；读书看病最认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有空就看书，真可谓嗜书如命，直至年逾八旬，虽视力极差（1，500余度近视），犹手不释卷。只是临终前两年，因双目失明，始无可奈何放下书本。对于诊费的多少有无，对于饮食的好坏和家务事情，最不认真，从不过问。
先师一生，最痛恨那些只顾渔利的药商和江湖骗子，讨厌那些术士们唯以脉诊是重，并以此呓人。他精于脉诊，颇有造诣，但仍然坚持望、闻，问、切的程序，并特别注意问诊，把切诊放在最后。他常叹息不少人把切诊仅理解为切脉。先师每用食指摸舌苔之燥润涩滑，以补其望诊之不足；并爱用手摸皮肤之厚薄粗细，尺肤冷热，虚里盛衰，按胸腹也是他常用的切诊方式。他尝打趣说；心肝脾肺肾，到处无人问；心肝脾肺贤，到处卖银元。意在批评江湖术士欺诈病家，以及一些医生医疗道德之不高。因此，每到一处诊病，总念念不忘宣传卫生知识，普及医学道理。他在《中国医学常识·自序》上写道；须使人人皆有医学之常识，庶几积极可以保持人生健康，消极可以恢复病后安全。他一生为普及医学知识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如一九五二年乐山地区开始打预防针，很多群众不接受，他带头注射，用行动进行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先师一生非常注重医德，认为医德与医术都关系到治疗的质量和效果，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应当是以德统才方为良医。他非常赞同清代名医吴鞠通的一句话：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他认为这句话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医术与医德之间的关系。每遇重危疾病，先师常引孙思邈的话：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身惜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知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他以此告诫学生和勉励自己。先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之中很少坐堂，总以出诊为主，在峨眉山、西康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先师有感于他所出诊者多为误治之坏证、逆证，故将临证读书有得，勤于著书立说，广送同道和病家，一以医病，二以医医。为此，他著有《医学探源》一书，共六卷，取由博返约、见病知源之义。抗日战争时期，郭老沫若回乐山，亲笔为此书署面，提扉付梓。此书又为先师授徒之课本。除此以外，还著有《中国医学常识》、《心腹诸痛论》、《柴胡集解》等书，至今各县中医亦珍藏不少。
曹炳章先生治学侧记
陈天样曹幼华
【曹炳章小传】曹炳章（1878～1956），字赤电，又名彬章、琳笙，浙江绍兴人（原藉浙江鄞县）。曾先后问业于名医方晓安、何廉臣两老夫子，但主要靠自学成才。治学严谨，造诣精深。毕生在忙于诊务的同时，勤于著述，计编著、校注、增补、重订的著作达四百种以上，在中医界有一定的影响。生前曾担任过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浙江国医分馆董事，神州医药全绍兴支会主席以及新加坡、泰国等国中医师公会名誉理事，并兼任国内外二十亲家中医期刊的名誉编辑和特约撰稿人。解放以后，曾任绍兴市政协委员、《浙江中医月刊》总编辑等。
曹炳章先生自幼沉静好学，勤奋过人，但因家境清寒，仅断断续续地读过二年私塾。十四岁时（1892），即随父显卿公旅绍谋生，进药铺学业，从而开始了他的医药生涯。
一生爱书如宝自谓书富家贫
先生进药铺学徒时，正是少年好学阶段，日间忙于撮药结帐，夜间则是他读书的大好辰光。四年中间，对《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新修本草》，《本草从新》等本草专著无不精读强记，并常到野外对药物进行实地考察。
先生出身寒门，平素不肯轻易挥霍分文，但每见市肆出售药书，则无不倾囊购之。还经常到旧书摊上收买廉价旧书，谓：书旧字不旧，价值依然。遇到好机会，碰巧买到稀有珍本，更是喜形于色，乐不胜制。先生从此时起已开始养成了爱书如宝，千方百计地买书藏书的习惯。纵然一时无法买到的珍本，善本，每必借抄，汇订成册，列入书架。偶而发现所藏书籍有所破损，总候暇予以细心修补。中年以后，先生儿女绕膝，他一面勉励儿女勤奋读书学习，一面教育孩子爱护书籍，家教甚严。记得有一次他年方十几岁的爱子，阅读时不慎弄损了几页书，禀性慈祥的先生则一反其常，大加责斥。
一九一一年间（民国元年），先生藏书已达数千册，著作手稿已有十余种。因先生同善局施医所住宅遭受火灾，时先生适返原籍探亲，回绍后见所著手稿、收藏书籍尽付一炬，殊感痛惜。抗战时期，日寇
飞机轰炸绍兴，时先生手著《人身体用通考》诸书业已完稿，为防被日机炸毁，于是动员合家，日以继夜地挖成防空洞，将稿和书悉置洞内，而对其他家产却不暇顾及。后来绍兴沦陷，先生又连夜租船将所藏之书和手稿转移至山乡僻地。战后回城，他为所藏书稿得保完璧而喜不自禁，竟似孩提般鼓掌庆幸之，而对别的家产焚于战火却不甚痛惜。
及至晚年，先生的著作已有数百种，收藏医书也突破万册，成了书富翁。他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书富家贫的人。
毕生钻研学术堪称著作等身
一八九六年，先生辞去药铺职业，先投方晓安老夫子门下，专攻《内》、《难》、《伤寒》、《金匮》及各大家医著，历时七载。后又问业于先哲何廉臣老博士，尽传其七十年博大精深之学业，更旁参广证，奄揽众长，于是学业倍进，声名渐起。接着在绍城开办和济药局，悬壶古越。先生不喜泛泛社交，除应诊外，总是聚精会神地钻研医理。当时，同行中不少人染上酗酒赌博、寻花问柳之恶习，间或有人欲拉先生入伙，先生总是严肃地回绝，每给这些人讨个没趣。先生读书相当刻苦。清晨看书是起床后第一要事。中年以后，凡诊务稍闲，便手不离卷，直至晚年，毫不松懈。所阅之书，范围相当广泛，可说是天文，地理，生物、理化，新旧医籍，无所不览，所以他的学问非常广博、深邃。一九三四年，上海大东书局欲整理浩瀚之祖国医学书籍，因久闻先生大名，认定此任非先生莫属，乃优礼以聘，先生亦慨允弗辞。于是，从自己珍藏的万余册医籍中，精心选定三百六十五种，予以校勘、重订，编为《中国医学大成》，另辑《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一册，一九三六年全稿交齐。是书搜集内容之宏富，前所未有，被当时医界誉为医学之渊府。先生原筹划再编续集三百六十五种，后因战事影响，壮志未酬，连初集也仅刊印及半而遭停印。
其他如《彩图辨舌指南b，《喉痧证治》、《增订通俗伤寒论》及诸药物考证等著作，均是商量旧学，发皇新义，手眼独出，为杏林不朽名著。此外，如《浙江名医传略》等著作，对于今天的医史研究，仍不失为重要参考书。先生一生撰述、编辑、校订、圈注、眉批的医药著作，总计竟有四百一十三种之多（不包括各医刊发表的论文），从这个数字中可以想见先生为此而付出的精力是何等的惊人。
先生原先主持绍兴春城、致大两家国药肆业务而兼行医，因此，对药品的考证、炮制、真伪辨识尤为精通。在其全部著作中除了诊断、治疗，预防卫生、医史等方面外，有很大一部分，诸如《中华药物
源流考》、《人参考》、《麝香考》，《冬虫夏草种类及效用》、《增订伪药条辨》等，都是属于药物考证、辨讹、厘订方面的专著。故其得意门生徐荣斋教授认为：曹氏学术思想，当以论药及药物考证为首位。此评语甚为中的。一九四零年前后，先生拟将近五十年所阅览的经史、说部、名人笔记、游记，各地报刊杂志摘录之所获，参考动植物学、矿物学，结合个人心得，为重修《本草纲目》作资料准备。怎奈时局动乱，兼之诊务繁忙，且完成如此宏大规模之巨著又非一花甲老人所能独胜，先生深叹欲为难成，然又不愿半途而废，无奈只得选用珍贵资料，择要逐年写成专考发表。
晚年，先生因长年伏案，久视蝇头细字，兼之用脑过度而致耳聋目花也终不悔。建国后，虽年逾古稀，仍著述不倦。在临辞世前半年，虽已龙钟老态，体力不济，然仍壮心不已，曾说：此后如精力许可，当一识途老马，为后起者指出整理祖国医学之途径。一息尚存，此志不敢稍懈也。
丹心爱国济民高风亮节后人称
先生忠以爱国，仁以济民，肝胆照人。日寇入侵时期，日货也随之充塞我国市场，药界也未能幸免。时日产翘胡子牌仁丹，谓能治夏秋暑热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