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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以及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成立国防政府问题。”杨虎城闻此讯如同绝处逢生，完全同意中共这一英明决策，并派人研究了具体办法。11月份，杨虎城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花钱当选了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自己从辛亥革命起就闹革命，到今天还得花钱买官，太丢人了。国民党五大使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会后他返回西安。
12月，毛泽东派红26军政委汪锋来西安面见杨虎城，并带来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毛泽东语词恳切地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毛泽东的来信，使杨虎城深受感动。因此故，汪锋与杨虎城作了三次恳谈，与此同时，南汉宸又派王世英秘密赴西安游说杨虎城，最后杨虎城同意与中共达成协议。大致内容为：一、17路军与红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在17路军的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四、双方同时做好抗日准备工作，对部队先进行抗日教育。这些协议内容后来很快在杨虎城的指示下在杨部落实了。从此，双方在前线再未发生过冲突。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杨虎城为红军提供了许多方便，同共产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时，杨虎城的第17路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处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为消除这种威胁，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大量的特务机构，成立了西北“剿匪”总部，妄图控制西北的整个局面。从1936年的10月开始，蒋介石就又采取了他一贯的政治伎俩，收买和分化不同地方的军事力量，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于陕西，完成他的“安内”大业，而对日寇的入侵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从各地调来高级军政人员齐聚西安，其派驻陕西的嫡系部队与精锐部队达260个团共计30余万人，他命令
在西安扩建飞机场，集中了100多架从意大利买回的新式飞机，准备对红军发动全面的进攻，以为最多一个多月时间就可以消灭红军而凯旋而归了。于是在1937年12月4日，蒋介石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对张、杨二人以及部下作了多次讲话，威胁利诱，要张、杨对他提出的两个方案作出选择和决定，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两部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是杨、张如不愿出兵，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17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两个方案都是杨、张不能接受的，于是，二人仍向蒋介石陈说利害，要求蒋氏联共抗日，蒋介石却严厉呵斥张学良，甚至拍案谩骂，扬长而去。张、杨二人见苦谏、哭谏皆无效，经协商，决定采取兵谏的方式来逼迫蒋介石同意抗日。
11月4日至11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对兵谏作了具体布署：张部负责包围华清池和西安至临潼间的警戒，杨部负责西安市内和陇海路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的军事行动，包括解除中央宪兵、特务、警察、中央军驻上述地区部队武装，扣留飞机、扣留住在西安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12月11日晚上9点，杨虎城召集亲信部下，宣布了兵谏计划，他慷慨激昂地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抓起来！”接着他宣布了具体部署，并指挥部队迅速到达指定地点待命。晚12点后，张学良和他的高级干部来到新城杨虎城的住处，坐镇进行指挥。12日凌晨5时左右，东北军的白凤翔和孙铭九部执行捉蒋任务，在潜入华清池蒋的住所时被卫兵发现，发生枪战，蒋介石的卫士队士兵一时还未反应过来，就被东北军士兵用轻机枪扫射而死，蒋介石听到枪声，仓皇出逃，向住所外的山间狼狈逃窜，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捉蒋部队迅速进入蒋的寝室，发现人不见了，而被子内尚有余温，桌上假牙还放在水杯中。参加此次行动的一位东北军官立即打电话将此情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命令部下查汽车，汽车一辆不少，张学良遂命令部队扩大搜索范围。捉蒋部队在蒋介石藏身的虎畔石附近发现有人探头，一枪将其击毙。蒋介石这才惊慌失措地举起双手大叫：“我在这里！”部队走近一看，蒋介石的秘书肖乃华倒卧一边，蒋介石只穿一件睡衣，赤着一只脚，面色苍白，浑身发抖。蒋介石见有人来捉他，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军队？”“我们是东北军！”蒋介石起初以为是红军，一听说是东北军，就骤然神气起来，又以为是一部分军队哗变，就说：“我是领袖，张副司令在哪里？”并表示不肯下山，部队战士强行把他拉下了山，押到新城大楼住下。同时杨虎城部也分别解除了西安城中各中央军部队的武装，并拘捕了尚在西安城中的高级军官陈诚、卫立煌等10余人。
兵谏的初步行动获得成功，张、杨立即通电全国，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宣言》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骤变，日寇汉奸，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同时张、杨致电中共中央，请中共中央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事。
12月13日，杨虎城向自己的部队作了报告，他说道：“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归是有好处的！”12月14日至15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在西安电台作了广播讲话，12月16日，两人又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的西安市民大会上作了讲话，重申了八大主张，强调了抗日的决心，对兵谏的目的作了充分的解释。12月20日，他们发表了告东北军和17路军将士书，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号召全体将士：“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12月14日，宋美龄委托英国人端纳来西安斡旋，端纳曾先后担任过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顾问，这是宋美龄所以派他来与张学良面谈，并了解蒋介石被押情况的动因。端纳听了张学良的主张，表示赞同，当晚二人与蒋氏见面，端纳劝说蒋氏，要其接受张的主张。之后端纳往返于西安与洛阳之间，向蒋介石转达了宋美龄的意见，由蒋介石先向南京下达停战的命令。17日蒋介石写了一封给何应钦的手令，由蒋鼎文送往南京。战争暂时停止下来。
12月17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参入与蒋介石的谈判。周恩来经与张杨二人多次谈话，争取到他们的同意：逼蒋抗日，释放蒋介石，这样对全国的抗日形势更为有利。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来到西安，参加谈判。这时蒋介石提出两个原则，一、由宋氏兄妹代他谈判；二、商定的条件，由他回到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不在西安签字，也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表示。张学良和杨虎城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同意了蒋氏的原则。谈判经过23、24日两天，谈妥六点，即所谓六项“诺言”：一、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