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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到那封信以后，高树勋整天就寻思着想个什么法子来赚钱养家。有一天，他想到还有个舅舅在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里当军医，不如投奔舅舅去当兵或许还有出头之日。高树勋想了想决定和他的—个表哥一起乘火车去上海，然后坐轮船到湖北宜昌，再步行去四川绵阳投奔舅舅。不久，两个初涉尘世的少年长途奔波，几经周折总算到了绵阳。高树勋找到了他舅舅，说明来意。他舅舅听完后爽快地答应了。当时他舅舅所在部队的花名册里有些是空名，所谓空名就是只有其名而没有其人，目的是为了骗取军饷。他舅舅托了些关系，想办法让他们在连队补了个空名。从此，高树勋下连队当兵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那时当兵不仅管吃管穿，每月还有六块现大洋的军饷。高树勋把六块钱攒起来，每三个月往家里寄一次。家里有了他的资助，日子总算比过去有了好转。当他还是一名普通士兵时，由于他粗通文墨，而其他的士兵大字也不识一箩筐，因此，每逢其他的士兵写家信报平安，就由他代为执笔，念家信和往家里寄钱都来找他，他也很愿意帮助排里的弟兄。排里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个“小书生”。因此，他的人缘极好，士兵们都很喜欢他。高树勋身体矫健，什么双杠、木马这些体育运动不在话下，骑马、跑步这些军体课成绩在排里也是名列前茅。因此，他不断得到上级的嘉奖和表扬，也逐步赢得了上司的赏识。
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军在北京拥废帝溥仪复辟，顿时全国哗然，纷纷起来反对复辟。冯玉祥率领第16混成旅官兵讨逆，高树勋也义无返顾地加入到这正义的事业中。战后，因为他作战勇敢被升为冯玉样的手枪连班长。1918年，冯玉样在鄂东重镇武穴通电全国，极力主张和平，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恼羞成怒，下令免去冯玉祥的旅长职务。后来为了缓和局势，段祺瑞便约冯玉祥在汉口谈一谈。高树勋率手枪班随冯玉样赴汉口与段祺瑞会面，当冯玉样的贴身警卫，以防不测。冯、段两人会谈时，高树勋手不离枪，一双机警的眼睛不停扫视着周围，最终使冯玉祥安全归来。
冯玉祥从汉口回来后，高树勋的出色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他是个可造之材，于是将他送进学兵营学习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在学兵营学习期间，高树勋努力学习各种枪械的知识、行军打仗的军事理论，每个科目成绩拔尖，结业后被任命为机枪营司务长。1920年，22岁的高树勋升任排长，这时，他受冯玉祥的影响，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10月，冯玉祥发动了
“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统治。随后，冯玉祥宣布参加政变的军队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
1925年，高树勋率部随李鸣钟赴绥远驻防。8月，高树勋升任团长，军衔为陆军少校。1926年9月17日，冯玉样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战争。从此高树勋成为国民党员。在以后的岁月中，高树勋随冯玉祥四处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的官职也一路高升，一直到官居青海省代省长的要职。因他作战有功，获得冯玉祥的革命奖章一枚，纪念宝刀一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局势动荡，一衣带水的日本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看出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便组织了各式各样的抗日团体。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又到该部当骑兵师长。不久，抗日同盟军失败解体，高树勋又返回天津英租界。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国土沦丧、人民几成为亡国奴的危急形势，高树勋觉得再也不能躲在英租界里当“寓公”了，作为一名有骨气、有血性的中国人应当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民族大业中去。于是，高树勋在宋哲元将军的邀请下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为了民族的利益，他不计官职大小，欣然接受了宋哲元将军的邀请前往赴任，直到河北省保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
在回忆自己的经历过程时，高树勋常常思考着两个问题。一是国民党蒋介石一次又—次地用强大的兵力围剿红军，但每次都是以红军的胜利、蒋军的失败而告终。在第五次“围剿”时，由于红军本身指挥失误而被迫长征。在长征中，蒋介石自以为红军走上了石达开的道路，是消灭红军的好机会，可事实又使蒋介石的美梦落空了。“西安事变”后，形成了全国一致抗日的新局面；二是他追随冯玉祥先生多年也终无建树。然而红军总是在强大的国民党军队进攻面前顽强抗击，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他经过再三考虑，认识到无论从历史的经验或从当前的情况看，单靠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军队，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困难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有希望，从而下定决心要和共产党联合。
1938年初，应高树勋将军的请求，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河南新乡市）联络处主任朱瑞、唐天际同志派钟辉和杨志雅一同到高树勋部工作。临行前，朱、唐指示他们说：“你们到高部的工作任务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精神，帮助高树勋将军加强军队建设，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军队，尽可能使之留在华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为此，要大力宣传坚持全面抗战，反对投降分裂。”接受任务后，钟辉和杨志雅带着朱、唐给高的介绍信，来到高树勋将军的师部所在地——河南汤阴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高树勋见到八路军的代表特别高兴，出于前线情况紧张，高树勋只同钟、杨二人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他向书记处的负责人交待道：“一是要好好接待钟、杨二位先生．安排好他们的食宿；二是等待杨志雅先生休息好后，派人送他到一旅旅长张翰泉那里去。钟先生留在我跟前做事，给钟先生以上校军衔。他们都是我请来的客人，要好好尊重和支持他们，给他们办事的各种方便。”随后，高树勋便去处理军机。当时漳德府的日军备战频繁，四处派出侦探，在阵地前沿施放高空侦察气球，运输弹药等等，似有南犯新乡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进而威胁郑州待机南侵的企图。高树勋同时还得到情报，济南日军也有所活动，似有南侵开封等地的企图。高树勋决定到前线去，临行前，他交代钟辉随书记处行动，由一位姓宜的先生负责照顾。听他说完之后，钟辉问他：“如果敌人发动攻势，我军如何行动呢？”高树勋直截了当地说：“日军进攻我军必退。”钟辉又问：“如何退？退到哪儿呢？”他回答：“那就要看蒋委员长的了，蒋叫过黄河就过，如不准过，就留在敌后和八路军—起打游击战。”他这个想法钟辉极力赞成，钟辉当即建议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所属官兵，特别要把在敌后打游击战的有利条件和问题向大家讲清楚，使全体官兵有个正确的认识，以增强全军战胜敌人的信心。交谈后，高树勋于当天黄昏前到达前线指挥所。就在他到指挥所的第二天，即1938年2月19日，漳德府的日军就发动进攻，并占领了新乡市。根据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不准高部南渡黄河的指示，在强大的日军进攻面前，高树勋沉着地指挥部队，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交替掩护撤退。从前沿阵地经汤阴、辉县、获嘉、焦作、博爱（青化）、沁阳、孟县、济源一线，行程五百余里，部队损失不大，最后在地形和民情有利并在日军力量减弱的情况下，在封门口与尾追的日军激战整日，将敌击退并略有所获。这个胜利，大大地鼓舞了部队和当地居民抗战的信心。随后，部队即分驻在济源、邵源镇坡头村（师部驻地）、晋城、阳城一带休整，补充兵力和给养，总结经验教训。高树勋忙得不亦乐乎，他特别关心的是，如何尽快将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学到手。
同年，在钟辉和杨志雅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及组织下，高树勋在所属部队中组建了政治部。在政治部成立后，钟辉和杨志雅立即组织本部政工人员学习抗日战争有关文件，使他们明确组建政治部的意义和任务，并就如何搞好政治工作，提高政治工作威信，以及当前抗战形势等问题展开讨论和学习。学习材料有毛泽东写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以及关于人民军队的宗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同时组织部队政工干部联系漳德
至新乡战役的实际进行学习。这实际上是一次政工人员的短期训练班，是一次统一思想认识和统一行动的自我教育。通过学习讨论、研究，发动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制定了工作计划。同时，还在部队和民众中进行了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和军民联欢等一系列活动，部队面貌果然大有改观。高树勋看到了这些变化，从内心里感到共产党带兵确实有过人之处，对共产党又多了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