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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
(De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
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
的外铄,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舍我其谁的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有
那种架式出来,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舍我其谁的。三十年前,《纽约时报》的两名记者包
德甫和沙荡夹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边照相我一边说:“糟糕,我被美帝包围了。”——
他们知道我这个中国人自大,而愿一左一右侧立拍照,可是,我仍旧嘴不饶人,真情以玩笑
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鸿章和戴高乐也。
当然,你自大,你自我肯定的部分,别人并不一定买账,邓维帧要办《政治家》时,跟
我谈过很久,我就告诉他我应该是第一期的封面人物。他问:“为什么?你又不是政治
家。”
我说:“就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所以才应该找我。政治家是应由思想家来领导的,你说
对不对?要不然水准就会降低,会变成政客。罗素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不是也莫名其妙
吗?他觉得他应该得和平奖才对。”罗素为什么会有自我肯定与别人肯定的落差呢?原因无
他,你的伟大,别人不知道百分之百,只能知道百分之几而已。明朝未年,姑苏才子汤卿谋
说人生不可不具三副眼泪:第一副眼泪哭国家大局之不可为;第二副眼泪哭文章不遇知己;
第三副眼泪哭才子不遇佳人。后逢甲申之变,伤心而死,活了二十四岁。这位短命才子以文
章不遇知己而哭,其实这种情形不以小牌作家为然,即使大牌作家如袁枚等,虽名满天下,
但读者所测其浅深,也极有限,文章遇得的知己也只是部分而已。我李敖以文章名,但读者
所知,也只是部分而已、甚至是一小部分而已。不过有一趣事,聊可推翻明朝才子,一九九
二年一月三日上午,我在荣民医院排队领药时,有两个阿婆插队,我斥责之。事后有一漂亮
摩登女士回过头来说:“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写得好极了!”我一时认不出她来。
后来她拿出名片,才知道她是郑淑敏。我说:“十多年前远流老板介绍过。你愈来愈年轻,
认不出你来了。”我的《北京法源寺》是我“不遇知己”的“文章”,但得“佳人”品评如
上,自是佳话。可惜一些“佳人”,她们正如古话说的“卿本佳入,奈何从贼”,她们跟错
了男人、认错了体制、入错了政党,“从贼”以去,未免可惜。
有收藏家刻收藏印,印文是“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对艺术品和女人,
我的心胸亦复如此,只是得者多为牛粪,故鲜花插上,殊杀风景耳。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在
路上认识了台大心理系的“渊如”,很有味道的女孩子,我认识她二十分钟就约她到我家,
她跟我来了,后来还定了下次约会时间。不久,我收到她的信,她说还是不再来了,说她宁
愿过平凡的日子。又在电话中说她还是跟定她相识已久的政战学校的男朋友了,我对她太
“高”了。挂了电话以后,我的感觉是一片惋惜-鲜花又插在牛粪上了。”但愿得者如吾
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可是,谁又能如吾辈呢?
为什么我的人生不像明朝才子那样悲惨呢?因为我用玩世的喜感“化”掉了一切,所以
遇到不如意事,我不但没有三副眼泪,连一副也没有,有的只是哈哈一笑。不如意事以外,
我发为评论,评论中也考究玩世的喜感。例如一九八九年有所谓无壳蜗牛卧上街头,以无住
屋为抗议的活动,孟绝子打电话来,聊天中谈到如何才能有效逼国民党伪政府面对房屋政
策,谈的结果,发现只有采集体大便模式,才能奏效。无壳蜗牛们应以一万人为集合人数,
先到中正纪念堂大使,如官方再形玩忽,则二十四小时后,再去慈湖大便……(略——
编者狗屎编者-文岭)于是,无壳蜗牛们无屋可住,逐水草而居;国民党有屋住不得,
逐水肥而居,余味无穷之下,民进党进无隙拉大便,退无缘捡水肥,其逐臭空间,也随问政
空间一体减少矣。
政治问题,大便解决,其斯之谓欤?惟一的流弊是,有朝一日,国民党政府房屋政策落
实过度,盖好以后,以为是国民住宅,其实全是一间问公厕。蜗牛又叫苦矣!——这就是我
玩世的喜感。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李宁代《政治家》访问我,说:
“你的确是个很好的宣传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吗?还是另有原因?”我答道:“当然一
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戏,”“我出道的时代跟胡适不一样。胡适那时代的知
识人很受尊重,而胡适出来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容易造成一个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
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断有诉讼、不断有花边新闻,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这有助
于我的发言权,当舆论这样封锁我时,它还是无法完全拒绝我,还是要登我一个百分比,因
为它忍不住不登嘛!”我举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为例:“这次我出来,《联合报》登了我的
消息,《中国时报》不登,听说余纪忠开会时很生气,因为漏掉新闻他们也吃不消。《联合
报》一开始虽然登了,可是后来我写了一封信到《联合报》,他们就不登我的,登别人的。
不过,没关系,他们总要给我一个百分比。”就靠这一点百分比,我迂回性的、点缀性的突
破了这个岛对我的封锁。诀窍无他,我是真人演假戏而已。——假戏不是虚伪,而是有技巧
的“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在这岛上,别人是靠成群结队狼狈为好造势,我却靠独来独往
单枪匹马造势,比别人难多了,所以要会作戏。我的戏目有很多种。第一种是要有“狂
气”,狂气就是有话直说,不必谦虚。在许多方面,我的表现一点也不谦虚,不过,这就是
我。当我觉得我是第一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说我是第二?我要打破这种虚伪。更有甚者,我
表现我是第一的时候,是干脆以自吹自擂的姿态,大言惭人的。我的敌人胡秋原骂我“诈疯
魔”,这次他说对了。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人家捧我,我很不安,因为捧得不够。”萧
翁毕生自吹自擂,狂气不脱,良有以也。狂气以外,另一种是“流(流氓)气”。周作人说
写文章要有点流氓气,其实做人也当如此。有流氓气就是敢做敢当、不恤人言、不怕声名狼
藉,为了真理,不怕人说闲话。孟子说匡章是天下大贤,但是举国都说匡章不孝,因为他跟
他老子争是非。可是孟子为他跨刀,孟子说大孝子才敢这样做啊!可是匡章的不孝却一直洗
刷不清,只有靠孟子来保锑。有时候,坏名誉会跟着你走一辈子,你没办法,也只得由它跟
着走。这时候,有点流氓气就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不会像匡章那样痛苦。流氓气的
最大特色是对闲话的反应异乎寻常:“是老子干的,又怎样?”这样一来,手足无措的,就
换成说闲话的本人。一如闲话说一少奶奶偷人,偷了姓王的,如果少奶奶的反应是:“老娘
偷了好几个姓王的,你说的是哪一个?”这样一来,手足光措的,就换成说闲话的本人。
在我表现狂气的时候,看起来有大头症、有自大狂,其实我内心深处,可自我谦虚得
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来浇自己多么有名的凉水;也用两个故事,挖苦我没有那么有名或
有名有过了头。一次在高雄,向市警察局索赔,它的副局长迎面而来,亲热地握住我的手,
赞美说:“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拜读过你写的《高山滚鼓集》!”一次在台北,路过
大安分局,它的一名警察拉住我,也赞美说:“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看过你写的《野
鸽子的黄昏》!”我想,对我说来,固飞来劣书,空降头上,弄得啼笑皆非;但对劣书作者
(柏杨和王尚义)说来,也将生而切齿、死不瞑目吧?有了“狂气”和“流气”,再加上我
的“义气”和“勇气”,自然就形成了完整的李敖综合体。这种综合体总归户在玩世的喜感
上面,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李敖了,我玩世的法子很多,我常用的一个,就是盯
住一个人,在他身上,胡思乱想一阵。这一胡思乱想,这个人完全不知道,但他已被我千里
外取其首级或摄其魂魄或其他了。这种隐秘的趣味,不是“意淫”,意淫是对美女用的,可
是这种胡思乱想,却是专门用来对付男人的,其中尤以丑男宿敌为多。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
日,我写过一篇《我要吻周联华》,稍举数例,以泄天机:
一、我盯住了周联华…周联华是教棍。我讨厌教棍。我讨厌周联华。不过周联华比台中
思恩堂那教棍沈保罗要好…拉王轮的却厕身学术界,学术界苦矣!苏南成吗?不是。苏南成
不要脸台湾第一,可是论丑却台湾第二。台湾第一丑不是别人,乃是许水德。许水德丑得可
真上相,尤其他那天庭之内,凸凹不平,好像沙皮狗加猪头肉,丑死人了!国民党竟把这种
丑类不徙入南海而引进政坛,其罪状也,与破坏生态环境相等。不过,许水德之丑,倒还慈
祥,不像郑周敏、黄任中那样丑得有杀气,这可算是惟一令人稍得喘息之处。
四、我盯住了连战——这个岛上谁最讨厌?柏杨吗?你一读他的文章,你会转移这种感
觉到他文章上面,所以不是柏杨。吴丰山吗?这小子的确看起来令人浑身不自在,当选国大
代表以后尤其如此,他仿佛以为自己是大官,老端个臭架子、摆张臭脸,从来没学会怎么
笑。为《自立晚报》诽谤李敖事,他亲来我家道歉。他坐在沙发上,