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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著作《物种起源：借助于自然选择即生存斗争中的适者生存》中更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达尔文的主要论点——他的进化学说——是，处于现在各种不同形式中的动植物种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而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不同的、变化中的自然结果。达尔文认为，变异借以发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选择”。他将这一过程阐释如下：
因为所产生的每一物种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的多，遂各生物间便经常不断地发生生存斗争，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在复杂的而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将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选择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的和变异了的类型。
也许很难把自然界中所有的变种都设想力似乎是象“自然选择”所提供的那样一个不规则的、缓慢的变化过程的产物。不过，统计学上的计算结果表明，即使一次突变仅仅导致百分之一的较好的生存机会，它也会使一个物种经历100世代以后有为数一半的个体发生了突变。换句话说，即使101个发生过突变的个体活下来后有100个失去了突变，突变仍会在生物学上所说的短时间内传遍该物种。一种具有浅颜色和深颜色的小蛾子为“自然选择”是如何起作用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人们已注意到，在浅色的桦树林里，浅色种类的蛾通常是深色种类的蛾的6倍；相反，在深色的松树林，深色种类的蛾通常为浅色种类的蛾的16倍。从这两种树林中鸟类的身上遗留下来的蛾翅膀的颜色上，也可找到“自然选择”如何起作用的证据。
达尔文的学说虽然在后来的研究基础上得到了详细修改，但其要点实际上已为现在所有的科学家所接受。1958年7月1日，在庆祝达尔文发表其论文一百周年的大会上，英国杰出的科学家加文·德比尔爵士称赞道：“进化的事实如今已普遍地为所有有资格发表意见的人所承认，进化的作用过程大体上已阐明。自然选择的理论已建立在非常坚固的基础上，因此，现代的工作只不过是进一步证实这一理论，尽管随着知识的增加而需对它作新的表述。”
然而，达尔文的学说在他生前远没有被普遍接受。确实，它由于当时几位杰出的科学家的研究和著作而得到加强。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在他于1863年发表的《人类的古代》一书中接受了达尔文主义。两位最主要的植物学家——英国基尤植物园的主任约瑟夫·胡克爵士和哈佛大学教授阿萨·格雷也成为达尔文主义者。在达尔文主义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当中，还有两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德国人恩斯特·海克尔和英国人托马斯·赫胥黎，后者称自己为“达尔文的斗犬”。
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教士中间，却存在着激烈的反对。这是可理解的，因为正如以往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废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样，达尔文主义似乎废黜了人类在地球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当达尔文于1871年发表另一部著作《人类的由来》时，教士们自然得出如此结论。达尔文在这部著作中安排了人类与整个动物生活有关的证据，断定“如果有谁不愿意象野蛮人那样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看作是支离破碎的，那他就不再能相信人类是一个单独的创造行为的成果”。也就是说，达尔文否认了神的创造材为。由于他说人类起源于猴子，损害了人类的尊严、道德和宗教，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谴责。本杰明·迪斯累里曾在严宣告：如果要在猿和天使之间作选择，他将站在天使这一边。
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适应。例如，政治上，这是俾斯麦以血和铁统一德国的时期。他在各国的民族主义赞美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了他们支持和正当理由。他们认为在政治活动中和在自然界一样，最强有力者是得胜者，好战的品质决定谁将在国际“生存斗争”中获胜。经济生活中，这是自由经营和粗鲁的个人主义的时期。舒适的、心满意足的上、中层阶级激烈反对国家为促进较大的社会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预。他们论证说，他们应得到幸福和成功，因为他们已证明自己较无能的穷人更“适合”，而且，大公司对小公司的兼并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19世纪后期也是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有人争辩说，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人争辩说，按照世间的成就判断，诸土著民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的、较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
这种将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社会舞台的做法，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人从没想到他的研究结果会以这一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说有这种打算了。然而，事实仍然是，它们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在于，它们似乎为当时由于其他缘故而开始支配欧洲的唯物主义即现实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支持。简言之，达尔文主义合宜地与吉卜林的以下这句名言相一致：
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
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住。
另一位英国作家希莱尔·贝洛克在提到欧洲人在非洲的地位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已得到马克沁机枪，而他们却没有。
六、结论
随着19世纪的过去，科学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在19世纪初，科学仍处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边缘。但是，到它为久已建立的工业作出基本贡献的19世纪末，它正在创造全新的工业，正在不但深深地影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且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学革命造成的这种变化还以无数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整个世界。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对世界的霸权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的性质和作用。科学还为19世纪西方在智力方面的优势提供了基础。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没有给非西方民族以巨大影响，因为非西方民族已在这些领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但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就不存在如此的平等。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种种秘密，并为了人类的物质进步而对它们进行了利用。这是一个不可否认、有说服力的事实。非西方人不再轻视欧洲人，不再将欧洲人看作碰巧在帆船和火器方面拥有某种优势的不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勉强地承认了欧洲科学革命的意义。因此，从前的殖民地民族在今天的主要目标是亲自经历这场他们因偶然的历史环境而错过的独特的革命。甚至在1914年以前，遥远的乌兹别克的一位土著民族主义领袖已劝告他的人民要求助于科学，将科学作为恢复他们自由的唯一手段。
科学是一个政府欣欣向荣的原因。科学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起因。科学是那种非常强有力的手段；科学的存在使野蛮的美洲人上升到他们现在所据的很高的地位、拥有力量，科学的缺乏使波斯人沦于他们现在所处的低下地位、蒙受耻辱。科学是使英国人成为印度、埃及、俾路支和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的主人的手段，也是使俄国人当上鞑靼人、吉尔吉斯、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穆斯林的统治者的手段。最后，正是由于科学，土耳其辽阔的领土给移交到外国人手中，法国的三色旗在非斯的伊斯兰教徒头上招展。……
如果你们学习当代科学，你们将能够制造电报机，铺设铁路，在20天内把几十万名士兵从地球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将能够领会《古兰经》的秘密含义，为捍卫伊斯兰教制造步枪和大炮，把祖国从外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将能够使我们民族摆脱异教徒的枷锁，使伊斯兰教恢复其早先的崇高地位。
杰出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科学革命的世界意义总结如下：
古代世界在其遗产被分散以前正在银象科学革命那样的事物发展的任何征兆似乎是不存在的；拜占庭帝国不顾其古典传统的连续性、老是抓住古代思想并以巨大的变化中的力量予以改造的任何征兆似乎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必须将科学革命意作是西方的一个创造性的产物——它取决于仅存在于西欧的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还取决于大陆这一半的生活和历史中的某种能动性。因此，当时不仅在其他因素中有一新因素被引入历史，而且它是仅能生长的，并在其活动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以致从一开始起它就自觉地担任了一个指挥的角色，可以说，它开始控创了其他因素——正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渗透到生活和思想的每一角落后开始支配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因此，当我们谈及在最近几个世代中被传入象日本那样的东方国家的西方文明时，我们不是指希腊——罗马哲学和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也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17世纪后半世纪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科学、思想方式和文明的所有器具。
第十一章 工业革命
我们发觉自己处于这样一个世界中：在这世界里，有着迅速的运动和不平稳的退却；在这世界里，前所未有地挤满了人人们在巨大城市的人行道上互相推挤，人们不自在地隐居在高大公寓的小房间内沉思或空想；在这世界里，充满了流线型汽车、有轨电车和飞机；这世界受到了来自传声筒的唱声的干扰，遭到了新闻标题以及电影和电视中的不断变化的镜头的攻击。这世界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种经济统治工业文明的统治的一部分；它不但为西欧诸民族所分享，也为俄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所分享，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人和印度人所分享。
约翰·尤·内夫
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2O0年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