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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蒋介石拿出两个职位要张治中挑选：一是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主任，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挑选了后者。尽管侍从室主任完全是蒋介石独裁的傀儡，张治中必须直接听令于蒋介石，然而，张治中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其先后任职侍从室主任和国民党政治部部长期间，他多次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持
坚决反对意见，在许多事情上秉公执法，并建议蒋介石撤消了一些有损国民政府威信的机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治中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力主和平、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1941年春，由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炮制的皖南事变发生，震惊中外，激起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罪恶暴行的一致谴责和抗议。事变次日，张治中连夜奋笔疾书，给蒋介石写下万字谏言书，对国民政府在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关头残杀自己同胞、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痛心疾首，并再次忠告：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国民政府只有与中共精诚合作，比肩抗敌。此后，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所进行的三次正式谈判，张治中参加过两次，分别是1942年和1944年。尽管张治中的思想受他当时所处政治环境和地位的局限，但无论局势怎样复杂、动荡，张治中联共抗日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他为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坚持主张抗日；他为开创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更是付出了艰辛而不懈的努力。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标志着中国人民八年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久，蒋介石置全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建设国家的愿望于不顾，一边到处煽起内战的烽火，一边假惺惺地接连三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和平谈判。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决定由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张治中这位从未与中共交战的国民党主和将军，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代表，要他飞赴延安接毛泽东到重庆。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代表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到达重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尽最大努力给予照顾，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特意将自己的官邸——桂园腾出来让毛泽东白天办公、会客。蒋介石抓住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的机会，纠集大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妄想在短时间内控制华北、华东和东北等地的交通要塞，逐步掌握内战的主动权，实现其“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企图。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重重设置障碍，使得重庆谈判进展缓慢，处于边打边谈的状态中，一度陷于僵局。直到10月10日，国共两党才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1日，张治中又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同王若飞留在重庆与国民政府就未尽事宜继续谈判。
在整个重庆谈判过程中，国共双方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谈。张治中因为解决新疆事变事务，参加了其中九次。当他获悉蒋介石秘密下达“剿共”密令，身在边疆的张治中深感“内外交困”。他连夜修书给蒋介石，强烈反对其出尔反尔，再掀内战狂澜。不久，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反战思潮，再次急召张治中回重庆参加同中共和谈。1946年1月6日，张治中从新疆回到重庆。经过和平谈判，国共两党尽管于1月10日签署了停战协定，然而，蒋介石却从未停止过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针对这种阴谋，张治中不顾个人安危，在多种场合慷慨陈词，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这种无异于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行为。2月25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同周恩来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民军之基本方案》。2月28日，张治中同周恩来、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对全国各地的停战情况进行调查。在武汉，当周恩来对张治中讲到中原军区部队处境艰难，主要是各种必备物质匮乏时，张治中当即签字，命国民党后勤单位照数发给。在处理中共事务上，张治中总是本着“国共合作”的思想，希望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拉近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的距离。当三人军事小组最后来到延安时，张治中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会上开心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将“张治中三到延安”写进去呀！然而，当对国共和谈充满信心的张治中回到重庆时，却遭到国民党主战派人士的猛烈攻击。眼看残酷的内战又将爆发，张治中怀着难比沉痛的心情，离开重庆，第三次飞赴新疆。
当时的新疆地区，在盛世才长达十二年的黑暗统治下，新疆各族人民饱受压迫和剥削，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再加上封建势力的摧残、军阀的掠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各族人民被逼到了绝境。最终导致各族人民拿起武器，奋起反抗。从1940年开始，阿山、塔城、伊犁等地人民先后发起武装暴动。1944年底，起义大军歼灭伊宁市国民党驻军，占领了伊宁市，并在此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组建起正规民族军和游击队，宣布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此后，在革命临时政府领导下，新疆军民同国民党反动军队顽强作战，在一年时间内，完全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在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疆人民的反抗进行疯狂镇压下，民族仇恨烈火越烧越旺，新疆局势一度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此时，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新疆事态的发展，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疆人民所进行的血腥镇压多次加以强烈谴责。毛泽东等人在重庆谈判时，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和平解决新疆问题。苏联政府也表示愿意从中调停，希望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新疆事变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张治中受命全权处理新疆问题。
从1945年9月开始，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中央代表，为新疆和谈问题，多次往返于重庆和新疆迪化之间。他站在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上，本着维护新疆各族人民利益的前提，经过两次艰难、漫长的谈判，终于与三区代表达成全部协议。1946年7月，新疆省联合政府正式成立。张治中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行营主任兼联合政府主席。此后，他全身心致力于新疆的和平建设，制定并实施多项强有力的措施，为促进新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治中早在进行新疆和谈期间，在国共两党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刻，受周恩来所
托，历尽艰难，从盛世才设置的狱中解救出131名中共人员并将他们安全送达延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新疆的分裂局势再度恶化，张治中才于1947年8月因故返回兰州。
蒋介石掀起全面内战之后，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国内局势，张治中始终坚持和平才能使国家民族发展及联苏和共的正确主张，力劝蒋介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谋求和平统一的途径。但蒋介石一再出尔反尔，使张治中难免心灰意冷。解放战争进行两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解放战场上取得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作垂死挣扎，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加紧推行亲美政策，一边疯狂推动内战，叫嚣：三个月内击破共军主力。1947年底，张治中力排众议，坚持己见，经过深思熟虑，他写出一份《机密建议》，上交蒋介石。《建议》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政府一贯采取亲美、排苏、反共政策的严重后果，建议国民政府真诚地走联苏和共的道路，才是谋求国内和平、挽救和巩固国民政府政权的正确途径。1948年3月，张治中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纪念会上痛陈：“我们的病源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自然，张治中的逆耳之言迎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群起而攻之，但张治中不为恐吓所吓倒，于5月又上书蒋介石并亲自找蒋介石谈话，劝蒋停止内战，真心实行联苏和共的政策。当时，新闻界称力主和谈的张治中和邵力子分别为：“和平将军”和“和平老人”。
1949年初，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眼看全国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赢得苟延残喘之机，又玩起和谈的伎俩。此时，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蒋介石假惺惺地宣称：“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为了揭露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阴谋，毛泽东先后发表《评战犯求和》和《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表示，国民党必须在无条件同意8项条件的前提下进行和谈。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最后一次代表国民政府，以首席和谈代表身份，率领着一行29人飞抵时已解放的北平，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张治中在谈判期间，出于维护国民党利益的出发点，言词有时虽不乏过激或堂皇的意味，但整个的基调是坦诚的、客观的、公正的。这次和谈历时半月，国共两党代表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一致意见，但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南京政府的断然拒绝。和谈破裂后，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深感蒋介石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原本打算无论南京政府等待他的是什么后果，也要回到蒋介石身边。后来，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恳切挽留下，张治中留在北平。不久，其家属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也安全抵达北平。随着同中共领导人的密切交往和所见所闻，使他对中国共产党逐步有了了解，更使他看到了中国未来建设和发展的希望，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6月27日，张治中毅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同中国共产党推诚合作，共同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