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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教师，陈寅恪是极为认真的。他之所以能如此认真的教书、备课，是因为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爱，是因为他对祖国的热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着极大的危险，携同妻女从香港回到大陆。“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放弃了外国的优越环境和重金聘任，他要回到正在灾难中的祖国，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在云南昆明，在广西桂林，在四川成都，在那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过着贫困、苦难的日子。孜孜不倦的教书育人，在昏暗的菜油灯下读书备课，以致熬坏了眼睛。内心对祖国的爱和对祖国文化的爱支撑着他走在艰难的人生路上，他的读史论史，他的教书育人，总是着重祖国一脉相承传下来的文化。这些都是基于他对祖国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并顶住压力，抛开阻力，迈着艰难的步伐，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多病与目盲是陈寅恪一生治学中巨大的障碍，但一定程度上，这又成了他不断向前的动力。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1945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国求医时尚存一线希望，“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可次年治疗无效归国时，他已几近绝望，“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论著的基础，命运多舛，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目盲。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是在互相对抗着的。在他的诗里，“大患分明有此身”这样的诗句曾反复出现，一次是1943年写的《癸末春日感赋》，这时也许还只是一种感伤之辞；一次是1966年写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沧桑变迁，感时伤怀的典故早已成为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情，陈寅恪也是在埋怨这个躯壳给他惹出这么多麻烦，实际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
陈寅恪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像他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于是，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他写了这样凄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后，这目盲和待死的两个意象就反复出现在他的一些一些诗句中。他自称“盲翁”、自题“不见为净之室”时也许还带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残废”、“衰残”字样时，心底肯定已是一片悲凉，以衰残之身面对人生，他想到了“死”，“将死烦忧更沓来”，“故老空余后死悲”，“老去应逃后死羞”，“自信此生无几日”。目盲和多病摧毁了他赖以维持生存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结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疮的躯壳在等候着不可避免的那一天的到来，于是，在他预先给夫人唐筼写好的挽词中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他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指他曾得到一个学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学术界众口皆碑交口称誉对于陈寅恪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抱负远不止此。更重要的一是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尽管不是淋漓尽致但至少是比较充分的显示，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剩有文章供笑骂”也罢，“文章存佚关兴废”也罢，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后延续，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即所谓“天地一牢笼”。诗集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学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压抑积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于是盘旋纠缠，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在譬喻、典故、成语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诗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渗露。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竟缠绕纠结着这么复杂难解的情结，它不仅笼罩了陈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陈寅恪的诗。
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而这也就决定了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并时常为这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他不像有些文人，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他只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头伏案于书斋中，只是在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并掩饰着，于是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治史的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之上。在现实生活中，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对国家与文化的看法，实际上是合为一体。因各人对此文化感受和发扬的程度有差别，所以遇到激刺而产生的反应，其表现的强度或情况，也是不同的。这在其所作《王静安挽词》的短序，已经有明确的启示，短序里对文化的解释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这虽然是对王静安先生所说的，然而这也可以说明那个剧变的时代是所有苦痛的由来。
陈寅恪对已经衰微数百年的华夏民族学术文化，具有振兴之意志并指出振兴的途径。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他说到：
吾国今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本根未死”，本根明显是指宋学，以宋学为根底，在适宜及有利的条件下，建立新宋学，就会实现华夏民族学术文化的复振。对华夏民族的学术文化，寅恪有自己的深刻理解，继承并发展之，爱护并保护之。他是华夏民族学术文化复振的指导者和先驱者，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未来，寅恪坚信必将复振，并孜孜一生为其开辟复振之途径。
陈寅恪对于朋辈的学术造诣，向来是备加推重的。他尊杨遇夫先生为“汉圣”，杨先生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到陈先生对他的鼓励。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见，他总不吝嘉奖，不少后辈的论著都有陈先生加以勉励的序文。周一良在清华中文系开设“佛典翻译文学”课时候，也是在系主任朱自清咨询陈寅恪这个课的时候，在陈寅恪表示赞成的情况下，最终得以开设的。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也非常关心。
师友情
吴宓可以说是与陈寅恪相交最早、相知最深，他们的友谊让人感动和赞叹。在《吴宓文集》有记载：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寅恪，两人一见如故，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以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①1925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吴宓因离婚问题，外界很不谅解，唯有陈寅恪尊重他个人的决定；人人都欣羡吴宓担任《学衡》、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拥有自己的地盘。陈寅恪却希望他屏除杂务，专心读书著作。相对地，吴宓也视陈为终身师友。
抗战爆发后，清华园内“恒闻炮声”，教职员工多疏散入城，陈寅恪和吴宓仍然留在清华。后来，清华大学校址临时南迁，他们又相继离开北平南下。再次聚首在云南蒙自，由于住的地方相隔不远，陈寅恪与吴宓经常在湖边散步，共论时局，忧叹国事。虽然那个季节的蒙自风景如画，但是在赏玩之间，思念的还是难归的故土。1939年春天，陈寅恪受到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之聘，准备于是年夏天离开联大赴英讲学。陈寅恪接受聘请，主要是因为晓莹屡病需要照顾，想通过携家赴英讲学，使家人得以共聚于一地。陈寅恪为此向梅贻琦校长写信，向清华请假一年，很快得到批准。旧历端阳，吴宓在昆明海棠春餐馆为陈寅恪饯行，并赠诗《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3月14日，陈寅恪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