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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最久，卷入知名学者最多的问题之一，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进一步提出唐朝的南朝化，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等名作，都是陈寅恪学术领域的不同程度地延伸。
杨遇夫（树达）先生1942年赠陈先生诗云，“朋交独畏陈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①陈寅恪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并在中国比较语言学研究各个方面都深有造诣。他致力于汉、中古和六朝的历史，而他的著述表面上以微不足道的枝节为基础，但成果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堪称学术界真正的贡献。他在西方比较语言学方面受过的训练是一流的。他曾经学过梵文、藏文及蒙古文，尤其精于藏文。他不但能够同时使用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的方法和文献，并且善于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利用。由于历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要结出最好的硕果，必须具备深厚的知识和批判的态度。在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真正的进展，是透过运用批判性的方法达致的，唯应用范围一般仍十分狭窄。近来，研究领域已有所扩展，但方法一般仍欠严密。欧洲正统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只是在最近的历史著述中才开始感觉得到。陈寅恪能够掌握其他人忽略的某些事实的真正意义，利用一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论证意义极为重大的事件。以前的中国历史学家，要么就是对细微的事实感兴趣，故他们的成绩不免支离破碎；要么就是对通史有兴趣，因此过于理论化和太具想像力。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民族问题，唐代的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的关系问题，隋唐制度之渊源等问题的研究，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严谨精邃，自成一家。因此，从治学方法论的层面来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要补充。陈寅恪虽然未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但他并不缺少历史主义的史识和朴素的辩证观点。他治史视野开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因小见大，长于在别人不注意处发现问题，找出内在联系，揭示出带有规律性的重大历史现象，言人之所未言。
陈寅恪治史以中古史为先，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由是可以看出，陈寅恪治史以中古史为易于见功力之微旨，非以上古与近现代史为不可专攻也。①
1941年12月14日，校读《新唐书》第二卷，书后附自记。次年正月，陈寅恪仍然校读《新唐书》。这年冬天，在坊肆中购得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十二册，排印字既小，且多双行注，字尤小，陈寅恪现在的眼疾已经厉害，做这些研究非常吃力。第十二册末的跋中提到，他是在无意中于书肆廉价卖到了这本书。不过几天世界大战起，在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研读此书也有利于消磨时光，于是匆匆读了一遍。以前家藏的殿本及学校所藏的本子都要远胜于这个本子。②以前陈寅恪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在太平之世，而现在读的本子时值乱世，反而给人一种亲切熟悉的感觉，身逢乱世，能坐下来安静地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也许已经是很大的享受了，而对于那段时间长期辗转奔波的陈寅恪似乎更是难得和珍贵。
动荡岁月的纷乱，阻挡不住为学的热情，这一年，陈寅恪还著有《读东城老父传》、《读莺莺传》、《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诸文。
1942年春，陈寅恪一家仍然困居在香港。有《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诗，末联：“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由此可深刻的感知到陈寅恪当时困居香港的苦闷心情。这个时候，艰难的生活中却出现了另外的不尽人意的插曲。据陈流求笔记记录，这年春节过后不久，陈寅恪旧时的学生来访，说是奉命请他到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陈寅恪对于日本人，身负国耻家仇，岂肯为侵略国家的敌人服务，他坚决地拒绝了。吴雨僧《答寅恪》诗自注有言：“闻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③日本人三番两次的骚扰利诱，这个时候陈寅恪想到的是，香港不是久留的地方，应该想办法尽快逃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5月5日，有船到广州湾（即湛江），陈寅恪一家带了简单的行李乘坐海轮由香港取道广州湾准备返回内地。途中，遇到风浪，一叶扁舟，惊险万状，但为了归死故丘，毫不犹豫。好不容易到达湛江，住进了一个嘈杂拥挤的旅社，与内地取得联系后，又由旱路经过赤坎、廉江、郁林、贵县，在贵县换船到桂平，换拖轮到柳州，在1942年六月末抵达桂林市。
陈寅恪在桂林留一年多，并任教于广西大学。
驻足广西大学
陈寅恪一家成功逃离香港抵达桂林后，他的亲朋好友都非常高兴。其兄陈隆恪有《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一诗：
蝉雀相乘劫，恢恢食报才。
穷愁羁我在，辛苦识君来。
正气吞狂贼，余生息祸胎。
危邦占剥复，未许后人哀。
吴宓听到老友脱险，亦有《答寅恪》诗：
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
心事早从诗句解，德名不与世尘灰。
这段逃难经历陈寅恪深有感慨，有《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予挈家自香港抵桂林已逾两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赋此》，又有《壬午桂林雁山七夕》诗。从吴宓日记中又有《夜读简斋自湘入桂诗感赋》诗：
我行都在简斋诗，今古相望转自疑。
只谓潭州烧小刃，岂知杨獠舞多姿。
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销故故迟。
谁挽建炎新世局，昏灯掩卷不胜悲。①
陈寅恪原计划到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英庚款会和广西大学既然相约讲学，就决定在桂林暂时休息，乃致书傅斯年辞去中研院专任研究职务，接受广西大学的聘任。任教广西大学的时候，陈家搬进背傍石山的广西大学宿舍中。据陈流求记录，当时敌机常来轰炸惊扰，经常逃警报。陈寅恪曾经冒着被轰炸的危险到粤边坪石当时的中山大学临时校址短期讲课，有“清谈与清谈误国”和“五胡问题及其他”两次学术讲演。陈寅恪到中山大学讲演是有一定原因的。老教育家金曾澄教授于1942年5月被当时的行政院任命为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他上任后，注意物色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来校任教。陈寅恪当时以教育部部聘教授身份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金曾澄代校长只好用特殊的方式处理，用特约教授的名义聘他来校为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讲学。于是便有了这两次著名的在中山大学的讲演，讲学的简况，当时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作了扼要的报道。
有了这段自港逃出的经历，陈寅恪虽然庆幸生还，但是“国门生人有新愁”。1943年春夏间仍然任教于广西大学，居住在桂林雁山别墅。陈寅恪有《癸未春日感赋》诗，给李庄史语所第一组诸友：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
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
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这首春日感赋，内含深意。首联是说时局好转，美国参战。次联藉汉时楚元王故事，喻士人不为世人所重视。穆生初受元王敬礼，因不嗜酒，王乃以醴，后王忘设醴，穆乃谢病去，且说：“醴之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第三联讽刺当局之虚矫，曾有请顾颉刚写九鼎铭词为元首祝寿一事，而不知道当时社会伤贫已甚，国家元气殆尽。末联之典出自《南史》：周颙、何胤崇佛法，但是周有妻子累，何有肉累，之所以不能摆脱世俗诸累，因为有身。老氏有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战事艰苦，物价飞涨，伤贫日甚，士人的生活穷困，此诗已经略见端倪。另一在桂林所作挽张荫麟二首之二，表达得更加清楚，隐约间我们还能感觉到那份深深的哀愤：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
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
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
陈寅恪任教广西大学一年多，他平日教人，言必信，行必果。奖掖后学，不遗余力。不但对古人不轻加訾议，即对当代人物亦不轻加品评。先生为人谦逊，虚怀若谷，而于学术问题上，是非分明，不以人废言，亦不以言废人。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客观真理。著文立论，无一字无来历。每能因小见大，多发前人所未发之覆。博大精深，自辟蹊径。不特能阐事理之当然，且能解其所以然。①
陈寅恪重点的治学方面落在历史领域，对于历史的研究，他提到，其中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凡是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者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是比较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