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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对这种有关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的独立的异端观点立即作出了反应。“告诉铁托同志”，苏联大使警告说，“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进行回击，而且不承认他。”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他批评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和官员的行为。他还试图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不过，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亚人退出，这一联盟未能成立。当铁托发现自己正受到暗中监视时，他便让手下的特工人员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外交官和技术人员。最后，1948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巨大的经济、军事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
这种新的异端邪说虽渐渐地传播开来，但仍须处于地下状态，因为苏联在东欧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权势。而“铁托主义”——马克思主义词典中的一个新词——仍限于局部地区，正等待着有机会冲出来。1956年，它的确冲了出来，因为那年出现的各种情况的结合对它很有利。最猛烈的剧变发生在两个有着悠久的反苏传统的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在赫鲁晓夫2月讲话的鼓舞下，这两个国家中出现了文人学士的讨论小组；接着，知识分子与口才较好的城市工人建立了联系。1956年春、夏两季，匈牙利和波兰的事件经历了相似的进程。但到秋天时，它们开始大不相同：匈牙利事件以武装起义和镇压告终，波兰事件的结果则是赢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国家的独立自主。
波兰最杰出的“民族”共产党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曾于1948年因铁托主义罪而被清除出党，到1956年春，又恢复了职务。他的思想不久就开始在共产党的中间阶层中得到传播。波兹南（前普鲁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义反映了波兰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在不断减弱。波兰的斯大林主义者被一个个地从党内主要位子上撤了下来，最后，这种危机落到了波兰出生的苏军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头上，罗科索夫斯基当时还是波兰的国防部长和波兰政治局的成员。赫鲁晓夫以前所未有的举动支持罗科索夫斯基，于1956年10月19日同苏联政治局内除两人外的全部成员一起匆匆赶到了华沙，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也调动军队进行威胁。但最后，正是赫鲁晓夫作出了让步，同意罢免罗科索夫斯基，同意哥穆尔卡于10月21日当选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之所以愿意遭受这一严重挫折，是因为他确信，哥穆尔卡是一位有主见但却忠实的共产党人，他决不会转而投靠西方。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以后几年中，双方发展了一种互相满意的关系，波兰虽然越来越不依赖克里姆林宫而独立，但的确仍是共产党国家，仍是华沙条约组织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势更加复杂。党的领袖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犹太人，这使这一有反犹传统的国家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还是一位老牌的斯大林主义者，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在匈牙利监狱里呆了16年，因而这时不愿与“民族主义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分享权力。于是，同在波兰一样，上层的变革受到了阻碍。相反，下层爆发了革命，由于这一革命无法预测，因此，赫鲁晓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苏联红军。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开始出现骚动，当时，一大群示威者在波兰事件的激励下，要求拉科西辞职，让位给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秘密警察的反应是向示威者开火，从而使抗议示威转变成一场公开的革命，这场革命使纳吉一下子当上了总理，并使他作出了种种许诺、采取了种种行动。而这些许诺和行动都是苏联人所无法容忍的。为了抚慰很快就不仅活跃于首都、而且还活跃于各省的示威者，纳吉邀请两位非共产党人加入他的内阁，废除了集体化，宣布大赦反叛者，答应举行自由选举，并说服苏联人将他们的坦克撤出布达佩斯。
这一切并没有满足革命者的需要，他们这时进攻共产党总部，甚至不时袭击正在撤退的苏军。这样做时，他们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苏的立场。和波兰人不同，他们并不满足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自治。相反，他们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要求完全摆脱莫斯科或《华沙条约》的约束。这些发展对苏联在东欧的安全体系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11月1日，苏联人掉转坦克，重新开进了布达佩斯。于是，纳吉总理立即直布匈牙利为中立国家，拒绝摸受《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发出了呼吁。外界没有给予任何帮助，因为美国正忙于总统选举，法国和英国正在远征苏伊士。革俞者被势不可挡的力量制服，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共产党独裁政府宣告成立。
苏联人虽然能为所欲为，但付出了在道义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失败的代价。匈牙利工人和学生朝苏联坦克扔燃烧瓶的情景使许多忠实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觉醒。这与共产党人原来所梦想的国际无产阶级兄弟关系相差太远了。苏联人的做法对西欧知识界的震动特别大，西欧的许多知名作家和艺术家这时交出了他们的党证。
苏联人完全明白这种消极反应，急忙赔礼道歉。在匈牙利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宣布，他们准备改变同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他们提议修改《华沙条约》，以便将苏联军队撤出东欧。这既不是苏联人的仁慈，也不是他们玩世不恭的骗局。相反，他们认识到，他们不可能作为无耻的干涉者和占领者遥遥无期地继续驻扎在东欧。或许，19世纪的沙皇能经受住被全世界指责为东欧“自由的刽子手”的责骂。但对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在一个有着大众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们的见解易于互相交流的时代里遭到这种指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赫鲁晓夫逐渐改变对邻国的政策，直到与邻国建立起真正新的关系。
在这以前，各卫星国不仅被斯大林蓄意切断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断了相互间的联系。此外，它们还因对苏联有利的各种不平等的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而受到无情的剥削。克里姆林宫让东欧不加区别、毫无经济意识地执行其“工业化、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命令。在东欧这一地区，到处是斯大林的“累赘”——巨大的工厂，这些工厂很难弄到所需的原料，其产品也只有通过向工人支付标准以下的工资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因为许多新工厂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从事军工生产，公众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农业也因强迫实行集体化和强制种植诸如棉花和亚麻之类的经济作物而遭到破坏。最终结果是，整个地区食物不足，消费品短缺，失业者很多，工资极低，生活水平相应地下降。应该指出，所有这一切决定性地促成了普遍的动乱，最终导致了1956年的剧变。
1956年以后，这一模式发生了迅速、重大的变化。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被重新商订，并被制订得更加公平合理。各国都能逐渐对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进程作出自己的决定。工业不必再同苏联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工业结合在一起。相反，其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加独立，工业和农业的回旋余地更大，同西方的贸易更多。例如，1960年至1964年间。罗马尼亚同西方的贸易从占其全部贸易的20％上升到33％。赫鲁晓夫也发现，有必要修订他为经济互助委员会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曾希望经互会能成为苏联与东欧盟国和蒙古全面一体化的媒介。后来，由于东欧国家反对莫斯科通过经互会指挥它们的经济计划，这种一体化未能实现；于是，苏联同东欧国家于1963年和1964年议定了一系列双边协定。赫鲁晓夫认为，当他不能得到经互会范围的一体化这整块面包时，必须同意接受双边一体化这半块面包。
同这种经济上的缓和与放宽相对应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缓和与放宽。同西方国家缔结文化协定、减少对外国广播的干扰、增加旅游业、给外国记者以更大的自由、允许更自由地放映西方电影、发行西方书籍和刊物——所有这些都可表明上述这一点。由于这种总趋势非常明显，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5月23日宣布：“不再是一道铁幕。而是有许多道铁幕。每道铁幕的强度和厚度不同，因而能穿过它的光线和能在它后面增长的希望也不同。……我们将继续建造一座座能跨越把我们同东欧分割开来的这一鸿沟的桥梁。它们将是增加贸易的桥梁、思想的桥梁、访问者的桥梁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桥梁。”
1968年8月，由于苏联军队同东德、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军队一起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东欧的这种自由化趋势一下子被完全改变。入侵的原因在于，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首的一群共产党革新主义者于1968年1月在布拉格发动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出版、言论和出国旅行的自由。苏联入侵的动机可能是，他们十分害怕捷克新政权会渐渐断绝同东欧邻国之间的关系，而转向西方阵营。无疑，他们害怕捷克新获得的自由可能加强东欧人民大众对类似自由的要求，从而危及现存的共产党政权。
为了替入侵辩护，苏联人发表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之后，他们曾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但这时，在1968年9月25日《真理报》的一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