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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观察者来说事物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控制事物的法则——物理法则——可以看作完全一致。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绝对空间有固定中心的观点，但使它变的没有意义。
仅仅少数持反对意见的宇宙论就使你完全怀疑宇宙论，或者怀疑它一定是神学的附属品了吗？你担心这种观点隐匿了它自身的测不准原理？而这个原理使我们确定一个位置在哪里或者位置变化有多快。困难在于试图通过连接极少的数据点来描绘出宇宙。举起宇宙的最后一只大象站在一只海龟背上（欧洲传说，宇宙存在海龟背上——译者注）吗？或者大象自始至终在海龟下面呢？尽管奥斯本·雷诺兹（Osborne Reynolds）没有信心，任何解释都将和有限的证据相一致。一个理论出现并繁荣发展可能只能看他们与事实符合的程度。如果时势是审美的，优雅高于纯粹的沉闷苦干，同时光辉不仅仅补偿合理性。甚至一个挑剔的群体的从容的追求可能将它的科学研究倾斜于同科学幻想产生共鸣的假设。
更基本的是，当恰好处于你的领域的边缘时（总是在科学发生变动的边缘），你就可能相信移民们的想法：远处的世界和眼前的世界是相似的；如此努力获得已知法则在分析方法上的延续，就是为了了解未知的领域，或者像探险家一样，你可能努力追求使自己从褊狭的过去中脱离出来，并为事物奇特的本质而激动不已。。阳光下没有新的事物了吗？那么就超越它！当对于一个灰尘粒子而言，我们都是自不量力者时，我们中的天文学家看起来属于第二个阵营。
当然，移民或探险家，他们最终是科学家而不是空头理论家或文学评论家。他们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却并不从新的或过时的评论、符号学或结构主义中得到益处。他们认为作为人，对有一些事物他们无能为力，并认为这些事物之外的东西，是意义明确的——不像圣经——不依赖于我们的解释的。他们的结论大概有点狂妄，但他们的方式是谦虚的。并且，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像科研工作者一样客观、公正的看待事物。对他们来说，已经成文的数学公理对于同一现象有几种不同的基本形式：它们并不是简单地证实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而是与数学家的发明相似。而且，我们惊异地发现，这些发明是从事物最奇怪的表现方式中得到的。
那么，为什么天文学家的革新成为旧有理论的中断而不是延续？因为——威廉·韦卫尔（William Whewell）说，大约150年前，一层理论的面纱遮盖了整个自然界的真面目。科学家们看到了，却不能透过它看到自然界的本质：这是一张纸制的面纱，由许多支离破碎的事实拼贴而成。这些事实组成了科学家们最初粗略认同的情况。这是一张当论据彻底枯竭之后，各层之间开裂、剥落的面纱。
然而，零，使这一张理论的面纱出现了漏洞。在它们表示出这一过程的最大程度和最小程度之前，我们看到了一段差距。物理学最深层次的理论写在纳皮尔称为“关于零的方程”之处：守恒法则。这一方程说明了一个系统中总的能量（或电能、或动能、或势能），保持不变：它的变化量之间相互转化，总的变化量等于零。这些法则至少可以追溯到笛卡尔时代，他认为：上帝将自己创造的东西传诸后世。尽管物理学研究的对象不断变化，变得更加明确，还可能经过时间推移而增加，但表达它们守恒性的法则是它们本身所固有的。这一类法则不是装饰性的：他们是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单元。通过对事物的比喻，单独就可以使我们建立起一个详细的概念。从而，从外表看来，它们中的一半都是零。
一个生动的例子是：也许研究静止物体的平衡受力并不那么容易（例如；一个滑轮系统），但这比分析运动物体（摆动、滑动、旋转、反弹、下落）的受力容易得多。显然，任何使动态受力分析转化为静态受力分析的方法都是受到欢迎的。这就是简•；李•；龙•；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法国数学家及哲学家）在1743年所做的，他是通过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做到的。在方程唯一的形式中，我们再次从语法能够产生深刻理解的力量中获得乐趣（就像宗教，必须修修补补完善自己）。
对牛顿第二运动定律而言，它说明的是，使物体运动的力等于物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加速度：
F=ma
这将三个量放入相互定义的怪圈之中。使分析这些力变得极端困难。达朗贝尔仅仅是改写了牛顿的方程，就非常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写作：
F－ma＝0
然后将‘－ma’本身看作一个力，‘惯性力’：
I＝－ma
所以我们得到
F＋I=0
但是，力F和I的和产生了平衡：由此动态转化为静态。当然，包含有特定的力和“惯性力”的方程仍有待解出——但他们现在可以按照相似的平衡问题的方式和有利之处来理解。
如果在分析时加上外加的力和惯性力，达朗贝尔的理论就变成：任何受力系统都处于平衡态。这一理论具有复式簿记的特征：通过一点小技巧，就能达到零平衡。魔术师的助手有其他助手帮助他们。
你可以正确地说出守恒法则，就像说出达朗贝尔的理论一样，这是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确实位于此处的事物本身。由此，二者都不是法则所涉及的零。在这一章开始时，我们所提到的实际粒子，不仅在被看作粒子的事物中，而且在其它事物之中，也是实际意义上的：物理学家更多地把他们看作数学上的隐喻，能够帮助构思和计算，与微积分学中的微分非常相似，它能够帮助计算曲线斜率，一旦计算结束，它就消失了。莱布尼兹说：只有个体是真实存在的，个体间的联系都完全属于思想范畴。我们应该修正他的说法吗？我们如果将零看作一种处于思想和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就可以使思想和物质都得到解释，并且都具有真实性。确实，这就是为什么渺小的数字零，总是活跃在我们生活中各种事物周围的原因。
例如，温度计上有零：华氏（Fahrenheit）在成为标度之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选择了零作为冰盐混合物所能达到的最低温度。雷内·德·列氏（列式温度计发明者）——在他还没有研究鸟巢的种类或者证明绳子的强度小于其各股强度之和的时候——通过辩论使零成为水的凝固点。安德斯·摄氏（Anders celsius）在拉普兰观察到了北极光——这一位置恰好帮助他设计出了摄氏温度计的零。威廉·汤姆斯，罗德·开尔文，在83年的生命岁月中，一直不停地标定计量单位，最终将零度设为运动停止的温度。
人为万物的尺度。就像全世界所有船只的吃水线，它通过显示安全和危险装载的水平面来挽救船员的生命：当塞缪尔·普利姆索尔（Samuel Plimsoll）挥拳打在迪斯雷利（Disraeli）的脸上，并叫来和他一类的议会反面人物，将可能是声名狼藉的“棺材船”成为非法船只的海报倾入大海的时候，他几乎倾覆了自己的命运。午夜、子午线及所有的度量标度，都是按照一些边界制定的，我们几乎相信这些边界的存在。但是，这些标度却没有显示出它们发明者的个性。
是否仍存在这样一张理论的面纱呢？零，使其出现漏洞。它并不像宇宙一样遥远，然而已足够远，只能像计算外部空间的事物一样计算它。我们会时不时地陷入笛卡尔的空想之中，在这里我们与自己的身体相遇，我们就像是自己身体的搬运工：闲散的头脑中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专业运动员经常以一种奇怪的、第三人称的方式谈起他们取得的成就：用球拍、球和手套来评价胳膊和腿的能力。
我们经常不能完全品味出运动员们每天的训练，例如：投球和跳起投球；伸长手臂接到高压球并俯身准备还击；撑竿跳时轻松的克服重力作用；俯身在冰一样平滑的曲面上并直立起身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技巧。像猫一样，他们是有杰出表现的天才：一种我们在舞蹈或者旋转中所逐渐意识到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在每天的几千个动作中是体会不到的。身体中的零就像机器的轴心。你仅仅需要回想一下恐高时恶心的时刻或读到关于人们遭受耳内失衡和灾难性地失去方位感的书籍的时候，就会意识到，零是多么不经意又是多么重要地使我们的各种感觉不至于偏离航线。
像我们偶然看到的零中间有一点（θ），在思想中，存在这样的一个零吗？它不同于身体中的零，并且使上述符号（θ）产生。没有任何事物比平衡更接近，也许，正位于帕斯卡无限球的中心。这个球无所不在：因为我们确切的知道我们的球是独一无二的中心。我们将它叫做“我”并猜测——在一定程度上，只有运用想象力才能理解——当我们用“我”表示我们时，其他人也通过“我”来表示他们自己。并意识到，他们说到“我”的方式与我们相同。与此同时，这显然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
我们所适应的是一个从未解释过的、似是而非的理论。所以，当歌手开始练习音阶时，总以为“1（doh）”就是“c”调。当他了解到，在另一种习惯做法中，“1”实际上是任何调的第一个音符时，仍然认为“1”就是“c”调，“我”恰好仅仅属于我们。这样，就违反了“1”可变的原则，并且不加分析地使用了人称代词。也许，我们从未尝试做过比将这些陌生的用法翻译为我们自己的、恰当的语言之外更多的事。
而且，这些自我的零，因为它们不能被感官所感知，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们不存在吗？如果这种认识是对的，那么我们真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