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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专才，学科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音乐以及东方语言。其课程的设置也别具特色，分“讲演”和“专题研究”二种。“讲演”为研究院学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须选定四种，由教授拟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至两次。“专题研究”则是在各教授所指定的学科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学力为本年内的研究课题，所设的学科达到23类。招生对象不限于大学毕业生，凡有经、史、小学根底者都可应考。但这些繁多且深入的学科，使得报名的学生中大多是已有专著的较为成熟的青年学者。尽管如此，研究院的入学考试还是相当难的，共分为普通国学、作文和正式选考的六门课，内容非常复杂。
虽然是振兴国学，但研究院的风格则兼取中西之长，全院的中枢是导师，这显然仿效牛津和剑桥的成规。但开课时校长介绍导师，学生必须行拜师礼，又似古时书院的遗风。导师指导学生读书，写论文。学生选定某一位导师后，即以“专业请业”，但也可以请多位导师同时指导。论文完成后，导师核定，一年就可毕业，但也可能延长到二年至三年，甚至四年。毕业证书由清华校长及全体导师签名盖章，这是民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在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教师职称中，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导师。它的含义大概有下列几条：第一，他们的职责主要不是“教”，而是“导”；第二，他们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不限于学生，助教、教员、专任讲师以至教授，都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如朱自清、吴宓就经常去听陈寅恪的课）；第三，他们的物质待遇一般都高于一般教授，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如陈寅恪工薪最高时达大洋五百元，王国维、赵元任可得两套教授住宅，等等。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的清华掌门人梅贻琦先生就职演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拥有一批高质、稳定的一流教师队伍，是一所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筹建之日起，便委托有关人士自国内外网罗寻求国学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来研究院担任教职，专门聘为导师。
由于清华校方的开明、诚恳、远见卓识及对知识、学人的尊重和学者们之间的共同追求与彼此理解、合作，同时依靠其丰厚的物质基础，在短时间内众望所归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四大导师（后黄节、傅增湘、溥桐及外籍音乐教师古普克也曾称导师），专任教师考古学家李济（后增加林宰平、马衡）及助教赵万里、浦江清（后又增加了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余永梁）等一时之选的众多才俊齐聚美仑美奂的水木清华，形成声名远播、蔚为壮观之景，昭示着清华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的来临，为其今后的发展，为造就一代薪火相传的硕学通儒奠定了基础。聘请四大导师来清华任教，其间发生的诸多颇可玩味深吟的掌故、趣闻，思来仍令今辈学人唏嘘慨叹。
第一位到校的导师是王国维（1877…1927）。王国维应聘前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已有突出成绩。1923年后，转治西北地理和蒙古史，也颇受好评。胡适曾奔走推荐王国维任导师，起初王国维并不愿意就任。后胡适又多次往来京津相劝，并请得清废帝溥仪的“圣旨”，王国维才同意去职就聘。当时国学院学生蓝文徵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中曾这样记述了邀请王国维为导师及研究院初创时的情景：民国十四年国学院成立时，校长为曹云祥，曹是外交官，不懂办学校。他请胡适之订研究制度，胡适之以中国旧式书院及英国学院制，裁长补短而成清华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问，专任先生称导师，年青些则称讲师，无教授，亦无校长，只在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管理杂事。制度订妥，曹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资格。胡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此外；《吴宓自编年谱》中，还有一段足可显露当时学人风采和国学大师性格的记载，1925年2月23日；“宓持清华曹云祥和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看来如不是胡、曹二人至诚厚意，吴宓执以中国传统学人之礼，于王府堂前行三鞠大躬，王很可能如拒绝北京大学的迎聘那样，能否“乃决就聘”，尚未可知。王国维担任课程的范围，包括“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指导研究生的范围则包括上古史和经学等。
第二位到校的导师是梁启超（1873…1929）。礼聘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较为顺利。梁启超在应研究院之聘前，与清华关系已久。1914年冬，刚刚建校3年的清华，便邀请当时社会声望如日中天、任司法部长的梁启超到校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用《易经》“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少年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这对清华的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立为清华校训。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已于11月30日来清华，“假馆著书”约10个月，取名所居的西工字厅为“还读轩”。自1920年12月2日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1922年2月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所以当1925年2月22日吴宓持聘书往天津梁启超的寓所请为国学院导师时，梁启超欣然就聘。其讲授和指导的课程有“中华文化史”、“儒学哲学”、“历史研究法”等。
第三位到校的导师是赵元任（1892…1982）。赵元任于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名列第二。在美国留学期间，先后毕业于康奈尔和哈佛大学，主修数理和音乐，得哈佛物理博士（1918）。两年后回国，最初在清华教数学。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赵元任担任翻译。他常将罗素的讲稿译成不同的方言，正确而流利，因而引发他对语言学的兴趣，从此致力于此。1921年秋赴美，到哈佛大学教中国语文，同时研究音韵和乐理。1924年离开哈佛到欧洲旅行研究，在瑞典时与汉学家高本汉论学，并商谈翻译高氏名著——《中国语音学研究》。1925年回清华任教，接受研究院应聘，主要讲授“语音学”、“苏州方言调查”等。
最后到校的导师便是陈寅恪，也是最费周折的。国学研究院开办时，陈寅恪尚以翩翩36岁佳公子独身之躯在德国
留学。虽然陈寅恪长期游学欧美，学问博大精深，在国内却是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其与声名卓著的王静安、梁任公、赵元任同聘国学院四大导师，除学养深厚使然外，关键在于有力人物的推荐。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的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如前已言，他们二人在哈佛相识，吴宓对其一见倾心，推崇备至，此时清华组建国学研究院，他自然忘不了“全中国最博学”的陈寅恪了。
当然，聘请陈寅恪也一定得到了王国维和梁启超的赞同。王国维曾向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推荐陈寅恪，梁启超则是陈家的旧识，素知陈寅恪的家学渊源。陈哲三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中这样记述：“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于是，陈寅恪于1925年回国应聘，但是因为散原老人有病，请假一年，到杭州侍疾，1926年7月7日抵京，至8月25日开学前才到达清华园，时年37岁。
是时研究院共有导师4人，讲师1人，助教3人，导师和讲师可以招生，导师、讲师所担任的指导科目也据各人专长分任，研究院逐渐步入昌隆之运。后来李济之先生在《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中追忆说：
民国十四年，为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的第一年，这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清华为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实称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及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我是受聘去作讲师的一人。那时华北的学术界的确是很活跃的，不但是纯粹的近代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等均有积极的研究工作表现，受人重视，就是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号召，也得到社会上热烈地支持。
当时华北学术界非常活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风气大开，国学研究院的实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自然受各方面的重视。加上四大导师先后到位，极盛一时，真可谓“清华学院多英杰”。
研究院先后共招收了四届学生，总计70余人。1925、1926年各录取学生30余人，合计61人（含备取6人），1926年毕业29人，其中15人申请留校研究一年（实际有7人注册）；1927年8月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