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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机百余架……”1939年底，桂南会战时期，白崇禧奉命组建桂林行营，被任命为桂林行营主任，统辖长江以南第3、4、7、9四个战区。白崇禧指挥和指导了桂南会战和长沙三次会战。在桂南会战中，白崇禧指挥各军同日寇在南宁、昆仑关展开数度鏖战。因敌人来势凶猛，致使南宁、昆仑关一度失守。白崇禧亲临前线，甚至深入到炮兵阵地，指挥收复战斗。昆仑关一役，中国军队以优势步兵辅以特种部队，经过十几次冲锋，终于取得昆仑关攻坚战的胜利。也是抗战以来所取得的首次攻坚战胜利。歼敌5000余人，其中一名是敌第5师团第12旅团长中村正雄。经一年多苦战，在抗日民众的全力配合下，1940年10月30日，白崇禧指挥第4战区所部收复南宁，进而一举追击，日寇残部只得由海路退却。
从北伐到抗战，多年严酷的战斗生活，使白崇禧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先是早年在统一广西的一次战役中，白崇禧跌断左腿锁骨，他便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部队作战，直到胜利结束后，才到广州治疗。因延误多日，伤处已发生病变，回天无术，致使他的左腿终生都短一点。在武昌会战时，白崇禧染上恶性疟疾。但他仗着自己身体强健，仍在前线指挥。因未得到彻底医治，其病转为潜伏性疟疾，折磨数月才得以治愈。后来在桂南会战中，因久住潮湿的岩洞，又使他风湿病大发作。抗战八年，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先后兼任军训部长、校阅部主任委员、桂林行营主任、海军整建委员会主任等要职，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还为国民党军训练了20万军事指挥人员，为赢得抗战作出了特殊贡献。为了表彰白崇禧在抗战中的业绩，1945年8月，国民政府晋升他为陆军一级上将。
作为一位著名的军事家，白崇禧不仅有勇有谋，而且有理论，具备了一个著名军事家的素质和条件。他天赋甚高，记忆力惊人。在行军作战之余，“手不释卷”，一面学习各种军事著作和理论，一面总结自己带兵作战的经验，并对军事战略深入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军事理论，写下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其主要著作有：《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抗战中敌我战法之演变》、《游击战纲要》、《全面战争与全面技术》、《军事抗战与政治抗战》、《军事战与经济战》、《国民兵之建设教育》等，这些著作，不仅反映了白崇禧的军事见解，也对研究民国时期的军事、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抗战时期担任军训部长期间，白崇禧还主持修订各兵科典范令48种，作为各军事院校的教材。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反共建议，剥夺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军队受降的权力，并力主内战，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1946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部长，林蔚、秦德纯、刘士毅为国防部次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实际上国防部的大权为陈诚独揽，白崇禧成了一个空头部长。1947年8月11日，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率领晋豫鲁冀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约12万余人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钢刀狠狠地插入到敌人心脏。1947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议及湘鄂皖赣六省绥靖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主任，负责围剿刘邓大军，迫使刘邓大军将主力不得不调出大别山，进至淮北、豫西整训。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免去了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但又任命其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直接指挥新桂系部队，使白崇禧拥兵自重，坐山观虎斗，并最后以武力逼宫，再一次迫使蒋介石下野，把李宗仁送上了代总统的宝座。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打过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白崇禧等“桂系”军阀策划的与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的阴谋也宣告破产。白崇禧急忙把部队从武汉撤至长沙，再撤入广西。11月20日，时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经香港飞赴美国纽约。当时，白崇禧仗着自己手中还有数十万人马，再加上广西复杂险要地形，继续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负隅顽抗，但其军心涣散，部下大都弃暗投明，数月之间，桂系军队彻底解体。已成光杆司令的白崇禧仓皇飞
赴海南岛，再由海南岛追随蒋介石至台湾。去台后，白崇禧曾先后担任过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伪“国大代表”、主席团主席及“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的职务，但再也没有取得蒋介石的信任，相反，蒋介石却把白氏视为丢失大陆的“有罪者”之一，对他冷漠处理。自认未能善始善终的白崇禧，在孤独寂寥的晚年，只好将精神之安慰寄托在虔敬地信奉宗教信仰上。
1966年12月1日夜，白崇禧在台湾寓所与世长辞，终年75岁，将一生功与过，留待后人评说。
白崇禧是国民党军队中有勇有谋的将领，著名军事家杨杰曾说国民党内只有三个半军事家，白崇禧是其中之一。当时，人称白崇禧“足智多谋，虎略龙韬”，享有诸如“今诸葛”、“小诸葛”、“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等“美誉”。甚至他的敌人也是高看他的，日本人称之为“战神”。在他指挥的大大小小战役中，总是“身先士卒”，打仗时要到最危险、最重要的地方去，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撤退时一定留在后头，鼓励断后部队。他善于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穷追猛打、佯攻佯动、出奇制胜等战略战术，所以常常能够以
少胜多，有“常胜将军”之称。抗战岁月中，白崇禧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日，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白崇禧一生有个最大污点：他坚持反共，执迷不悟，指挥反动军队多次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作战，他的所谓的军事才能也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毛泽东认为，他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
阎锡山，字伯川，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永和堡。其父阎书堂，字子明，是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其母曲月清，在阎锡山6岁时病逝。继母陈秀卿，因以不养前家子为条件才过门，所以阎锡山从小就离开父亲到外祖母家生活。他9岁入私塾，先后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虽然他受到外祖母的疼爱，但总因寄人篱下，而被人歧视，所以阎锡山自小性格就沉默寡言，躁静不定，有时顽皮难驯。他16岁时回家成亲后，就随
父亲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父亲指导他学习记账、算息，稍有经验后就外出讨债，在“虎市”（即金融投机市场）上探听行情。两年多后，他就成了一个精明细致、惟利是图、投机钻营、巧取豪夺的高手。尽管如此，1900年，他家还是在一次金融交易中彻底失败，钱铺倒闭，还欠下2000吊债款。为了逃债，阎锡山随父流落太原。为了生计，阎锡山当过店员，做过清军中的伙夫，吃了不少苦头。这时他心中总想找个机会谋个一官半职。
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设立新式武备学堂，投考新式学堂，就成了阎锡山圆其做官梦的一次机会。他抓住此机会参加了招生考试，初试时写了一篇《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口试时他又应答如流，态度谦恭，颇被赏识，因而被录取。1904年7月，阎锡山等人又被清政府选送到日本学习陆军。到日本后，他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技知识，其间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并加入了同盟会，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1906年，阎锡山从振武学校结业后入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次年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为第6期生。
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毕业返国。他探知山西新军第43混成协协统姚鸿法之父姚锡光在清政府陆军部任左丞，回国时特意绕道北京谒见姚锡光，谎称自己是留日归国学生代表，施展出他阿谀奉承的伎俩，姚锡光于是写信给其子姚鸿法，授意对阎锡山予以关照。这样，阎锡山一回太原，便担任了山西陆军小学教官，三个月后升任监督。其后，他又在太原的五大衙门大肆活动，晋见抚台、藩台、臬台、学台和道台，拜访咨局议长梁善济等上官，并同梁善济的门生邢殿元订“金兰之交”，以期得到梁的青睐。果然梁善济到处为阎吹嘘。他又得知标统夏学津是山西巡抚丁宝铨的亲信，就设法与夏接近，经夏介绍成为丁的门生。他活动于清庭官场之间，很快为自己的升迁铺平了道路。这年10月，他又参加清政府陆军部门举行的留日归国学生会试，考得陆军步兵科举人，被任为陆军第86标（也称第2标）教练官，相当于副标统，而标统正是夏学津。当时山西驻军为一个混成协，辖两个步兵标（即八十五标和八十六标）、骑兵、炮兵各一个营，工兵、辎重兵各一队，归山西陆军督练公所节制指挥，公所总办就是曾任混成协协统的姚鸿法。第二年，由于丁宝铨和夏学津二人被参劾而离晋，阎锡山升为标统。此时阎锡山一面与清庭官吏和地方权要勾结，取得清庭信任；一面又以同盟会会员和“铁血丈夫团”成员身份，成立了一个核心组织，培植亲信，并结交不少革命党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纷起响应。消息传到山西后，太原和晋南、晋北的革命党人积极准备发动起义，山西巡抚陆钟琦和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看到这种情势，大为惊骇，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