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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李宗仁因其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善战和过人的指挥才能，晋升为营长。1920年8月，李宗仁参加第一次粤桂战争。莲塘口一役，李宗仁率本营官兵打前锋。他亲自带着掌旗兵和号兵冲锋在队伍前列，从正面接近敌人阵地。面对敌人三面夹攻的猛烈炮火，李宗仁沉着应战，指挥若定。大家在他的鼓舞之下士气大增，拼死向敌阵发起冲击，一举突破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莲塘口天险，为全军打开由四会到肇庆的惟一通途。莲塘口一役，使李宗仁声名大噪，其英勇善战闻名两粤。此后，广东护国军改称为“粤桂第一路边防军”，原番号取消。第二次粤桂战争结束后，李宗仁所部大都为广西人，大家不愿随司令黄业兴去广东，便留驻六万大山。该部后被陈炯明收编，改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李宗仁为该路司令。
1922年6月15日，广州发生叛军炮轰总统府事件，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叛变革命，与孙中山先生背道而驰，一时，广西处于无政府状态，政局混乱不堪，散军、土匪、恶霸等恣意横行，各自为政。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装备不足的，便自称司令、帮统、营长等，各据一方，鱼肉百姓。李宗仁受地方官吏及民众之邀，率部驻扎玉林五属，以维持地方安宁。李宗仁部所驻扎的七个县，人民相对安居乐业，生活秩序井然有序。成为当时广西仅有的一片净土。不久，黄绍率部加入，两军合一，使李宗仁实力大为增强，由原来的两个支队增为三个支队。其时，李宗仁为广西自治军第2路总司令，黄绍为第3支队司令。李宗仁自己也始料不及，正是从这里，使他的队伍蓄积力量，厉兵秣马，逐步成为八桂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为他日后铲平军阀势力，统一广西，参与北伐，开赴抗日疆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9月，东山再起的陆荣廷戴着“广西边防督办”的头衔，乘广西混乱之机从越南回到龙州，纠集旧部，重整旗鼓，意图一手握住全省政权。同时，广西另一大军阀沈鸿英集结两万兵力，盘踞桂北一带，同样对广西政权虎视眈眈。并四处收编自治军为己所用，拼命扩大势力范围。陆、沈两人都想收买李宗仁为其效力，均被李氏巧妙拒之。李宗仁一边静观时局变化，一边积极筹措军备，养精蓄锐，待机大举。黄绍本打算应沈鸿英密召，欲去广州向外发展，经李宗仁一番推心置腹的剖析，黄氏放弃去广州的计划。果不出李宗仁所料，沈
鸿英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军务督理后，便通电要孙中山离开广东，战事又起。恰在此时，白崇禧从广州携来孙中山委任黄绍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黄绍遂出师梧州，并派白崇禧向李宗仁求援，派兵相助。正是这一次，李宗仁和白崇禧初次详谈，坦诚相见，成为知己。此后二人共事二十余年，患难与共，成为桂系军队的领头人物。
黄绍率部攻取梧州后，便独树一帜，自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白崇禧为参谋长，下辖三个团，共3000余人。1923年秋，李宗仁将所部改称“定桂军”，与黄绍联军约定，分别从梧州、玉林出动，夹击驻扎在横县、宾阳、桂平、平南一带的陆云高部，历时二十天，陆部便宣告瓦解。自此，整条西江从贵县到广州，掌握于两粤革命军人之手。广西局势形成李、陆、沈三足鼎立。不久，李宗仁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正在改组的中国国民党。1924年春，陆、沈两军对垒，于桂林城鏖战三月，双方伤亡惨重，僵持不下，最后只得和谈。这时，李宗仁看时机成熟，他电约黄绍密议，决定趁陆、沈两部议和未成，攻其不备。5月，李、黄两部从水、陆两路进击陆荣廷部，会师南宁。正式成立定桂讨贼军联军总司令部。联军总指挥李宗仁、副指挥黄绍、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三人同心协力，继续讨伐陆氏残部。9月，陆荣廷通电下野，退出广西政治舞台。11月，孙中山明令将“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取消，改组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下辖两军，委任李宗仁为督办兼任第1军军长，黄绍为督办兼任第2军军长，白崇禧为督办公署参谋长。李、黄二人决定讨伐沈鸿英部，正要挥师讨伐沈鸿英时，孙中山在北京病危。野心勃勃的封建军阀唐继尧连忙通电就任原本拒绝的副元帅一职，欲自滇、黔两省调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各地方军阀出于各自目的，纷纷表示拥戴。
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眼看即将遭到唐继尧的窃取。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李宗仁以民族利益为重，断然拒绝唐氏的威逼利诱，扣留唐氏说客，并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趁唐氏还未倾巢东犯之际，先讨平沈鸿英部，根除后患，再回师全力对付唐继尧。恰在此时，沈鸿英以“建国桂军总司令”的名义，假以巡视各地民情，实为伺机向李部发起进攻，趁唐氏入桂之前，剿灭李部，站稳广西疆界。两军对垒，激战数日，终使沈鸿英部全线溃败。其时，李、黄、白三人都冒着猛烈的炮火，亲临第一线督战。沈鸿英从桂林逃跑时，曾召见桂林绅商，痛陈：“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一年后，沈鸿英残部尽丧，只身逃往香港。
正值讨沈战事激烈进行时，唐继尧以“建国军”的名义，挟滇、黔两省兵力6万余人，兵分三路，滚滚东下，意欲从柳州、百色、南宁等地入桂。时值孙中山病逝，唐继尧从昆明发出通电，自行以副元帅名义代行大元帅职权，号令西南。广州大元帅府胡汉民以代元帅名义发出通电，讨伐唐继尧。并已先遣驻粤滇军范石生率部开赴广西增援李宗仁。历经昆仑关、沙埔两大战役的激战，唐部丢盔弃甲，狼狈溃退，龟缩回滇。自此，李、黄、白三人励精图治，经过不足三年的艰苦奋战，翦除广西境内势力强大的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唐继尧等各地方军阀，终于在1925年底迎来统一广西的局面。是时，三人均是意气风发的30岁左右的青年。
1926年初，粤军经过两次东征，扫清军阀割据势力，广东宣告统一。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宗仁和黄绍当选为候补中央检察委员。不久，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和李宗仁等会晤梧州，就两广统一事宜作具体商谈。3月，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广西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为党代表，白崇禧担任参谋长。全军共辖九个旅二十一个团及炮兵工兵等营。不久，这支骁勇善战、吃苦耐劳的桂系军跟随李宗仁踏上北伐征途，转战千里，从镇南关到山海关，战功卓著，威震南北。
两广统一之时，北伐各军阀之间争斗犹酣，硝烟弥漫，互相吞并。而对两广革命力量最具威胁的当属盘踞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其时，吴氏趁张作霖、冯玉祥军队鏖战天津时就蠢蠢欲动，一边挥戈华北进击冯部，一边意欲煽起湖南赵恒锡和唐生智之间火并，一石打二鸟，妄想南北获利，坐收湘省，进一步达到其南窥两粤的野心。此时出师北伐，如箭在弦。早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就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党在现实政治上主要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政府的北伐”。稍后，在广州召开的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都多次提出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并催促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在此之前，李宗仁已调第7军一部援助唐生智讨伐吴佩孚，先期入湘。是时，第4军叶挺独立团也由广州开赴湖南。在第7军、第4军两军左右夹击下，吴佩孚部连连溃败，湖南战局转危为安。唐生智见有利可图，遂同意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北伐序幕揭开后，李宗仁亲率第7军的12个团，共约2万余人，编制为第一路、第二路，陆续开赴湖南。吴佩孚为挽转败局，部署四路兵力云集湖南，妄想挡住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步伐。7月4日，第7军之第二路胡宗铎部，第4军陈铭枢、张发奎两部，三路大军同
时对吴部发动凌厉攻势，于11日一举攻克长沙，全国震动，北伐军声名远播。吴氏属下叶开鑫部只得退守汨罗江之北。一些左右摇摆的地方势力，纷纷来归。当时，李宗仁之妻、时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的郭德洁女士，也担任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队长，带领着一帮20岁左右的巾帼英雄随军北伐，任务是做宣传、看护、慰劳等事务。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她们克服重重困难，穿梭于枪林弹雨，极大地鼓舞了将士士气。8月12日，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就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加以讨论。其时，北伐革命力量虽声势浩大，士气高涨，但要以10万兵力荡涤北洋军阀百万大军，正确无误的战略战术至关重要。会议上，大家莫衷一是，意见分歧较大。李宗仁力排众议，提出：必须趁吴军受制于南北之机，以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援兵各个击破，直捣武汉。再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障，扼守武胜关。如此则北可进窥中原，直取幽燕；东可胁迫长江下游孙传芳，平定东南，为时不晚。会议否定了中央一些人士先赣后鄂的战略，同意李宗仁和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等人的作战方案。李宗仁曾对苏联顾问加仑将军估计说：“我看有十四天的功夫，便可打到武汉。”而实际上，只用了十二天，北伐军便兵临武昌城下。比加仑将军以两打白兰地打赌的四十天提前了二十八天。
长沙会议结束后，北伐进入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