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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李敖:李敖快意恩仇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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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敢写这本书,早年部分,正因有二姊为我打底,我才得以顺利完槁。-二姊万
岁!
  我从北京转天津到上海时,已是一九四八年岁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学校当时叫缉规
中学,今已改名市东中学,老友陈平景、陈兆基都代我旧地重游过、拍照过。缉规是聂缉
规,他是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丈夫,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骂他“纨挎习气太重,除应
酬外,乃无一长”,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也如此骂他,不过左宗棠却提
拔他,最后自江苏巡抚做到浙江巡抚。我对缉规中学感情最淡。一来前后只三个月;二来上
海是个市侩气极重的地方,给我印象不佳。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书店。
  我从小爱书,在北京念小学时候,最吸引我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
橱窗,窗内有蒸气火车模型,这是真正用蒸气开动的玩具,我爱死它了。另一个是学校音乐
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是一排排整齐的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小学生
文库》。在日本鬼子统治北平时期,这些书是比照禁书锁起来的,抗战胜利后,不但橱门打
开了,我还做了图书馆长。从此“利用职权”,对这套“小学生文库”,更为熟悉。这套书
有五百本,约一千万字,插图达七千多张,作者达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赏的第一套丛书。
  由于对这套书的好感,从而对出版它的商务印书馆也心向往之。北京琉璃厂本有商务印
书馆的分馆,可是上海的总馆,才是更吸引人的。由于老姨父做过上海附近嘉兴县的县长,
对上海熟悉,每在我问到上海的总馆的时候,他就详为解答,并且打趣说:“看你这样问东
问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才过瘾呢。”说这话后半个世纪,我没做成它的
总经理,但它的总经理郝明义却到我家来拜码头了。不过,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名称上面
被国民党伪政府硬加上“台湾”两字,倒有点像伪组织,比起真正的商务,可就逊色多了。
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经验之一。另一欣喜的经验是我十七岁在台中一中
时,当年商务的正牌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幅字送我,字写得又破又熟练,但他不是别人,就
是《小学生文库》的主编者啊!我三十一岁被国民党迫害时,印《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王
云五也亲笔预约了一套,后来听人说王云五极力称道李敖才干,可是“不敢用他”,足见李
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学生文库》以外,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
《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
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平,
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三九0号的总店。北平的分店比较
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河南中路二一一号的商务
印书馆,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开明书店却
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开
明书店不单在北平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
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
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
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
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
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
  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
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
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
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
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
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
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
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
明目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
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
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
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
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
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北路大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
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
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惟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
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
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
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
  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
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七十七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
牌一段七十七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
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
粮。
  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
了么?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
指,声音平直他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
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
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同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
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
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
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
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
慢慢他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口开放探亲后,我
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
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
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
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次,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帧是我
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
战期中,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
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
平,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
姨太大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大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
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牺牲自己,而实际献身给国民党高干以卧底者,比比皆是。
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工晓波的母亲,就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
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年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
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
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姊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
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
妹人、后来仟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帧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
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
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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