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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是比较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然全部查过了，但是可能还有地下未发现或者即将发现的资料仍然可以证明其并非“无”。陈寅恪的话分量是很重的，对日后扎根在史学研究的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黑色岁月里，稳定的时候是很稀罕的，平静的日子是一点不敢奢望的。是年八月的一天，他们一家又不得不从桂林启程北行，原因是1943年的夏天战火逼近湖南，长沙等地的形势日益紧张。在这种形势下，无奈的陈寅恪携全家再次登上艰难漫长的逃难旅程。先是搭乘货车由桂林出发，经过宜山、金城江进入贵州境内，过独山到都匀后，唐筼染上痢疾，勉强走到贵阳市后，病情加重，中途暂时停下休养，找到中西药品，慢慢调理，但是疗效很慢，大约经过一个多月，她的病情才慢慢好转。于是，又勉强地登上川黔公路，这一路，波折坎坷，陈寅恪又着急上火，路上也患病，1943年冬天的11、12月间才到达重庆暂时在观音岩俞大维家休养。
这个时候蒋天枢与蓝孟博同在夏坝
复旦，听到老师陈陈寅恪到达重庆，住在观音岩俞宅，两位约同往谒。蓝氏往购奶粉，仅得三罐。陈寅恪和夫人都还在病中，虽然稍微痊愈，但是仅仅能在床上倚靠着被子坐起来。当时，陈寅恪说道：“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战时学者之清苦，令人心寒。①
这一路走来真可谓身心俱疲，备尝艰辛。陈寅恪病情稍为好转之后，启程去了成都，抵达成都时，已在1943年的12月底，后任教于燕京大学。
这是一段辛苦波折的历程，顶着巨大压力的陈寅恪在1942年到1943年年间，依然写出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陈述辽史补注序》、《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文，这种治学的毅力和精神是令人佩服和感动的。
执教燕京大学
1943年冬天，成都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在学校的周会上说：“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不久，教务处公布了陈寅恪所开课目，当时陈寅恪兼任历史和中文两系，所开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及《元白诗》。下半年陈寅恪又开《唐史》及《元白刘诗》。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借一女子中学的旧址上课，地小房少，听陈寅恪讲课者为教室所不容，且先生住房亦狭隘。所以，第二年开设《唐史》及《元白刘诗》时候，改到城外华西大学广益学舍之大教室，以便所谓华西五大学学生，均可共同听课，陈寅恪亦迁至广益学舍居住。
陈寅恪先生在燕京大学教书，一直到抗战胜利。在抗战胜利的前二三年间，通货膨胀厉害，物价飞涨，生活极为艰苦。执教燕京大学的时候，陈家与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陕西街燕大校本部宿舍，李家住楼下，陈家住楼上。那时物质条件很差，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还要躲警报，生活如此艰难，陈寅恪用唯一还有视力的左眼，仍然不断地从事着学术研究和著述。
1944年，陈寅恪仍然执教燕京大学，因为燕京大学上课地点改在华西大学文学院，所以又要搬家到华西坝广益宿舍居住。在华西坝期间，陈寅恪除了上课外，基本上完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此书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不是在说诗。陈寅恪凭藉其精深的旧学根底和深厚的史学素养，把史学和文学打成一片，以诗证史，以史证诗，融会贯通，在史学和文学研究中开创了一条新道路，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面陈寅恪所作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略稿》二书，一论唐代制度，一论唐代政治，此书则言唐代社会风俗。
陈寅恪刚到燕京大学不久，先开设“魏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两门课，讲课的地点就在城内陕西街燕大校本部。到1944年秋季，又继续开“唐史”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两门课。这时，陈寅恪已经搬到城外华西坝华西大学的广益宿舍，住房条件有了改善，课堂也随之移往华西大学文学院。当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盲，走路略感吃力。穿长袍马褂，手拿黑布包袱，包着书本、讲义，另手拿着一瓶冷开水，步入教室，入座即开课，了无闲言。陈寅恪一面讲，一面板书，不时喝水。由于他讲课内容精辟，极富启发性，当时慕名前来听讲者，不乏百数人，讲堂座无虚席，待立门窗两旁，几无容足之地。听讲的不仅是学生，华西坝其他大学也有不少教师来听课，当时学术界不少人私下里尊称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他在讲述曹魏之所以兴起与南北朝之所以分裂，以及唐初李渊起兵太原，隋何以亡，唐何以兴，源源本本，剖析入微，征引简要，论证确凿。陈寅恪的课程每一堂有每一堂的创获和新意，多发前人未发之覆。陈寅恪讲诗亦如讲史，即以诗证史，而非纯诗之讲解。不先读元白（后加刘禹锡）之诗，是听不懂陈寅恪所讲的。追忆他所讲的内容，既专且深，自然有诸多听不懂的地方，两课能坚持听讲到底者，不过二十人，其中大多数今已成为在文史研究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①
陈寅恪当时将元白诗并讲是有自己的深意的。当时比较研究之法已有所滥觞，陈寅恪对此有独具的看法，以语言为例，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即指出各种语言有其特殊之文法，比较研究之法，非在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中进行，不能得其功。“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研究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所以陈寅恪对马建忠之仿印欧语系而建立中国文法之作不以为然，斥之为：“《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语言如此，文学更然。陈寅恪说：“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无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空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种议论，在今天看来，应该已经成为定律，但是退回五六十年前，则不能不说是一种卓见。即使在今天，胡乱比较之妄人也还有之。元稹、白居易处在同一个时代，同为元和体的创始人，两人多有同一题目之作，所作又互相影响，先生并讲元白诗，恰当至极。
多事之秋，在辗转逃难的路上，陈寅恪在不同的大学里留下了坚实的脚印，每到一处讲学，他都努力做好自己“教书匠”的本职，给曾经上过他课的学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陈寅恪一直认为讲课必须有新意，使学生每听一堂课都有听一堂课的收获，这样自己的课才没有白讲，学生增长了知识，才是为人师最大的成绩。如果所要讲课的内容已经写成文章发表，或者著书出版了，人人都可以买到看到，这样陈寅恪就不会再花时间开这门课了。他反对照本宣科的读讲义，认为这是在浪费听讲者的时间，他一再主张讲课必须讲出自己的创意和见解，给人以启发。例如，陈寅恪发表了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章：《桃花源记旁证》、《东晋南北朝之吴语》、《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等，这样他就不再开魏晋南北朝的课了；又如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后，就不再开隋唐史一课了；当油印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也就不再开元诗一课了。此特点为陈寅恪先生毕生教书育人的一大特立独行之处，为很多学者大儒所不及。为人仪表，师风泽传，影响了一代代人，遍天下的桃李，也是陈寅恪先生一生最大的收获和喜悦。
因为生活艰苦，营养很差，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1944年冬天，陈寅恪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事过不久，在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陈寅恪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唯一可以依靠的左眼忽然看不到东西了，随后住进成都燕大校址对面的存仁
医院，进行治疗，住在三楼73室。陈寅恪平日食量极少，主食但吃面包一二片，副食亦仅啖瘦肉一二片而已。既病，食量大减，靠打针和服维生素B来补充营养。须知当时打一针的费用昂贵，维生素B价格亦不菲，而且不容易购得。唐筼为买一药，四处奔波，实在是煞费苦心，尽力支撑。虽然偶尔亲戚好友解囊相助，也只是应付一时，而长年累月，膳食药费，开支日益紧张，艰辛备尝。陈寅恪住院期间，虽然辍讲，但是他还是热情地欢迎大家与他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他带的研究生经常就病榻前请益。此外，国内外学者途经成都时候，亦必躬谒面教，质疑问难者颇不乏人。对来访者提出之问题，不论用英、德、法语还是汉语，陈寅恪多先闭目沉思，然后作答，纵使答话只有只言片语，也是深入辟里，给人启发，令人信服。①
是年12月18日，存仁医院大夫对陈寅恪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前后，燕京大学老师同学们非常关心，很多同学轮流照顾，但身体、生活条件太差，加上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手术后仍旧没有恢复视力。反而为他日后赴英治疗留下了隐患，因为这次手术导致视网膜皱在一起，到英国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