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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秋天，张学良到日本参加日军秋季军事演习，日方故意问他有何观感，张学良回答：“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日本不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日本之行，激发了他立志图强的决心。回国后，他倡导在奉军中进行改革，并与担任第8混成旅旅长的郭松龄紧密合作，对第3、8混成旅进行严格整训，使之成为东北军的精锐部队。
1922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分东、西、中三路入关，张学良任东路第二梯队司令。战端一开，奉军即败，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带领的第3、8混成旅训练有素，全师而还。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以“事到临头须放胆”的气概，英勇作战，立下战功。在河北唐家铺，直系军队骑兵袭击他的司令部，他登房指挥不足200人的卫队和幕僚迎击，随从要撤行李车，张学良说：“战争危急，我能动乎？宁死于此，亦不能动。”主帅坚定，人人奋战，终于击退了来犯者。在沈阳，炸弹库爆炸，张学良赶到现场，攀上闷罐车，指挥若定。当他们撤到山海关时，直系军队已追击上来，张学良临危不惧，带领第3混成旅，遏止了直军的进攻，双方终于议和，从而保全了东北。
奉军失败后，张学良根据张作霖“整军经武”的指示，在郭松龄等人的协助下，对东北军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革。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以日本士官学校教材和方法培训中下级军官，提高其军事素养，增强部队战斗力；人事任免以学术能力、战功为准；军需独立，使旧军阀部队日渐正规化；完善后勤制度，建立起完善的军需、电讯、交通、军医等系统；禁止打骂士兵；严格训练士兵，注重实用。除整顿陆军外他还加强了海空军建设。经过两年的整军扩充，奉军成为兵种齐全、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正规军，陆军号称30万人，计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并有以团为单位的强大炮兵，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1924年9月，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任镇威军第3军军长，担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主攻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奉军攻破了山海关，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的胜利而告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学良在奉军集团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任京榆驻军司令。1925年4月，张学良晋升陆军中将，10月任第3军团军团长，统领7万多人的奉军主力部队。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在滦州誓师，举兵反奉。在这之前，郭松龄曾向张学良提出“父让子继接任镇威军总司令”的建议。张学良认为郭松龄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积极主张改革，与自己思想一致；但又害怕以武力取代父亲的地位，舆论必以叛逆相加，不仅会失去部属的拥护，而且也难以立足于社会，故没有接受郭松龄的建议。张学良对郭松龄的反戈，早有觉察，但他没有料到郭松龄动手速度如此之快。当时，张学良与郭松龄带领东北军劲旅驻军京榆一带，张学良为驻军军长兼第4师师长，郭松龄为副军长兼第6师师长。郭松龄握有步炮精兵6万多人。事变前一天，张学良与郭松龄在天津会面时，已看出郭松龄即将行动，当晚即乘车出关，并命令驻山海关附近的第19团团长张迁枢迅速布防。张学良赶回奉天向老帅请示，于11月29日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到兴隆店设立临时指挥部，指挥部队堵击郭松龄部。郭松龄军本是以镇压杨宇霆叛乱而出师的，部队出关后，当部下得知郭松龄是出关打老帅时，“吃张家，穿张家，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的说法在郭军中到处漫延，军心立即涣散，不战而溃。郭松龄见大势已去，遂化装逃跑，被马占山的骑兵俘获。郭松龄与夫人一同就义。郭松龄之死，使奉军失去了一个军事人才，张学良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副手，张学良对此非常痛惜。后来，张学良每每遇到难题，就感叹地说：“有茂宸（郭松龄的字）在，哪用我为这份难。”
1926初，张作霖与吴佩孚以“反赤”为口号，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以泄其对冯玉祥助郭反奉之恨。张学良率军在南口参加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作战。同年11月，北方军阀组成了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的安国军，企图阻止从南方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12月，张学良晋升为上将，人称少帅。1927年5月，张学良率部在河南与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作战。但他对国民党并没有表示出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当奉军撤离郑州时，他保存了军火库，没有炸黄河大桥，并给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留下一封信，以示并无敌意。
1927年秋冬，冯玉祥联合阎锡山讨奉。张学良为京汉线总指挥，率军由保定向石家庄进发，攻击阎军。10月12日，晋军师长傅作义率部从五台山插出，乘虚抢占了北京以南百里之遥的涿州。涿州是奉军的后方，又是通向北京的咽喉。涿州失守后，张学良立即率精锐部队前往进攻。双方争勇斗狠，死伤累累。奉军屡攻屡挫，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把战斗推向空前残酷的地步，总算将晋军赶回山西。涿州战役一直打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和傅的成名之役。
1928年1月，蒋、冯、阎、桂联合北伐，进攻奉军。张学良再次任京汉线总指挥，率部阻止北伐军北进。5月下旬，奉军在石家庄、保定战役中连续失利。张作霖见败局已定，便下令撤退。
6月4日凌晨五时三十分，张作霖回奉天乘坐的专列行驶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毙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暴亡，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他走上了一条迂回曲折、磨难重重、悲壮无比的英雄之路。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于6月17日返回沈阳。6月19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年仅27岁的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和平统一，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张学良顶住内外压力，毅然决定实行东北易帜。
日本帝国主义要占领东北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不料张学良竟然能平静地继承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就改变手段，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政府的招降和拉拢，大力支持他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对抗。6、7月间，日本首相田中三次致电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令其警告张学良，不要向南京政府妥协。并说，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压迫东三省，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以参加张作霖丧礼为名抵达沈阳，干涉东三省易帜。6日，他向张学良递交田中的信。信中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公然要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并威胁说“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辞严地申明：我为中国人，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并警告林氏不要冒干涉中国内政，冒天下之大不韪。林权助却恶狠狠地说：日本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不久，日本政府不顾张学良的严正立场，一面从朝鲜调兵到沈阳，进行武力威胁，一面以借款6千万元相利诱，但均未动摇张学良易帜与统一的决心。
东北易帜，不仅外受日本阻挠，东北军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等人，新派的杨宇霆等人都反对易帜，认为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东北军会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劝他们说：“换旗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挟持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于它，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我们决不能这样做。先大帅尸骨未寒，我们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我们这样做。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力对付日本。换旗后，北伐军要进兵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兵力，也不会失去自主。”
就这样，张学良冲破外部与内部的阻力，于12月9日通电宣布东北三省易帜。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
东北易帜，使日本统治集团惊呼国难临头，较保守的枢密院都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侮辱”，使解决满洲问题大大增加了难度。这充分证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野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爱国行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南北统一，人心所向”。《大公报》也赞扬张学良“其富于爱国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至此，北洋军阀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中国和平统一。这是张蒋合作的开端。
虽然实现东北易帜了，但东北军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日益暴露。杨氏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勇于任事，敢于负责，被张作霖倚之如左右手，言听计从，宠信弥深。由于杨氏的特殊地位，也就养成了其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其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氏以“辅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虽然他除了兵工厂督办一职外，并无任何职务，但许多军政会议，他却不请自到，议事擅自作主。对张学良很不尊重，常直呼其名，背地里还叫张学良为“阿斗”。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与常荫槐在张学良的客厅向他提出，要成立一个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