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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敢写这本书，早年部分，正因有二姊为我打底，我才得以顺利完槁。－二姊万
岁！
我从北京转天津到上海时，已是一九四八年岁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学校当时叫缉规
中学，今已改名市东中学，老友陈平景、陈兆基都代我旧地重游过、拍照过。缉规是聂缉
规，他是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丈夫，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骂他“纨挎习气太重，除应
酬外，乃无一长”，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也如此骂他，不过左宗棠却提
拔他，最后自江苏巡抚做到浙江巡抚。我对缉规中学感情最淡。一来前后只三个月；二来上
海是个市侩气极重的地方，给我印象不佳。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书店。
我从小爱书，在北京念小学时候，最吸引我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
橱窗，窗内有蒸气火车模型，这是真正用蒸气开动的玩具，我爱死它了。另一个是学校音乐
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是一排排整齐的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小学生
文库》。在日本鬼子统治北平时期，这些书是比照禁书锁起来的，抗战胜利后，不但橱门打
开了，我还做了图书馆长。从此“利用职权”，对这套“小学生文库”，更为熟悉。这套书
有五百本，约一千万字，插图达七千多张，作者达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赏的第一套丛书。
由于对这套书的好感，从而对出版它的商务印书馆也心向往之。北京琉璃厂本有商务印
书馆的分馆，可是上海的总馆，才是更吸引人的。由于老姨父做过上海附近嘉兴县的县长，
对上海熟悉，每在我问到上海的总馆的时候，他就详为解答，并且打趣说：“看你这样问东
问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才过瘾呢。”说这话后半个世纪，我没做成它的
总经理，但它的总经理郝明义却到我家来拜码头了。不过，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名称上面
被国民党伪政府硬加上“台湾”两字，倒有点像伪组织，比起真正的商务，可就逊色多了。
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经验之一。另一欣喜的经验是我十七岁在台中一中
时，当年商务的正牌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幅字送我，字写得又破又熟练，但他不是别人，就
是《小学生文库》的主编者啊！我三十一岁被国民党迫害时，印《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王
云五也亲笔预约了一套，后来听人说王云五极力称道李敖才干，可是“不敢用他”，足见李
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学生文库》以外，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
《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
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平，
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三九0号的总店。北平的分店比较
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河南中路二一一号的商务
印书馆，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开明书店却
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开
明书店不单在北平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
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
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
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
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
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
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
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
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
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
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
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
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
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
明目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
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
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
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
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
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北路大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
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
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惟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
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
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
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
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
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七十七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
牌一段七十七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
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
粮。
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
了么？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
指，声音平直他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
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
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同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
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
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
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
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
慢慢他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口开放探亲后，我
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
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
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
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次，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帧是我
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
战期中，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
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
平，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
姨太大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大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
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牺牲自己，而实际献身给国民党高干以卧底者，比比皆是。
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工晓波的母亲，就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
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年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
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
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姊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
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
妹人、后来仟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帧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
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
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